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想去西藏工作，其实工作还是可以找到的，首先，你要确保你去了之后，能够适应高原反应，其次，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想去西藏，西藏也有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有的，就看你需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去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呀。
大专学历，已婚有孩子，每天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想去西藏找一份稳定工作也是为了钱，也是为了逃避，如果有在西藏合适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干，不怕吃苦，跪谢了（从事过客服和收银，也会一点电脑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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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萨，是道政治题吧？？？？呵呵、、、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东部地区在省级重点中学开办西藏班设立少数民族扶贫专项贷款鼓励中东部企业到西藏投资
很多 很多。 教育的，工作的，等等
耐心的看完，你就会有所了解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展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地区尤其是一些民族杂居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过程中出现偏差，个别地区甚至存在严重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的做法，以致激起当地少数民族的极大不满。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批示，要求各地认真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同年12月，又发出《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较少地区必须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强调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不仅在民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很多的地区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即使在少数民族较少甚至很少的地区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1953年3月，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在民族问题上党内和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具体地解决少数民族中仍然受歧视受痛苦的问题的指示》，深刻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即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毛泽东文集》，第六卷，269页，人民出版社，1999。）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2年和1956年，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两次大检查及时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在各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4页，人民出版社，1999。）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同年7月，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共同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主要是针对民族政策大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并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就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2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强调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248页，人民出版社，1984。）明确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各民族内部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我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基本上结成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它的基本特点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1957年以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民族关系在发展中出现了严重曲折。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错误理论指导下，把党在民族工作中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当作“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加以否定，把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打击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我国各民族之间，主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又造成了相当深的民族隔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系统地纠正这些错误。1979年2月，中央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系统摘掉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1980年4月，中央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在我国务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在中央的重视和关心下，民族地区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正确处理，被严重损伤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医治和改善。许多民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平反后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政治上得到了安排。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感我们党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云南省“沙甸反革命事件”得到乎反，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积极性，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人民日报》，1979年9月11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表彰活动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人们的民族政策观念淡薄的情况，1980年春节前后，在全国范围集中进行了民族政策再教育，并结合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解决了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全党全社会提高了对民族政策的认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许多地方把民族政策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经常性工作坚持下来。与此同时，民族团结月活动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项活动最早是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1952年，该州将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表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非常重视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如新疆将每年5月、内蒙古将每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7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在活动中，有的地方和单位提出“为民族团结做一件好事，交一个不同民族的朋友”的号召。群众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逐步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涌现出大批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1982年，国家民委倡议开展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彰活动。到1988年，全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在此基础上，1988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56个民族成分的1166个先进集体和个人。之后，国务院又先后于1994年、1999年和2005年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各地也随之不断掀起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热潮。
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生平思想研究以及宣传工作。参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典藏本《毛泽东手书自作诗词典藏》、《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毛泽东文集》第8卷、《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等文献集的编辑工作。担任《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副主编。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7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6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8%。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杨胜群，湖南华容人。1951年10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编审，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全国重大题材理论文献专题片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工作。参加《毛泽东文集》（6—8卷）、《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文艺论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年5月—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大事记》编辑工作。参加主持编撰《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十年》。担任《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主编之一。主持拍摄大型电视文献片《新中国》、《使命》、《诗人毛泽东》、《新西藏》等。合著《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概论》、《学习、读书、艺术》等。撰写《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政党》等毛泽东、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文章: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解放思想：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青春励志 理想飞扬给心灵以崇高的陶冶一代先驱、哲人李达——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陈云是党内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政党关于瞿秋白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的几点看法勇挑重担善于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新进展深厚的底蕴 崇高的境界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认识
耐心的看完，你就会有所了解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展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地区尤其是一些民族杂居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过程中出现偏差，个别地区甚至存在严重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的做法，以致激起当地少数民族的极大不满。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批示，要求各地认真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同年12月，又发出《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较少地区必须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强调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不仅在民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很多的地区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即使在少数民族较少甚至很少的地区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1953年3月，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在民族问题上党内和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具体地解决少数民族中仍然受歧视受痛苦的问题的指示》，深刻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即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毛泽东文集》，第六卷，269页，人民出版社，1999。）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2年和1956年，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两次大检查及时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在各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4页，人民出版社，1999。）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同年7月，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共同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主要是针对民族政策大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并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就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2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强调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248页，人民出版社，1984。）明确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各民族内部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我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基本上结成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它的基本特点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1957年以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民族关系在发展中出现了严重曲折。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错误理论指导下，把党在民族工作中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当作“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加以否定，把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打击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我国各民族之间，主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又造成了相当深的民族隔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系统地纠正这些错误。1979年2月，中央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系统摘掉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1980年4月，中央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在我国务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在中央的重视和关心下，民族地区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正确处理，被严重损伤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医治和改善。许多民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平反后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政治上得到了安排。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感我们党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云南省“沙甸反革命事件”得到乎反，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积极性，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人民日报》，1979年9月11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表彰活动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人们的民族政策观念淡薄的情况，1980年春节前后，在全国范围集中进行了民族政策再教育，并结合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解决了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全党全社会提高了对民族政策的认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许多地方把民族政策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经常性工作坚持下来。与此同时，民族团结月活动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项活动最早是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1952年，该州将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表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非常重视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如新疆将每年5月、内蒙古将每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7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在活动中，有的地方和单位提出“为民族团结做一件好事，交一个不同民族的朋友”的号召。群众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逐步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涌现出大批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1982年，国家民委倡议开展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彰活动。到1988年，全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在此基础上，1988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56个民族成分的1166个先进集体和个人。之后，国务院又先后于1994年、1999年和2005年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各地也随之不断掀起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热潮。
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生平思想研究以及宣传工作。参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典藏本《毛泽东手书自作诗词典藏》、《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毛泽东文集》第8卷、《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等文献集的编辑工作。担任《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副主编。
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编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系列的计划，继二〇一三年六月出版《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后，现在出版《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收入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党的十八大，至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七十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决议、决定等二十五篇；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等四十五篇。有十七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都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