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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投稿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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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便于匿名审稿和通讯联系,稿件在形式上分为三部分,并作如下要求:①首页。首页为稿件前第一页,应依次包括中英文对照的如下内容: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详细通信地址、邮编、电话号码及电子邮件地址。如无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地址,将影响论文进入审稿程序。②正文。正文应另起一页,内容依次为中文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及注解和引用作品,正文中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如论文属省部级以上科研立项的成果,请在正文第一页加脚注,并说明项目名称、批准文号、起讫时间、管理单位以及本人所承担的任务。2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在参考《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的基础上制定了在本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引用作品应保证十条以上。所有中文引用文献均需附上英文译文。凡是向本刊投稿的作者务必注意本刊对注解和引用作品的要求。如作者暂时不能适应本刊关于文体方面的要求,则请作者一定要提供详细准确的注解及引用作品信息,如作者姓名、论文名称、杂志名及出版时间、论文在杂志中的起止页码、引文在杂志中的具体页码。再如著作名、译者、出版地、出版单位、时间等。上述信息均需要英语译文,如有英文版,则请认真核对。凡缺少必要信息的来稿,则可能不能进入审稿程序。

可以多看外国文学研究这本期刊,里面有很多关于新作家、新作品、思潮的文章。这本期刊很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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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认真写作,写完后多读几遍,多改几遍。  2、不要在“作文投稿”处边想边写,一是防止网络故障内容丢失,二是这样草草地地写对提高作文水平没有帮助。  3、不要将一篇作文重复投稿。   4、不要使用繁体字、火星字。   5、不要从书上或网上摘抄别人的作文,抄袭文章将不予发表。   6、留下电子信箱,这样作文发表后邮件会通知你。  7、如不希望公布作者信息,请在备注中进行说明。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一、《历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主要栏目包括专题研究、理论与方法、史家与史学、讨论与评议、书评、读史札记、学术述评、国外新书评介、读者来信等。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惠赐佳作。谢绝出资刊文。二、本刊实行匿名评审制。来稿请勿标注作者姓名。有关作者的信息,如姓名、生年、工作单位、职称、邮政编码、电子信箱、联系电话等, 请附另纸写明。三、研究论文请附200-300字内容提要和3-5个关键词;并附中文提要和关键词的英文译稿,供编辑参考。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及相关国家标准和法规,如关于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规范等。五、本刊引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方式。详细情况请参考《<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六、本刊整体版权属编辑部所有。七、凡向本刊投稿,如未注明非专有许可,视为专有许可。八、未经采用的来稿恕不退还。九、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来稿做文字性修改。十、稿件一经刊用,即寄送样刊。十一、如对以上规定有异议,请予说明。十二、作者请登录《历史研究》网站,使用在线投稿系统赐稿。投稿方法:①登录;②登录投稿系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未注册的用户须注册后方可登录,注册信息必须真实有效;③点击网上投稿;④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在“分类”栏选择稿件所投编辑室;⑤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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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追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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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应是;向国外的文学岀版社怎么投稿。或者:外文的翻译作品怎么向岀版社投稿。你投稿的目点是想岀版,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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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朋友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 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var script = ateElement('script'); src = ''; appendChild(script); 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深感国家落后,认定富国强兵必须向西方学习,首先要改良政治,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直接推动下,废科举办学堂,1903年清政府采用西方学制,颁布《学务纲要》,语文独立成科,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必须指出,否定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改用西方的语文教学模式,只是政治思想运动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语文教育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这一转变没有进行学科自身的研讨,没有认真分析总结数千年的汉语文教育的利弊得失,对语文教育的传统采取了简单地全盘否定、抹杀的态度。 现代语文教学一开始便存在着失误。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识的问题。而且百年来不断强化向西方印欧语系,包括苏联的母语教育学习,导致我国语文教育背离传统、背离汉语文特征越来越远,以至教学实际水平不断下降,造成今日被人视为“误尽苍生”的结果。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反思,再反思。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有两个基点,一是封建统治的需要,二是汉语言、文字自身习得运用规律的制约。比较一下印欧语系的古代语文教育,二者尽管都属适应政治需要的泛语文教育,但内容极不相同。这里不谈教育内容、文章内容、思维内涵的不同,而是看言语形式本身。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语文教育,一开始便学字母拼音,学习语法,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学习以动词为中心主谓宾定补状相互组合时的形态变化。而我国汉代之前早已是集中识字写字,不分词类词性、主谓宾,更不管词的形态变化;但讲究六书,学习汉字的造字法。西方语文教育从学语法开始,我国古代没有西式语法自然不学,这并不是我们落后,而是因为汉语汉字根本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字。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文章大师和文学大师,哺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滋养了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科技,这些事实就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并不落后于西方的明证。 从中西古代语文教育事实的比较中应得出一个起码的结论:语言文字不同,语文教育的内容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 可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一开始便没有冷静分析古代语文教育的是与非,没有顾及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简单地学习西方的分散识字,抛弃了利用韵语集中识字的传统,历史已表明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汉字教学的水平,从而制约了整个语文教育水平;通过诵读典范文章以形成语感的做法,也被斥之为“死读书”;并且开始以并不那么合汉语规律的“语法”,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这不是汉语文教育自身的演进,而是一种人为的扭曲,根本没有对语文学科自身的规律进行研讨。这样背离民族母语教育的传统,使我国语文教育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断层。而这一切却是在现代化、科学化的旗号下发生的,是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伴生的,是政治革命运动的产物, 使人们难以认识它内含的谬误。以至这一谬误延续至今,仍深深束缚着语文教学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迅速在全国范围普及,并且正确地将“国语”“国文”课合并为“语文”,确认“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以培养听说读写能力为学科目的,逐步明确语文的工具性。这是历史的大进步。但是至今的五十年历程,真是曲曲折折! 在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时代潮流下,1951年提出对语文教学来说似是而非的“语言是科学,文学是艺术”,致使中学语文分为汉语、文学两科。虽只是从1955年秋到1958年3月短暂的实行,但影响极为深远。 从此,语法正式被认定为第一位的语文基础知识,认定提高语文水平必须与印欧语系一样学习理论语法;结果语法越学越多,学生的语文水平却越来越低。这里必须明确,我们运用母语凭的是语感,是以习惯的形态存于大脑的本体语法。印欧语是形态语,口语转为书面语形态的变化必须规范化,汉语是逻辑意合语,口语转为书面语不必考虑形态变化,凭语感便可以了。同时,因之理性的文章的文学分析日趋盛行,加上左的政治的影响,强化文章(文学)的内容分析,挖掘微言大义之风日盛,使重语感的传统几乎难见踪影。学生在语文课上获得的是教师讲授的抽象的关于内容和写法的结论,文章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本身被舍弃了,课堂读书声日渐衰弱,典范的言语无法有效化为学生的语感,学生的语言政治化口号化,日趋贫乏。 分科还有一个至今认识不清的后果:语文教学逐步背离我国古代以文章教学为主、以实用为主的优良传统,重文学、轻文章从此成为语文教学的主流。日重一日师生偏爱文学、偏爱带有文学性的记叙文(包括文学色彩浓厚的文言文),不喜教学议论文、说明文;不是教学生实用文章的基本写法,而是大讲学生学不到手的“写作特点”“艺术特色”。在这种潮流下,自然不去探讨如何培养学生读写实用文章等社会最需要的读写活动的一项项基本技能,以技能训练为中心去改革教学的人成为极少数,以致直到今日“以训练为主线”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缺乏系统科学的基本读写技能训练,学生的语文水平怎么提高!“淡化”语文技能训练,还要我们这些专职的语文教师于什么!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下,高考借鉴美国的做法推行标准化考试,语文教学又一次“学”西方。在没有弄清标准化考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在追求升学率的驱使下,把所谓“标准化题目”即选择题之类的定向反应性的客观题,作为平日教学语文的练习的基本形式,使主观对主观的读写活动,变为机械琐碎的“定向反应性”活动,极大地扭曲了以系统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培养语文能力的教学活动,导致社会各界批评揭发的种种现象,使语文教学陷入空前的大灾难。 这便是我国百年现代语文教学历程中,三次向西方,即向印欧语系母语教育的“学习”。造成我国现代语文教学的发展与汉语言文字的特征不相适应,与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不相衔接,发生了错位,形成了历史的断层,造成语文教学水平不断下降的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误尽苍生”的尖锐批评。盲目学习西方,正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水平低下的“病根”。 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忽视了语文学科对象母语的不同。汉语文完全不同于印软语文,绝对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背离汉语文的特征,背离汉母语的习得规律,这便是语文教学水平低下的“本源”。 三次“学习”西方,都没有深入研究别人的做法是否适应汉语文,是否适应汉母语习得运用的实际;没有分析古代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没有对汉语文教学本身的内在的规律进行研讨。而问题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在向经济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在振兴中华的社会革新的潮流中发生的,有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不过,历史也是有谬误,有漩涡,有逆流的。回顾历史我们要冷静思考分析。我国百年近现代史是革命史,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历史。但政治不等于一切,一切从政治出发,是一种泛政治化倾向。这种倾向是百年语文教学水平低的社会原因。语文教学和整个的教育事业一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政治化、国家化和行政化,语文教育自身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削弱了,语文教育自身特有的实质性问题被淡化、被融化、甚至被湮没,变得有名无实,以至到今日连“语文姓什么”都没有定论。 今年新修订的两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仅是对百年教训经验式的回顾,对古代经验表层的感性继承,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缺乏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仍然没有对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其实这次修订又是简单地适应由政治需要而推动的“素质教育”“创造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需求,再次随大流,不过是由语文教学工作者自行泛政治化,这就更可悲了。这也更证明了语文教学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也就更显示了深入开展语文教学世纪大讨论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在讲究科学的今天,必须着力研究我国汉母语教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认清汉语汉字和汉语文习得运用的规律,首先为语文课准确的定位、定性、定任务、定内容,再来谈方法,然后才能修订大纲与教材。只有这样才可能立足汉语文教育的自身,去吸取外民族特别是印欧语系的母语教育中适合我们、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才不致重犯盲目学习西方语文教学的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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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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