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主要有佛教文献占90%以上，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民间变体，佛像创作，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
5万=50000 50000×（1-70%） =50000×3 =15000（件） 答：国内现存莫高窟出土文献约有15000件．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他指的就是佛教文献，因为共有90%以上，而且也是一些民间变体，也有精神回忆录，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查阅到更多的知识资料和内容。
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因为书的背面被当时的小朋友随意涂鸦了，所以网友们调侃千年前的小朋友跟现在的小朋友没什么区别。
敦煌文献以写本为主体,具有写本文献的特征,了解和认清其特证,是正确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最基础的环节,本文从敦煌文献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
主要有佛教文献占90%以上，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民间变体，佛像创作，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
敦煌出土了千年前的文献《凶吉书仪》，这次的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本文献是一本关于士族生活的文献，因此这本文献的出土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士族生活。这本文献的出土对于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文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敦煌原本为月氏人的游牧之地，但自汉代设立河西四郡以后，就开始逐渐并入中原的版图，不过，在这之后，敦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仍然很密切。到了唐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曾经占领过敦煌，并留下了许多藏文文献。至张氏与曹氏归义军时，还留下了大量回鹘与于阗国的珍贵文献。敦煌所保留文献的丰富程度与价值之高超出我们的想象。敦煌莫高窟所保留的壁画与泥塑一、吐蕃在今天西藏本土保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非常的少，但在敦煌却保留了大量吐蕃时期的传世文献。在敦煌所出土的藏文文书中，不仅保留了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资料，还保留了和吐蕃王室有关的历史文献，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另外，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涉及吐蕃历代赞普事迹的《吐蕃王朝大事记》，这部书对我们研究早期吐蕃历史，特别是赤松德赞统治敦煌之前的吐蕃历史有很大帮助。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反映在吐蕃统治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历史文献，如《吐谷浑大事纪年》，就记述了吐谷浑向吐蕃称臣时的故事。吐蕃使臣像二、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公元840年，身处蒙古高原的回鹘被黠戛斯攻灭，此役让回鹘国彻底亡国，并进行了大举西迁，一部分回鹘入居河西走廊成为甘州回鹘，一部分回鹘到达吐鲁番成为西州回鹘。过去我们对这两个回鹘的了解多集中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与《宋史》等正史文献的记述，但内容也多与朝贡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回鹘人像此时，甘州回鹘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又侵吞了归义军政权在伊州（今哈密）的地盘。历史上敦煌正好处于这两个回鹘政权所交汇的地方，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两个回鹘政权既有争夺又有来往，而敦煌文书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对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国传世文献记载的特别稀少，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才能知道其中大概的内容。三、于阗王国于阗王国原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王国，自汉代就有关于于阗国的记载，至唐代于阗国依然强大，作为西域早期的佛教国家，其宗教信仰一直较为浓重。唐中期，于阗被吐蕃所占领，而于阗是何时从吐蕃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目前文献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估计应在公元9世纪前后，即与张议潮归义军起义的时间大体相当。敦煌的佛教雕塑于阗国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唐的统治，但于阗国的国王一直保持着对唐的纳贡，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于阗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至公元914年，于阗国开始与曹议金所建立的曹氏归义军保持密切的来往，特别是曹氏归义军与于阗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即于阗王娶了曹议金的女儿。至10世纪，回鹘建立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剌汗王朝。不久刚刚崛起的喀剌汗王朝就对于阗佛教国发动了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此时于阗国为了获得经济与军事的援助，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敦煌文书中就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于阗与敦煌之间交流的史料。在今天敦煌的壁画中还保留了众多带有于阗人特点的壁画，而这些宝贵的材料也成为了研究于阗史的重要史料。今天于阗国的佛教遗址四、粟特人粟特地处中亚西部，自中世纪开始就成为了东西间文明传播的中介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次地进入中国，而敦煌就成为粟特人东西往来的主要中转站。所以敦煌保留了大量以粟特文撰写的文献。唐代时，粟特人主要生活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康国、石国、米国等地，汉文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7世纪开始就与唐发生密切的关系。8世纪初期，中亚和大唐之间的战争导致西域局势紧张，加之安史之乱与吐蕃入侵，致使生活在今天新疆的粟特人不得不选择四散而逃。文献记载，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仍有粟特人在敦煌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今天敦煌的藏经洞内，发现了大量由粟特人留下来的佛教典籍。但实际上粟特人原先信仰祆教，后来因为长期在敦煌生活而改信了佛教，这也说明部分粟特人在敦煌一带曾经长期存在，而敦煌的佛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粟特人。粟特人留在敦煌的珍贵文献也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唐代粟特人生活的重要史料。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连接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盗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违命不直接向学部复命。私下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贪污盗取走部分珍品。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贪污不少，这些经过儒官精选的文物被贪污私吞，都是上等文物。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内烽隧、古墓葬等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4万件以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 敦煌学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 敦煌学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
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用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字、考古、科技，等等，应有尽有；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经史子集也好，三教九流也罢，无所不包。而且，除了传统的中国学术之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还遗留下来许多周边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有藏、回鹘、於阗、粟特、梵、西夏、叙利亚等语言所写的文献，内容则包括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世界各种宗教文明的遗。敦煌文书据《催募经款草丹》，系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由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无精密统计，一般估计在四五万件左右。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手段，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经英、法、日、俄等国文化窃贼（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等）盗劫,流失海外者甚多，其中绝大部分分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加上零散的流移，敦煌资料目前集中收藏在英、法、日、俄、中等国以及分散在德国、丹麦、瑞典、美国、印度、韩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汉文卷子主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目录《敦煌劫余录》及其补编；藏文卷子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与敦煌县文化馆。
一千多年前小朋友写的字有多可爱，在敦煌出土的一本叫《凶吉书仪》的文献中就能看到。这本出土的千年之前的文献，背后被调皮的小朋友用来当画画的草稿纸，还标注上了“这是啥啥啥”的文字，真是相当可爱了。看来学习搞怪这件事，跨越千年，小孩子们都差不多呀。 中华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其文字也是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由于其民族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同化性而始终没有间断过的文化传承，这使汉字成为世界上较少的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约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出现的甲骨文被广泛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一直发展到今日，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后来，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各种字体纷纷诞生，中国文化的繁荣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知名科学科普博主@科学未来人 指出，他找到了相关考古论文，来自兰州大学的刘全波老师。据介绍，《吉凶书仪》里的这批“白画动物”一共有13幅，经过辨认可以大致读出大部分题字，而且风格一致，格式一致，并非杂乱无章的杂画，因此绝非随意而为。经过考证，这批白画动物出自22岁的学郎李文义之手，目的则是为其弟李文进进行启蒙识图教育，类似今天流行的启蒙识图教育，虽然浅显但也具有实用性、针对性，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金俊音也随后坦承是自己学识浅薄，需要多多学习。据了解，敦煌文献是随着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出土的，在洞里封存了近一千年，这次引发关注的这件1908年就被法国人伯希和带到法国去了，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