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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的载体－－茶的意境 黄 志 根 浙江大学茶学系 杭州 310029 摘 要 该文从茶道的由来，即茶的意境角度，论述茶事追求的本质内涵，并提出茶的意境是茶文化的由来与发展所不可忽缺。 关键词 茶道；意境；茶文化 1 最早的“茶道”两字因茶的意境而来．意境承 载茶之精神效用 “茶道”两字，在爱茶人心中是值得敬仰的一片 天地。它先出自诗僧和茶僧美称的皎然之诗作《饮 茶歌诮崔石使君》。诗的开头是茶事的描写，接着的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然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 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闷。”是茶事心 境的渲染，是茶事感受而来的非凡意境，“茶道”两字 在最后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中 推出。通读该诗篇，感受最深的是茶事的意境：先从 一饮之前的茶事情景铺开，尔后逐渐深入，直至妙不 可言，才有“道”与”茶道”，意境高远，也真可谓“道可 道，非常道”。皎然的另一首诗怍(《饮茶歌送郑容》) “丹五羽人轻玉石，采茶饮之生羽翼……霜天半夜芳 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 荡忧栗。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云溪，高歌送君 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把茶的蕴意与友情连在 一起，诗的意境也让人联想到皎然与茶圣陆羽的关 系(可有相关的茶诗为证)。陆羽与皎然是忘年交，皎 然所提茶道，自然受陆羽的影响。陆羽也正是在湖 州与皎然结识，进一步积累学识，并终成博学之士， 并完成《茶经》的最后定稿(颜真卿也受影响，并著有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的诗句)。 蕴含深厚民族思想和精华的茶文化，由历史沉 积而来，也与茶的意境相伴随，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积 极作用和影响。具体地说，是人们在经过茶事、茶文 化思想内涵的感受和体验后，受那由茶所带来的美 妙意境等影响而对人产生作用。深入茶事之奇妙境 界、体验茶的精神(如“精行俭德”般的内涵)．并把它 与人的精神追求相结合，这是茶之道的精髓。我们把 这种影响，以虚幻的方式来表示，可称之为与茶相关 的意境，是茶道的基础或重要内容；皎然所提茶道的 影响，也与其中的意境深远分不开。 2 茶的意境是茶道的构架，为不同时代茶事的共性 自皎然提出“茶道”以来，已历经·—千多年。当 今的茶文化专家设想从当代的实践出发、以不同的 角度对历史上以高深著称茶道作”见仁见智”的认 识，有简有详，认识深刻；但茶文化初识者较难把握 (客观上还受日本茶道的不同实践与理沦的影响)， 甚至有“茶道”一词内涵，不说还行。越说反而越模糊 的反映，这主要与茶事实践的程度与范围、研究者的 出发点、及价值取向有异所致，初学者难以觉察、认 识和把握，也就不足为奇。一般说来，茶道是人们受 茶事感受并进入较深意境而生发，茶道与茶的意境 密切相伴。相似的茶事，会因为个人(修养、兴趣和事 件背景等)的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体验和感受，即 在茶的意境上有相似的认同感；如此，茶事常常可有 主题，引导人们参与其中。当然，要想从茶中得到深 刻的感悟和意界，还要求对茶与传统文化、乃至个人 的修养有较高的要求，皎然所提出的茶道正是如此， 也有人喻此为“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的情景，而欧阳修提出的“真善幻”亦属此意。人们对 广泛推崇的“精行俭德”(茶道精神)的领会．尽管因 人而异(如在程度上)，但仍是由茶事所承载可意会 而难于言传的意境之体验后，由茶而感发认识的进 步与修养的提高等。在当代，有人以杜甫的诗句“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比喻茶事的美妙意境、以 及人文“观照”，也是通及茶道后的感应。与茶道精神相关的意境，自然不会偏离茶道。 由于社会的发展，茶道的形式、手段、社会环境 和对象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皎然所“指定”的茶 道深意，现代人即使能“打造”，能体会到诸如”人与 大自然之间，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的虚幻缥缈意境 的，也不在多数。但茶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史实已证 明：已经历数千年的茶事。人们想通过茶事来获得心 灵效应或人文观照，有必要刘茶道作与时俱进的认 识。即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去感觉和体验茶能给人带 来的愉快和精神上的感悟，如人们通过茶而进入自 感美妙的、或意想中的理想意境及体会，并受其潜移 默化的影响，而不应该过多地讲究、追求形式。这就 是本文强调的，与茶道相联系的茶的意境，它能体现 茶道精神,顺应当代茶事的时代要求。如现代人喜欢 茶的香、茶水的清、茶烟的萦绕，人们因此会在茶中 停留，会有意无意地感受到茶的意境；在此基础上如 能引导有意识的茶事实践，寻找并获得感悟，就是我 们常说的由茶事而带来的精神欢愉。茶的意境．是不 同时代茶事的共同点。 3 在茶事体验中寻求意境，感悟人生的真谛顺应时代的进步 在茶事体验中寻求意境，代替具体的茶道程式， 从中获得感悟或精神的“纯化”等，是人们把茶道局 限在深层次或程式化的认识所作的修正。时代的发 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小桥流水的场景已退缩至公园 或家庭—‘角；人们为赶上经济大潮适应紧张的了作 节奏，即使留恋，也只能把诸如对传统文化等恪守深 刻于内心，换之以“浅然”来对待周围的人与事，花花 绿绿的消遣和娱乐也应运而生。显然，历史上文人雅 士式的品茶，会使年轻人感到气氛颇为严肃。它代表 的是延袭—种精深的、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历史 沉积。人们对品茶已是小心翼翼，何况是高深或神秘 的茶道。好在历史的、文化的原因，是中国人就会喝 茶，人们喜欢茶的“可口、可乐”，由此而能带来的意 境，自然不会拒绝，毕竟，茶香在口，通过认识与引 导，还有助于为生活的诗化增光添彩，何乐而不为 呢!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当代茶艺，也可理解为在茶 的“可口、可乐”的基础上，引导茶的意境与茶道相 通，展示“真、善、美”的内涵。 现代茶科学的发展，难以对历史上文人墨客或 得道高人专利式茶道的解释，但倒是有利于作“意 境”式的诠释。茶之感人是通过茶的色香味形的充分 发挥而绐人带来舒适的感受，而现代的科学技术可 以通过了解茶的自然科学性，如学习茶的自然品质 特性——茶理．来体会茶给人带来的妙趣，像如人希 望般的品性和情境——“茶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文 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的化身”(韩素音)。皎然所提 “茶道”诗句中的“全尔真”，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 是茶为真正健康文明的饮料。茶的自然科学性表明： 茶无愧于是21世纪的理想饮料，茶有助于养性、静 心。在健身方而有如中医般的功效和调理机能。二是 茶与“人的自然天性”相联系，也即人性中近于“道” 的本质(有“茶道即人道”的说法)。有人换了一种角 度说：当人们为诸如人性本善或本恶争吵不休，茶性 及与此相伴的意境却给人以启示：喝茶时人们所体 现的最初的一面却是最为“自然”的。 茶的意境，即与茶相伴而来的、给人以清新、淡雅、闲适、悠然，亲切而自然；因此，茶才不同于一般 口腹物欲。饮茶可以是一种习惯，给人以助思考、添情趣．如有人称举杯饮茶之“举”，理解为一种期待， 颇为形象；又如某文人所说：“茶之为物，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的人生世界。”这是由茶中的意境所引 导，让人们从茶的感觉中放松“心灵”，让人更睿智地领会世界上的人与事，或感受“心原本是一壶茶，包 容百味，因吐纳而常新。”这似乎又把茶的意境与“即茶即道”相联系了。 4 茶的意境的启示，俗及日常生活、深通传统文化精义，与茶道相通 茶的意境．能从平凡茶事中通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深层。茶的历史实践已表明：茶与儒、道、悱的境界 相互渗透，儒家之礼、佛家之养、道家之闲，在茶的氛 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儒释道三者之中．给人感觉 最为深切的是那种闲适的情感，所以许多隐士大多 有嗜茶的习惯，过闸云野鹤的日子当然少不丁具有 闲情雅志的茶了，手举一杯茶，神情清爽，荡涤心间 污秽，这可非一般饮料所能比。但闲情适意的消极生 活方式仍不全是茶的意境所体现的内容，它含有积 极的因素，如茶之精神，苏东坡也有“叶嘉传”之赋， 这是茶文化的支柱之一；茶不同于烟酒，可为过把瘾 就“死”的短暂性“解药”，从文化本义而言，茶不应该 是什么解烦之“药”。它只是赋予人一种“静”的心态， 在你的思绪随着茶的“性致”飘散开去的时候，喝茶 者的思想在“治愈”自己的烦恼。让你重新振作。茶在 这方面的功效被许多人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尚守中庸和“礼”，应该说儒家这种源远流长的影 响还是对茶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中国人把茶事作为礼的一种形式，茶更成为 尚礼的一部分，如广泛存在于民俗民风中。这些可看作是儒家思想的影踪(或民族的“血液”所致)。至于茶事所能体现的“与人乐”这一儒家思想，早已实践于茶是人们沟通与联谊的理想媒介。 “茶道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修养和境界，借饮茶而 相互(还包括自己的身心———笔者注)交流，文明优 雅，而且与佛教的禅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例如，陆 羽、皎然的佛门渊源，以及深刻的“茶禅一味”之说。 这里所说的“深”，就是意境之不同。禅宗崇尚“顿 悟”，也即凡人也可以成佛，只要注意修行，且修行至 一定量时，“开窍”是迟早的事。它的修行远不是苦 行，后来还崇尚凡事皆是修行，就依所作所为的原因 (这不违背佛教创立者的初衷)。喝茶作为修身养性 的习俗流传至今，而茶的名贵与否也不为大茶人所 倚重，都可谓是茶与佛理相应，也如当今的“无我茶 会”所要求：人们应戒好恶之心，合茶之本意，并入茶 之意境。把喝茶与修行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茶的 意境中遐想…… 茶之意境，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内涵相通融， 是穿越时空的茶道构架。“茶道是一种产生于特定时 代的综合性文化形式。它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 佛家淡泊的出世节操，同时洋溢着道家羽化升天的 烂漫理想，追求清雅，向往和谐，”这也不正是一种与 茶相关的意境? 最后，引用一段与茶之意境相关的文字，以供欣 赏或助人感悟。 “喝茶是一种行为，在人们心目上的含义却早已 不是动作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一种意境，一种文 化。有时候，喝茶是一种享受，它让你心情更加舒畅， 交流更为流利；有时候喝茶是一种思考，在遐想中回 到自我，也记起过去，还纯真是人的本质，只有在茶 叶那既苦又甜的滋味中，你才可以真正懂得人生；更 有时候，茶是一种激励，感受茶那一丝苦涩，抛弃那 一点惘怅，在茶水与心情共鸣的瞬间抬起迷惑的双 眼，让清新的空气吹过，你又可以站起来面对一切。 这就是茶，普通的茶，不普通的意境：平凡中显示出 超俗．淡雅中不乏激情，它让你更加清醒，也让你更 加从容。对于我们这些不会品茶的茶客，这种意境， 就是陶醉。”
“我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人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 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固误。《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尤误。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未普遍，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 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 陵的“荼”，颜师古注为： 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一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搭设茶室，让人们小憩，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茶的利用最初是孕育于野生采集活动之中的。古史传说中认为“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脏”，理由是，“若非玲珑玉体，尝药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又有说“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两说虽均不能尽信，但一灵缕微弱的信息却值得注意：“荼”在长久的食用过程中，人们越来注重它的某些疗病的“药”用之性。这反映的是一种洪荒时代的传佚之事。 依照《诗经》等有关文献记录，在史前期，“荼”是泛指诸类苦味野生植物性食物原料的。在食医合一的历史时代，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到药用功能是不难为人们所发现的。然而，由一般性的药用发展为习常的专用饮料，还必须有某种特别的的因素，即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某种特定需要。巴蜀地区，向为疾疫多发的“烟瘴”之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清·周蔼联《竺国游记》卷二）故巴蜀人俗常饮食偏辛辣，积习数千年，至今依然。正是这种地域自然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的饮食习俗，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气，解热毒。久服成习，药用之旨逐渐隐没，茶于是成了一种日常饮料。秦人入巴蜀时，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作为日常饮料的饮茶习俗。 茶由药用转化为习常饮料，严格意义的“茶”便随之产生了，其典型标志便是“茶”（cha）音的出现。郭璞注《尔雅·释木》“槚”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可见，汉时“荼”字已有特指饮料“茶”的读音了，“茶”由“荼”分离出来，并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茶”字的出现则是伴随茶事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直到中唐以后的事，也正符合新符号的产生后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文字变化的规律。 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西汉时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饮茶的起始时间当比这更早一些。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重视门第、容貌、仪止，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东晋、喃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年也不允许。天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 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已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秀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艺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明代中叶以前，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于是仍怀砺节之志。茶文化仍承元代势，表现为茶艺简约化，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总之，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功夫茶讲究品饮功夫。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 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 、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茶的小史】 茗，本指天色较晚时采摘的茶叶，泛指茶叶，又指用茶叶泡制、烹制或煎制的饮料。 宋人苏东坡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中将好茶比作美女：“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日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树古已有之。茶树原产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云南，一说是在西南横断山脉以东的云贵高原地区。是谁发现茶的呢？传说上古的神农氏炎帝“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又一说，“黄帝食百草，得茶解毒。”《尔雅释木》中记载：“槚，苦荼。”晋人郭璞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蜀人名之苦荼。”明确地描述了茶树的特性。 茶最初是作药用、食用和祭祀用，然后才作饮品。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即是茶的药用。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魏华陀《食论》说：“茗久食益思意。”汉代之前茶主要用作食品，《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现在的腌渍茶、打摆茶、油茶、烤茶、罐云茶等，均沿用古习。 茶作为饮品不过二千余年，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公元前59年西汉人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了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可见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并且茶叶已成为商品，形成了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 南朝齐国人王肃投奔北魏，不吃羊肉及酪浆(即牛奶或羊奶)，常吃鲫鱼羹，渴则饮茶。有一次他拜见北魏高帝拓跋珪，却开始食羊肉、酪浆。魏高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羊肉与鱼羹比怎样？茶汁与酪浆比又怎样？”王肃回答：“羊是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惟茶不中，与酪为奴。”彭城王拓跋勰插嘴：“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明天我们为你设邾莒之会，亦有酪浆和茶。”后来人们就把茶叫做“酪奴”。 唐朝有一种名茶，产于安徽安庆县天柱峰。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朋友被朝廷授予舒州(今安徽舒城县)知州，李德裕对他说：“你到了舒州，天柱峰的茶叶请你寄三数角(角是贮茶器)给我。”那人一到舒州，便连忙托人带了几十斤天柱峰的茶叶给李德裕。 可李德裕不受，退还给了朋友。第二年，朋友被罢去舒州知州，临行前，他精心挑选了几角天柱峰的茶叶送给李德裕。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对朋友说：“这茶可解酒****。”说完，他叫仆人煮了一壶茶，然后把茶倒进盛着肉的银盒子中，盖上盖子。第二天早上，李德裕与朋友一起打开盒子，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服其广识。 唐人喜欢把茶叶加工成饼，用黑茶叶包裹，中间打一个洞，用绳子串起来，便于携带，这称为串茶。 南唐京都开封禁苑有北苑使董源，世称“董北苑”，善制茶，人以为贵，称此茶为北苑茶。其后福建建州(今建瓯市)凤凰山所产之茶，亦称北苑茶。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始制龙凤模，以此造团茶，称为“龙凤团”，专供宫廷饮用，以别于士民所饮的茶。 宋仁宗赵桢庆历年间，福建转运使蔡襄又制出小团茶，用作贡品。小团茶极为贵重，宫人往往在茶饼上镂上金子，二十余饼重一斤，值白银二�。但这种茶不易得，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一饼。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慕名来到中国，在不下100座寺庙中学习中国茶文化。后来荣西和尚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形成了日本的茶文化及茶道，荣西和尚被日本人封为“茶祖”。多数国家“茶”字的发音都是从汉语“茶”的字音变化而成的。英文tea从厦门话茶字音te转变而成，而英文俚语茶就是cha，这与茶的符中文读音更接近；俄文则是我国北方话茶叶的译音；日文的“茶”字读“恰”，完全是照汉字读音。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各地的景点建设存在着不少问题，使人产生深深的忧虑：中国旅游，２１世纪看什么？一、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对传统旅游景区的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各地竞相发展经济，很多地方以追求高经济指标为第一目的，环境保护被相对忽视了，甚至有些地方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首先是景区环境恶化。上海的黄浦江，广州的珠江，苏州的河港，南京的秦淮河都曾是“游船云集，鼓瑟相闻”的著名游览区。但是今天，由于在急速发展经济的同时，顾不了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这些河流已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黑河”、“臭河”，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在中国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上游河谷地带，近年来兴办了十几家采矿冶炼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使奔腾在这一著名瀑布上的水流不再洁白晶莹，而是泛着黄色泡沫的浊流！在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九寨沟，由于沟内居民为发展旅游经济无规划、无限度地建立旅馆、商店，给沟内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以致考察的联合国官员在《世界遗产提名——ＩＵＣＮ技术估评》材料中对中国发出了警告……其次是人为的破坏。在享有国际声誉的长江三峡西陵峡内，每天都有数百艘民船在临江采石，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提供廉价的石料；在著名的西双版纳，每年都要烧掉几万亩原始森林，为的是在火劫过的林地上播种耕作！在广东虎门炮台这一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朽遗址上，当地政府竟然批准某公司放炮炸土搞基建，虎门炮台被部分震坍！比起环境污染来，这些人为的破坏更令人痛心。再次是景点的商业化。景点是一种特殊的“视觉商品”。但是，在很多景点，人们都看到摊棚林立，吆喝四起，游人不仅要受“夹道欢迎”之苦，更要受“视觉摧残”之痛。闻名中外的杭州西湖周围，近年来违章建筑已达５９７座，总面积５．５２万平方米，可１９９３年经审批的建筑竟达２４．７８９１万平方米，照此发展下去，５０年后西湖景区将无游客立足之地！最后是景区的城市化。景区之所以成为景区，就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城市而供人们游览、观光和休憩的作用。但是，很多旅游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搞基本建设时片面强调“硬件”的规模和质量，力求城市化，试图以城市化来吸引城里人，而不是以田园化、自然化来吸引城里人。殊不知，城里人如果大老远跑到你这来住宾馆、逛街道，还不如在家里便当！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因过份向大自然索取而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转而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建设。昔日那些因严重污染而使游客望而却步的地方重又游人云集，如曾因毒雾导致４０００余人丧生的“雾都”伦敦，今天已碧空如洗，泰晤士河又清澈如镜，伦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沿岸分布着十几座工业城市的德国莱茵河，也曾是一条著名的污染河，但如今莱茵河两岸风光旖旎，成为德国著名的旅游走廊……但愿中国不要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二、新景点开发缺乏特色和竞争力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往往直接起到吸引游客的作用，如西班牙的海滨、泰国的佛教，荷兰的风车，瑞士的湖泊等等，无一不具有独特的魅力。但纵观全国的新景点开发建设，人们不难发现，有二种不良的倾向：（１）微缩景观趋于泛滥。自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点推出后，全国掀起了微缩景观热。仅微缩世界著名景点的就有北京丰台的“世界公园”，江苏无锡的“世界奇观”，山东烟台的“西洋五千年旅游区”，海南三亚的“热带风情旅游线”，天津武清县的“杨村小世界”，四川重庆的“世界风光旅游城”，广东深圳的“世界之窗”。这些景点动辄投资几千万上亿元，其中“西洋五千年旅游区”投资额高达１１．８亿元。对某个地区来说，也许某个微缩景点是其重点旅游项目，能吸引一些游客，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旅游业来说，这些雷同的景点，正是急功近利中的短期经济行为的典型表现。（２）发掘、表现古代文化肤浅拙劣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对国外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各地又掀起了一个大规模“营造”古代文化景点热。尽管有些景点建得很有特色，但从整体上来说，大多存在着认识肤浅，表现手法平庸，迎合游客低级趣味等问题。如表现古代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缩影的就有开封的“宋城”，武汉的“楚城”长沙的“古汉城”，南昌的“明城”，浙江奉化的“清末民初一条街”，邯郸的“中国梦幻文化城”等。此外，重复建设也非常惊人：各种“民俗文化村”，在全国出现了几十家，“西游记宫”出现了５０座，“三国城”在四川、河南、湖北、山西等处平地而起，《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河北正定县、北京南菜园、四川重庆安家落户，鬼城在四川、湖南等地出现十几家。这种认为主观愿望可以弥补一切的做法，极易对中国文化进行歪曲和损害，给国人尤其是外国人以片面引导，掩盖辉煌悠久、精深博大的中国古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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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轩：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 发布日期：2011-05-10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字号：[ 大 中 小 ]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推出的“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位列其中。两会期间，这些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话题，许多议案提案对此都有涉及。网友的关注、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体现了人们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人民生活日见红火的生动景象。 然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评判标准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造成的压力感受更明显，对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更强烈。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 问题是一种现象，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客观实际和人们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数量明显增多，表现更加复杂。我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任务的叠加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有的问题在多年发酵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有的问题在客观条件形成之时自然产生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数量多、表现在方方面面，而且形态多样、十分复杂。而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大强化乃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之显得更加突出。 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分析一下人民网的调查结果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问题，还是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同时，这些问题都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幸福指数。 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明显加大。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形态多样，既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新近形成的；既有经济领域的，也有社会领域的；既有不同特点，也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强，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不少属于“两难”问题，它们彼此依存、彼此牵扯，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 容易引发对立情绪，甚至造成社会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热点问题是公众利益和情绪的集中体现与表达。有的社会热点问题“热”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加以妥善解决或者进行必要的降温。如果应对和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2010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呈高位运行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于对热点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及其新特点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同在。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而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也就是要弄清“怎么看”，明确“怎么办”。 在“怎么看”上增进共识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才能方向明。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正确认识并不容易，特别需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正确，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必然陷入主观和片面，造成认识偏差。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来加以认识。这样才能不断增进共识，为有效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呢？ 理性地看。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人们不承认而消失。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在经过30多年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后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并不奇怪。因此，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那种对问题视而不见、漠然置之的态度，那种闻问题而色变、视问题为洪水猛兽的态度，是不理性、不可取的，既不利于正确认识问题，更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严肃地看。就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看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不放大，也不缩小；不言重，也不看轻。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看小了、看轻了、看淡了：或者认为它们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认为它们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正常的”；或者认为“虱子多了不痒”、问题多了不愁，用不着太在意。这些认识需要及时改变。 全面地看。就是系统分析、整体把握。同其他事物一样，问题都是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要正确认识问题，就要对它全面地看：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对于“看病难”问题，就可以从多个层面寻找原因——政府投入不足：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5%的平均水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本应为“金字塔”型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从而导致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人们的心理因素：有些人的病在社区诊所和一般医院就能看好，却非得去找大医院的名专家，导致原本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等等。所以，出现类似“看病难”的问题，很难说只有哪一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坚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进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具体地看。就是区别对待、“就事论事”。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在性质、成因、形态上有某种相同和类似的方面，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内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不能搞“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比如，对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不公这两个问题，有的人简单地把它们都归结为体制机制不合理的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一样：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固然有制度设计相对滞后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具备实行“高福利”的现实条件；收入分配不公固然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把这两个问题的成因等同起来，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发展地看。就是看到变化、面向未来。社会热点问题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也会因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特别应当看到，党和政府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不断加大解决的力度。当然，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既不能动摇信心、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不下大力气解决。 在“怎么办”上凝聚力量 行动是认识的指向，重行动才能出实效。对于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既要正确认识即弄清“怎么看”，更要有效解决即明确“怎么办”。弄清“怎么看”，最终是为了明确“怎么办”；明确了“怎么办”，又有利于进一步弄清“怎么看”。面对社会热点问题“怎么办”？总的来说要靠发展、靠统筹、靠实干、靠群众。 加快改革发展。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不科学导致的。有效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努力“做大蛋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切实“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大蛋糕”，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分好蛋糕”，应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注重统筹兼顾。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数量多、涉及广，性质、表现、成因复杂多样，解决难度也大。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进行通盘考虑，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先后顺序、实施步骤、有效措施等，制定路线图，列出进度表，确保稳步、协调推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要求，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防止顾此失彼；把科学精神和负责态度有机统一起来，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统筹规划又突出重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哪些问题已有解决的可能、可以尽快解决，哪些问题尚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需要逐步解决，防止急于求成。 坚持真抓实干。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不能靠拍胸脯、喊口号，也不能“等等看”、“慢慢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作风，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全面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考虑群众的感受和感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雷厉风行、少说多做，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急事先办、小事快办，着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避免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为此，需要健全必要的工作机制、形成有力的工作措施，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做到该哪个部门和岗位管的就归哪个部门和岗位来管，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成效纳入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奖优罚劣、导向鲜明，切实改变回避矛盾、只说不练的现象。 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几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需要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着力做好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特别要适应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畅通和拓宽渠道，搭建和丰富载体，健全和完善机制，方便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多做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的工作，把有关政策、所作努力讲清楚，把实际状况、面临困难讲明白，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问题的成因与实质，赢得人民群众对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树立人人有责、人人有权、人人共享的观念，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履行义务，协力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共同谱写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标题：网络经济再现昔日光彩 正文：曾经被人们遗忘的电子商务，重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而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以往更成熟更深刻。 昔日之痛 伴随着COM泡沫的破灭，“网络经济”、“电子商务”、“B2C和B2B”之类的概念成了世人深恶痛绝的“经济恶魔”——即使原来最坚定的拥护者，在众多媒体的压力之下，也绝口不敢再提网络经济。 欧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商BCOM，衰退时的损失额高达数亿欧元；IneterShop公司曾经被媒体定义为“欧洲网络公司的成功典范”，它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发疯似的”成长，但现在它的规模只相当于原来最强盛时期的“一只残脚”。 在美国，网络泡沫的破灭摧毁了近50万个工作岗位，大部分COM公司的资产贬值达90%以上。已经倒闭的安然公司，曾被《金融时报》评为“最成功的网络投资商”：它在两年内通过网络达成的交易额高达8800亿美元，平均每天处理6500起交易，销售多达2100种产品。 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网络经济复苏 英国管理顾问公司的主管约翰·格里费斯分析称，媒体对网络经济的过度炒作，导致网络公司的管理人员信心过度膨胀，再加上投资者对网络经济过高的预期，导致了网络泡沫破裂时过于惨重的损失。 尽管如此，网络经济的基础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它正在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而且它涉及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更广泛，更深远。 格里费斯称，网络经济已经有了重新抬头迹象，许多企业也开始重新考虑采用网络经济平台，因为它比传统的方式便宜。例如，前面提到的BCOM，它的网络交易软件系统造价数百万美元，但是现在该公司允许客户“免费使用”——如果BCOM的交易平台不能带来效益，企业用户有权拒付一切费用。 “网络经济服务商们，目前提供的优惠条件简直难以令人置信，这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格里费斯说，“企业决策者应该趁机利用网络经济，赚取额外的利润。” 克莱里营销公司的分析师西蒙·韦尔奇说，人们对网络经济的过高预期，拔苗助长般地“杀死”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电子商务”概念，但这并没有减弱人们对廉价网络经济的需求。 “网络泡沫消失了，但人们的需求不会改变：低廉的价格，便捷的服务，更多的选择，开放的信息环境。”韦尔奇说，“这些东西只有网络经济才能提供，幸好网络公司的灾难并没有破灭这些最重要的东西。” 网络经济环境成熟 网络热潮“退烧”之后，遗留下来的电子商务技术仍然具有价值，而且经过两三年的发展之后更加完善成熟。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许多有意思的网络工具，如即时通讯，短信。”《电子商务时代》的编辑马克·诺曼说，“现在的网络公司，知道如何更好地与客户保持关系。” 与此同时，宽带网络的发展也给网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英国Oftel电信公司，近期发布市场报告声称“英国已有140万宽带网络用户，平均每周增加3万户，每周使用网络9小时，另有众多居民准备升级到宽带平台”。毫无疑问，这对英国本土的电子商务公司来说，显然是“利好消息”。 另外，网络公司已经基本上熬过了“冬天”，它们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饿着肚子死撑面子”。据市场调查公司Actinic报告称，目前约71%的网络公司实现了赢利或者收支平衡，负债运营已经成为过去。 正如我们看到的，经过两年的休整之后，网络经济的技术环境已经成熟，消费者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可以乐观地预测，网络经济的触角将伸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它的影响力也将胜过以往任何时期。
我也是
关于一篇时事政治热点的论文 谢谢楼主要采纳哈●◇◆
当代女大学生的追求价值令人堪忧 （原创作品） 2007年7月10日《城市晚报》报道；吉林省妇联对吉林大学等共计五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90%的女大学生认为“在校谈恋爱是大学生心理、生理的正常需要”，而有2%的人认为傍大款“很正常”。专家表示正是社会不良风气侵蚀造成了部分女大学生在道德认知方面出现偏离。 我不想妖魔化天子骄子、象牙塔内的女大学生。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大学生清纯的形象，在大家的眼里开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那些在大学校园内长发飘逸、裙裾飘飘、温柔害羞、娇俏美丽的女生，竟成了“妓女”、“暗娼”、“三陪”、“按摩女”、“二奶”、“三奶”……的代名词，女大学生的流言蜚语四起，她们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了舆论媒体炮轰的对象。而且，近年来一篇篇女大学生卖淫的新闻似乎又印证着人们的腹诽。 2001年8月，公安机关在破获的南京新形象公司网罗女大学生卖淫案中了解到，南京新形象公司负责人罗某伙同某高校女学生詹某先后招聘百余名女青年女大学生搞“三陪”和卖淫活动。凡被录用的学生都要交200元押金，提出特殊服务的顾客到外面谈价，他则收取10%介绍费。女生出台费最高的达5000元，嫖客什么人都有。 2004年12月，公安机关在破获的重庆沙区杨福云、杨福海、杨福洪3兄弟“大学生俱乐部”卖淫案案中了解到，杨氏3兄弟多次在市内媒体打出广告，招募女大学生做“商务助理”。通过散发大量的小卡片招揽业务，明里是向企业、个人提供商务助理、翻译服务，暗地里却组织、介绍女大学生和社会女青年从事卖淫活动。警方当场搜出的成员登记表上，记录的有名有姓有身份证号码的女大学生就有70多人,其中被证实有卖淫行为的有五六人。 2005年11月，杭州警方查获了一起看似普通的卖淫嫖娼案，牵出了杭州最大一起以高学历女性为主的组织、介绍网络卖淫团伙，经查实的10名涉案卖淫女中，一半为在校女大学生。 “周边一些学校的大学生都是这么做的，互相介绍给有钱的人。一部分是被包的形式，还有很多吃快餐(卖淫)，都是一个带一个。”因介绍卖淫被抓获的女大学生潇潇，对目前大学生网络卖淫在杭州部分高校泛滥的现状并不隐讳。 2007年6月28日《北京晨报》报道，19岁的女大学生小倩就读于一所名牌高校。5月底，向警方报案“我被人灌了迷魂药，被一个男的强奸、抢劫……”可是，当警方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之后，才感到案件有另一番真相——女大学生小倩为了寻求一时刺激，是卖淫时遭窃，被对方偷走手机和钱包。 …… 类似的还有什么“大学生一夜情”、“高校惊现出租女友广告”、“女大学生代孕”等新闻不绝于耳，似乎一夜之间高校变成了藏垢纳污之地！不久前，更有新华网在“发人深省的上海女大学生卖淫案”标题下，直言不韪称：女大学生卖淫，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时候就曾曝光过这样的案例。一些公司俱乐部打着导游陪聊、公关应酬、商务翻译的招牌，实质从事着三陪、卖淫活动。 令人震惊的不止于此！ 市场上出现的女大学生不知羞耻的自传《一个女大学生的堕落发迹史》，说的是“我用青春的下半身，换取富足的下半生”。“我叫丁香，头脑聪明，性格坚韧，有着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荡妇的个性。18岁，我手握大学录取通知书，怀揣妹妹卖狗筹集的50元钱，勇敢地离开了赤贫且负债累累的家庭，迈向大学校门，成为一名女大学生兼职高级妓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与成功人士的床上交易中，我用聪明的头脑捕获商机。两年后，我20岁，大二，已成为身家千万的富妹。”似乎有忍受胯下之辱，成就旷世伟业的忆苦思甜或说教，甚至是鼓动！ 更有思想“前卫”的大学生发帖至网络《 女大学生卖淫惹了谁 》： “我很年轻，今年大学刚刚毕业，姑且也算做女大学生之列吧……女大学生也是普通女人，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对她们也充满着诱惑。挣钱的途径很多，“卖”也是其中之一吧！我相信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出卖智慧、出卖灵魂和出卖身体的性质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不是么？……我不知道女大学生卖淫究竟惹了谁，究竟触痛了人们心灵的哪一根神经？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生也不再是金字塔的塔尖了，不断的扩招、民办，必然造成了大学生素质的混乱，加上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冲击，他们遭受的人格分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给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千奇百怪的，但是既然是事实，我们就必须尊重。”…… 需要对卖淫的女大学生尊重？！ 恕我直言，我实在是尊重不了！我只想痛骂她们荒唐的行为！为家庭教育的失败而惋惜！为学校的教育失败而惋惜！为大学生的人生价值的追求错位而惋惜！ 多少年来，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我们对孩子都是疼爱有加。为了孩子的学习，我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的是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他们说一，我们不敢二；他们让我们向东，我们从不向西，为的是让让他们有好的心情、好的条件把学习搞好，最终鲤鱼跃龙门，成就一番事业！不知不觉中，父母和孩子的角色进行了易位，孩子成了皇帝，成了家里的一把手，对父母颐气指使、呼三呵四，他们的性格变得极为自私、极为任性，很少考虑父母的感受。有很多农村来的大学生，明明家里非常窘迫，却要在校园外租房、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花天酒地；一些城市里的孩子为了刺激，什么都敢干，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毕业后赖在家里不出去工作，让父母一直养着……这不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是什么？！ 一直以来，大学校园被视为一块净地。在这里，大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引导和教诲下，潜心求学，专心钻研，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孜孜苦读。但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大学也变得急功近利，无暇顾及学生的教育了。学校注重的是级别，是排名，是政府的拨款，是学生的交费。教师注重的是自己的收入。有人戏称大学教师分为四种：一种是潜心钻研学问的；一种是发表文章；追求名，最后获利的；一种是搞政治，一心往上爬为了当官的；一种是一门心思做生意的。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学生的思想变化，一旦出了事情就会说，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判断！那么，学生叫你老师的时候你会不会脸红？！学生卖淫被抓时你你会不会感到失败？ 不知不觉间，大学校园也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淹没。校园附近的酒吧、歌厅、游戏厅、按摩院、洗浴中心、会馆场所充斥，其中不乏藏污纳垢的，但是很少见社会上的公安司法部门取缔、打击。就象《黔之驴》中的“近而时习之”那样，那些藏污纳垢的老板，慢慢大了胆子，最终把黑手伸到了校园。招“陪读”、“陪游”、“攻关”、“按摩女郎”、“情人”、“二奶”……一步一步把大学生拉向泥潭。这是不是社会上有权部门的失败？！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因素造成了女大学生价值观追求的错位。家庭的易位教育，使她们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任性、不负责任的观念；学校的放纵教育和高收费的行为，使她们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观念；社会上对不良现象的纵容，使她们形成了“大家都做了，做了也没什么”的无所谓的观念。三种错位的观念在女大学生上交织时，她们卖淫和对卖淫的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认真看看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吧，是不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宁可在城市里漂上几年，也不愿回家创业，帮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在这些漂泊的日子里，是不是有许多女大学生被漂成了卖淫女？华灯初上，那些在我们下班途中碰到的浓装艳抹、袒胸露背的上班女孩，谁又敢说没有大学生？！ 大学生卖淫毁掉的不仅是自己一生的幸福，还毁掉了父母的尊严，社会的风气！同时，由于一代青年价值观念的错位，会导致几代人的道德迷失，一个没有责任心，没有羞耻心的父母会教育出一代负责任的儿女吗？实在是不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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