中国国家图书馆
晋江
<<国殇>> 张洪涛著 团结出版社 58元 514页 从1931年到1938年《血战》胡兆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32页，80元
天一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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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简介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
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俄国文学史略》(1924)是中国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太戈尔传》(1925)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主编《民主》周刊。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简介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扩展资料一、人物评价郑振铎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二、郑振铎贡献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三、郑振铎主要作品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 小说：《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偻集》 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
发行价小6千。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国家统一编制，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现代史学会联合制作《抗战》大型珍藏纪念册。它集图片、文字、银章，邮品于一体，堪称一套史料丰富翔实的珍贵历史文物收藏品。
收藏价值是有的，但是市场价值不是很高。 楼主的书籍是属于古籍善本一类的。
正确。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有战争就有和平自己去找与和平有关的你又不说你要什么战争心理战争可以么??恩恩~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就：在史学理论方面，抗战时期初步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华岗的《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传统治史方法的传承与扬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史学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分期等史学理论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初具框架。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史前社会作了深入的考察，纠正了“疑古派”的一些错误推断，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矛盾、发展特点及停滞原因，开拓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有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时所取得的在古代史领域的重要地位。在通史编纂方面，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这批著作无论是在体系的合理性、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在观点的科学性、深刻性及创新性方面都处于当时史学界的最高水平。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在抗战前夕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开了先河，打破了资产阶级史学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抗战时期，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著作，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学术思想都作了阐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也成为当时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这些学者都把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存在来分析社会意识，注重探究各种学术流派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这一点是旧史学所无法做到的。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对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党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为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在此阶段，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著作；对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胜利与挫折都作了深入的探究，成为这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而经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从成立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系统概括和科学总结。这些成就的取得，表明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已初步创立。扩展资料：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需求和社会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在驱动力。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从历史深处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历史经验教训来指导和服务现实的革命与抗战事业，成为时代赋予史学家们的重大历史使命。另外，抗战时期史学界的频繁交流和激烈争鸣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环境。作为一名具有深厚史学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其革命史观，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高度评价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如何科学研究历史，毛泽东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诸如：应运用马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对历史问题反对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应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等等。延安整风运动中掀起的全党学习研究历史的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契机。毛泽东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全党对历史的学习问题。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号召全体党员都应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党自身的历史。在整风运动期间，《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革命文献的编辑出版，为当时及此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基础。而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集这时期党史研究之大成，对抗日战争以前党的历史作了一个阶段性的科学概括和系统总结，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都作出了正式的结论。“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中国史学界的旧格局。封建史学因其完全落后于时代而趋衰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思想观点，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赢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广泛赞誉和欢迎。不少史学家在这时期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在对历史的宏观通识方面，还是在把握时代主题、揭示历史规律和服务社会现实方面，都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胜处和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转变以往的治史方法，开始采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如吕思勉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唯物史观“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应该没有。二战时期的前夜，马克思主义也是伴随着八国联军的炮火侵入中国大陆的，而且还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才有所了解的。在中国还谈不上有人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著能力，更是缺乏思想与灵魂上的认同和欣赏，难以形成超越中国文人墨客们自有“主义”的境界。而在俄国的列宁，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条查研究的探讨后，才找到了俄国人自己的认识和概念，并得出了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不同的认识结论，从而在俄国出现了布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等几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最后成功建设了以布尔什维克为指导思想的苏维埃。在中国的实践中，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面的认识，他们在模仿、甚至把苏维埃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执行斯大林的指令而成为苏联的胁从者，或者是政治上的投机赌博，而缺乏思想上的认识。如果说非要整出一个什么“比较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那么就要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是比较贴切的，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以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得到的成果，其他的都是狗屁，他们只是一味的附和外国人的思想。而抗战时期的“比较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也不会取得任何的抗战成果，只有《论游击战》才是真实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在抗战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