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文字资料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实地源，二是文献源。文字资料大致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1、传世文献的主要形态是书籍。汉字起源很早，行用数千年，而中国古人素有重记载，重史的传统，故传世文献数量巨大。2、出土文献是一个泛称，不单单指经由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地下文字资料，也包括传世文献以外的地上文字资料。出土文献属于第一手资料，以真实见长，可补传世文献之阙。
我当代当中的很多的现代汉语研究生很有价值的我们把这些价值放到我们的古代文学当中去的话就能看出
意思是长夜漫漫无穷尽。分开来说，“未央”就是未尽，未止的意思。“未央”一词取自《诗小雅庭燎》的诗句，夜未央的意思就是长夜漫漫无穷尽。二说、“未央”截取于“长乐未央”。汉代有两座宫殿分别名为“长乐宫”、“未央宫”。“长乐未央”意为永远快乐，没有穷尽。三说、“未央”的意思正好就是“未发展到最高点”。扩展资料二说中的未央宫未央宫兴建的时间、主持人及修建目的，《史记》和《汉书》中均有明确的记载。但何以取名“未央”，“未央”有何意义，文献上却没有任何说明。“未央”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小雅·鸿雁之什·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14] 。诗中的“未央”作“未尽”、“不尽”、“未已”解。关于《庭燎》一直有多种解读，“未央”一词涵义也因此偏差，且无定论。作为吉语，“未央”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没有灾难，没有殃祸，含有平安、长寿、长生等意义。汉人喜以此命名，反映了当时追求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社会思潮的盛行。未央宫是西汉帝国的大朝正宫，建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由刘邦重臣萧何监造，在秦章台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位于汉长安城地势最高的西南角龙首原上，因在长安城安门大街之西，又称西宫。自未央宫建成之后，西汉皇帝都居住在这里，成为汉帝国200余年间的政令中心，所以在后世人的诗词中，未央宫已经成为汉宫的代名词。西汉以后，未央宫仍是多个朝代的理政之地，隋唐时也被划为禁苑的一部分，存世1041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存在时间最长的皇宫。未央宫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总面积有北京紫禁城的六倍之大，亭台楼榭，山水沧池，布列其中，其建筑形制深刻影响了后世宫城建筑，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宫城建筑的基本格局。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夜未央
未央的基础释义是：没到一半：夜～。未尽；没完。可以引申为无灾无祸平安喜乐，长寿平安。最好的搭配应该是夜未央。
一说、“未央”一词取自《诗小雅庭燎》的诗句：“夜如何其？夜未央。”意思是“未尽”、“不尽”。西汉王朝的创始人将自己的统治中心以“未央”命名，其用意是和秦嬴政将自己称“始皇”，以便“传之万世”的愿望相一致的。二说、“未央”截取于“长乐未央”。汉代有两座宫殿分别名为“长乐宫”、“未央宫”。“长乐未央”意为永远快乐，没有穷尽。分开来说，“未央”就是未尽，未止的意思。夜未央的意思就是：长夜漫漫无穷尽。
央”是中央的意思，没有“尽”的含义，所以不能直接把“未央”解释为“不尽”。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其道德经中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事物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就会向衰败发展，也就是走下坡路。那么如果没有到最高点，也就不必担心下降了。“未央”的意思正好就是“未发展到最高点”。当然，这样的事物不会马上就衰败，离灭亡的距离更远。夜未尽，谓夜深还未到天明
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 我们是华夏后裔、炎黄子孙。作为古文字中的“夏”，我们不可不求，不可不察，不可不辩。自北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学家，对古文中的“夏”，不断地作出辩识和考征。但截至目前，这一过程并没有完结，“夏”字的衍变过程、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尤其是甲骨文中是否有“夏”字，人们至今仍存有疑问。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多年来一直苦心求索，今自觉初见端倪，故理顺成文，以就正于学界。 一、“夏”字定义 也。所谓夏者，即九夏之义。”戴侗及阮元的解释颇有道理。按照这种解释，“夏”之本义应为人歌舞之形，以后又引伸为舞乐，故“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九夏”即九种舞乐。 又《尔雅释诂》：“夏，大也。”《方言一》：“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又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此“夏”当为引伸之义，而且很可能是由“夏，中国之人也”所衍生。 由此，我们看到，关于“夏”有三种解释：“夏，中国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这对于我们正确考释古文中的“夏”字，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出土文献“夏”字的考证 本节所称“出土文献”，是指殷代以后，汉魏以前之出土文物，如石经、玺印、帛书、金石文字等等。这些文献的时代特征明显，资料丰富，是我们考察、研究文字变化的主要依据。现分述如下： 1、汉魏时期的“夏”字。 （一）魏“三体石经”，也叫“正始石经”，三国曹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刊立，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未刊全）等。因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文字书写，故称“三体石经”。其中古文一体，同《说文》、《汗简》所收古文大致相近。石碑原存河南偃师县朱家 而《汉印文字征》中所收“夏”字，则与“魏三体石经”中秦小篆基本相同，这是“汉承秦制”的必然结果。 1．魏三体石经“夏” 2．3．4．5．《汉印文字征》第五十五“夏” 2、战国文献中的“夏”字 （一）、战国玺印。罗福颐先生所辑《古玺文字征》第五三有二枚“夏中期之物。 （三）、楚帛书。1942年9月，湖南长沙东郊杜家坡（即子弹库）一座古墓中，出土一件帛书，当时归蔡季襄所有，后蔡转卖给美国人柯克思，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费利尔美术馆。帛书依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左边一段13行，与古代天象有关，可称“天象篇”；中间部分右边一段8行，叙述宇宙的起源与形成，涉及不少神话人物，可称“神话篇”；沿四周一篇分12小段，每段记一个月的名称与宜忌，可称“月忌篇”。帛书年代久远，加之出土后保存欠周，帛书颜色深暗，字迹模糊难辩，给研究带来困难。197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在其所着──《楚帛书译注》中，首次用红外线拍照，字迹清晰，为研究提供了方便（7）。帛书《天象篇》有“春”、“夏”、“秋”、“冬”四季之辞（图二：6右），又《月忌篇》中有 4、西周金文中的“夏”字 （一）、墻盘。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内有一件墻盘，铭文达284字，极为重要。铭文云：“上帝司夏，允保 状如排箫的乐器；翟者，野鸡的尾饰。当时文舞，手中必拿这两样东西作舞具。而墻盘此字，恰像正面人文舞之形：人上身披有羽饰的衣服；左下“不”可能为野鸡的尾饰；右下之“义”可能是排箫。因此，此字与“夏，舞也”之字义完全吻合。再从辞意来看，“夏”代表中国。“上帝司夏”即上帝管制着中国。《礼祭法》云：“历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故周人以自己能继承夏业为正统。因此，“上帝司夏”与周人的观念也完全吻合。总之，根据字形、辞意，这个字应该释为“夏”。 关于墻盘时代，学界意见大致相近，但又不尽相同。由于铭文中追颂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先王的业绩，故多数学者定在恭王及其以后，亦有学者定为夷王之时（30）。尽管具体时间上存有分岐，但为西周中期之器是没有疑问的。 （二）、仲夏父鬲。传世铜器“仲夏父鬲”一件（三代5．35），其铭文为“右戏中夏父乍丰鬲，……”。 才引起学者的注意。郭沫若、于省吾先生先后考证其为“夏”字，逐得到学界的承认。 1974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周代窖穴中，出土“伯夏父鼎”一件，其铭文与“伯夏父鬲”基本相同。当为一人所作（32）。该鼎是典型的西周晚期蹄足圜底鼎。由此可证，6件“伯夷父鬲”也应是西周晚期之器。 关于此字，李学勤先生释为“夔”，“读为扰乱之扰” （34）。以字形而论，该字与墻盘之“夏”基本相同。墻盘之“夏”，前面已作详细考辩，此不赘述。以辞意而论，“夏”、“雅”古通，此处之“夏”当假为“雅”。“雅”者，交往也。《汉书名永传》：“无一日之雅”。此铭“自今余敢雅乃大小事”乃牧牛誓词，意为“自今日起，我敢往来于小大事……”于此处文通意顺。源于网络分享。。。。。。
回答 您好，我是百度答主余昕，您的问题我已经看到啦，稍等一下，这边马上整理答案为您解答～ 古汉字书体之一种。 殷 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并将占卜之内容用当时书体刻在甲骨之卜兆旁。这种文字距今已三千多年，被称为甲骨文。 清 末发现于 河南 安阳 。1899年 王懿荣 认定为 殷商 文字，从事收集。经 清 末及近现代学者相继研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至今发现的甲骨有十万片以上，文字约四千五百个，为学者所识者有三分之一。其基本字形结构与后世汉字相一致，是汉字的较早书体。 郭沫若 《今昔集·论古代社会》：“ 殷 代尚相当原始，对于鬼神有深厚的信仰。逢到一件事情，就卜兆问神，更将卜问所得，书刻在牛胛骨上或龟甲上，故称甲骨文。甲骨文和公文一样，有一定的格式。内容大概是祭事、田猎、风雨、战争、疾病之类。” 更多1条
汉字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字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discovered发现双语对照词典结果：发现( dis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碰见; 撞见; 了解到; 例句:Your daughter has discovered that money is 你的女儿发现钱是可以互换的。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第一，从地下挖出来东西。第二，文字性的东西（包括古地图）比如带文字的甲骨，龟壳，竹简，木简，帛书，帛画。多指平面性的物品，立体的（鼎，罐以及生活器物）不算在内。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