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郭沫若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扩展资料：个人成就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后世纪念1987年，为纪念郭沫若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经中国文联批准，设立“郭沫若文奖”奖项，特别奖励在中国文艺界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该奖项下设文学奖、书法奖、美术奖、摄影奖、舞蹈奖、音乐奖、民间文艺和戏剧八个类别，每五年评选一次。评选范围为全国及海外华人艺术界，以中青年艺术家为主要对象。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郭沫若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是问哪个省的高考题?或者说你是在问哪一套高考试卷。 任何人都不能确定一定是考传记类。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著名作品：1、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2、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莹》；3、回忆录《洪波曲》4、评论集《雄鸡集》5、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6、翻译书目：《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7、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等。以上供参考。
郭沫若生平简介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 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拒绝蒋介石的殷切拉拢，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 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六部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以及杂文《甲申三百年祭》（该书后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 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但他拒绝了这个头衔。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见解。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郭沫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郭沫若的重要著作还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沫若诗词选》及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郭沫若全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 (1)、诗集 《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天上的街市》等等； (2)、诗歌代表作品 1、天狗 2、笔立山头展望 3、凤凰涅盘 4、战声 5、罪恶的金字塔 6、天上的街市 7、骆驼 8、晨安 9、夜步十里松原 10、黄浦江口 11、血肉的长城 12、太阳礼赞 13、春莺曲 14、莺之歌 15、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16、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17、诗的宣言 18、炉中煤 19、霁月 20、郊原的青草 (3)、历史剧本 《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4)、回忆录 《洪波曲》 (5)、评论集 《雄鸡集》 (6)、专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7)、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写鲁迅吧。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果你是要完成任务，你完全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一篇复制过来。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借鉴的话。平时应该看很多文章吧。我建议你还是根据自己的 习惯和作风来写，因为别人的总是别人的，再说也是侵权是吧？ 写这类文章，首先选择你最熟悉的哪个人，比如说是鲁迅。选择好了就要写出个性，写点他特别的事情或者你对他特别的理解。写3到5段就差不多了。2000字的文章写一个人，你完全可以写详细点，不过注意文章的首末呼应，点下题，发表下自己的意见，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好的或者要学习什么精神这些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那，相信你可以自己作到的！
这问题难倒了~!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编组品有《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1952年4月9日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