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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04 13:21:44

童年、少年　1903年 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北乡憩桥镇。祖父是贫苦渔民，父亲是店员。1911年春，进镇海县憩桥镇进修学堂。1913年秋，进修学堂停办，进镇海县贵驷桥宝善学堂。1915年秋，进湖北汉口德华学校。1917年德华学校改为汉口第一中学。1918年冬，汉口第一中学停办。1919年春，进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德文科。秋，升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留学德国八年　　1921年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毕业后，赴德留学，进德国福莱堡大学。1922年秋，转德国慕尼黑大学。1923年秋，转德国土滨根大学，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好处。开始科研工作，研究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和再生。1925年选定一种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Anguillula aceti）作为理想的实验材料。开始研究醋虫的生活周期和实验条件对生活周期各个阶段醋虫形态上的影响。重视实验方法与技术，学习吹玻璃的技术，吹制实验用微体操作玻璃器 - 微玻璃针、微玻璃管等。欣赏导师哈姆斯教授关于生物的多样性的观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从时间、空间等各种具体条件全面地看问题的思想。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以及此后的研究工作正是贯彻这种思想。1926年在德国柏林参加显微操作训练班，学习最新的显微操作技术，回到土滨根大学在系里推广。1927年发表论文《醋虫的生活周期》。1928年 3月，获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4月，任土滨根大学动物系助教。1929年秋，回国。　　在浙江大学工作二十年　1930年 8月，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创建生物学系并任系主任，提出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先后教授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招收研究生后，又教授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研究工作为轮虫（稳定动物）和水螅、环节动物（不稳定动物）的发育过程与再生。1931年 11月，与苏州振华女中教师程亦明女士结婚。1932年春，发现丰年虫中间性个体，研究其中间性类型、性转变和生殖细胞的重建。1933年发表论文《轮虫的再生实验》、《细胞常数与再生关系》。1934年 8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大会。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细胞重建的假说。1942年发表论文《南京丰年虫的二倍体中间性》。研究一种线虫 Cosmocerca sp．的染色体和染色质，发表关于这种线虫未分化体细胞和种系细胞的染色体，染色体异固缩与染色质消减，异染色质与染色中心的形成，染色体极性的测定，异染色质的联结能力与联合染色体的形成等5篇研究论文。兼任浙江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主任。1943年发表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和《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1944年发表论文《 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的自然裂殖与再生》、《摇蚊的咽侧体和心侧体》。1945年发表论文《摇蚊唾液腺染色体的结构》、《色素细胞活动与温度和眼柄提取物浓度的关系》。1946年发表论文《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在不同温度下的裂殖和分解》。1947年 9月，代表中央研究院赴瑞典参加国际细胞学会会议，错过会议日期，转赴荷兰请会议秘书长详细介绍会议情况，并在荷兰、英国、法国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参观访问，其中包括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1948年2月回到上海。1948年3月，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1949年5月，任浙江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当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会会员。6月，在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任理组召集人之一。会议期间，参与建议成立科学院的活动。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前，一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最初半年里，多次往返于杭州、北京之间，参加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方面研究所的调整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0年参与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的许多组织与管理工作。春，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研究轮虫的再生和虾的眼柄激素。1952年在北京作访问前苏联的准备工作。1953年3月，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院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中苏科学合作交换意见。6月初，回到国内，在长春作总结、写报告。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成立，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8月，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组。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5月，被中国科学院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参加制定国务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工作，并与周培源一起主持制定“重大理论问题”规划。10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7年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生物学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9月，赴苏联参观访问放射生物学、医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研究机构。1958年8月，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并任系主任。任《中国科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9月，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此后，指导开展了放射生物学（包括放射性自然本底调查、生物对射线的反应、射线损伤的防护、射线引起的遗传效应等）、宇宙生物学（包括建立地面实验系统、生物遥测和生理指标测量仪器，开展全面的地面模拟实验并发射了生物探空火箭）、生物化学、理论生物学（包括生物控制论、信息论、量子生物学等）和生物物理工程技术的研究。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奖金评审委员会委员。1960年 2月，在“全国放射生物学工作会议”上，作有关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的报告。1961年 10月，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11月，访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 8月，在“全国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学术会议”上，作题为《中国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的现状和展望》的报告。10月，在“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作题为《从分子生物学看实验动物学的发展》的报告。1964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上，作题为《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12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 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法国。1970年 3月，陪同郭沫若院长赴尼泊尔参加王太子婚礼，顺访巴基斯坦。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越南。建立“细胞生物学研究组”，任组长，恢复细胞重建的研究，研究课题为《造血系统中或创伤愈合中各种非细胞形态转变为细胞的研究》。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参加《生物史》编写工作。1972年 10月，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1973年 1973年细胞重建现象得到充分验证。1975年 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应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邀请，提出“关于科学技术基本建设的初步设想”。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奥地利、意大利。1976年研究组改称“细胞重建研究组”，除丰年虫外还开展鸡胚早期发育中的体细胞重建的研究。不仅观察到鸡胚发育中普遍存在细胞重建现象，还发现卵黄颗粒内有DNA、组蛋白和染色质，卵黄颗粒染色质和细胞核的染色质有同样的结构和行为。1978年 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德国土滨根大学再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5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7月，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 4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研究工作又证实，在小鼠成体的骨髓造血系统中也存在着细胞重建现象。提出完整的细胞重建理论——细胞重建学说。1980年 5月，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对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的报告。1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的“细胞重建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现场示范、展示照片、放映显微缩时电影，将细胞重建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进行讨论。1982年在《中国科学》上，陆续发表报道应用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观察等方法，研究丰年虫和鸡胚的细胞重建以及卵黄颗粒染色质和DNA的 5篇论文。1983年 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四届全国学术会议”上作《在生物物理学研究中要重视环境因素对生物的作用》的报告。12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科教片《细胞重建》担任科学顾问，协助摄制工作。1984年科教片《细胞重建》摄制完成并上映。1985年 1月，任《生物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3月，电影《细胞重建》获第五届“金鸡奖”优秀科教片奖，并在第23届国际科技进步电影节上获奖。1988年 3月，德国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9月，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题词：“为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努力奋斗”。1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生物物理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24篇。1989年 11月，电影《细胞重建》获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金奖。1990年 3月，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十周年题词：“十年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对促进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国四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将以更高的要求开展学会活动，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很快成为国际先进的学术团体。”1991年 3月，兼任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教授。1992年 12月，《贝时璋文选》由浙江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48篇，报告、谈话和文章19篇。1993年秋，开始与芝加哥大学的江昆生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戴华教授夫妇的合作，此后，每年一次在北京进行工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在进行实验工作的同时，开始整理小鼠骨髓、鸡胚、丰年虫、大豆根瘤菌、沙眼衣原体以及染色质和DNA等的实验照片，并起草论文的提纲，至1997年。8月，对生物物理研究所有关同志发表“关于空间生物学”的谈话，指出空间生物学大部分是生物物理学问题，详细介绍环境与生物的关系和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空间条件和地面模拟实验的重要性。希望生物物理研究所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在中国航天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1995年8月，夫人程亦明女士逝世，享年91岁。1998年 5月，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题词：“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实事求是，遵循真理，为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做出更大贡献。”9月，在“庆祝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书面发言。10月，在“贝时璋先生建所思想研讨暨九十五寿辰庆祝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生命与非生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以及碳元素在理论和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性。1999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被收入大型文献丛书《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科技论文>；》卷。2000年 10月，在“庆祝贝时璋先生九十七寿辰纳米生物技术研讨会”上，作“关于纳米生物技术”的报告。11月，开始主编《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的工作，至2003年5月完稿。2002年4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生物卷》编辑委员会主任。2003年6月，开始细胞重建及与之相关的生命科学问题的理论总结，及总结科研工作的经验。8月，《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18篇。2008年3月，贝时璋院士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这位德高望重的国际知名学者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第5个博士学位，一时在国内外科学界传为佳话。2009年10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到家中看望贝时璋院士，并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生日的祝福。国务院办公厅、中科院等部门负责同志陪同看望。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北京去世，享年106岁。

张謇，算么？徐福，即徐市，字君房，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著名方士钟离昧 (?一前200年)，汉朐县伊芦乡(今灌云县伊芦乡)人糜竺 (？—223年)，字子仲，汉东海朐(今云台区关里村)人鲍照 (405—466年)，字明远，东晋义熙元年出生于北海郡(今连云港市云台区)石延年 (994一1041年)，字曼卿，其先祖父是幽州人(今北京一带)胡松年 (1086—1146年)，字茂老，海州怀仁(今赣榆县)人李汝珍 (约1763一约1830年)，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直隶大兴人朱自清 (1898—1948年)，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省海州。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谷牧 (1914年一 )，原名刘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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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的初衷。《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还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编纂工作，山东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作，有关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二○○六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