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诞生于斡难河流域之时，本来是没有文字的。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虽然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许他忠于自己国家的行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蒙古人至此时便采畏兀字母以书写蒙古语，学界称为回鹘式蒙古文，蒙古族开始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这种书写系统是现行蒙古文的前身。这种蒙古文的字母读音、拼写规则、行款都跟回鹘文相似。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至今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记载。据后人对这种文字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出19个字母。其中，5个表示元音,14个表示辅音。每个字母视其出现在词里的位置不同，写法略有变化，分词首、词中、词末3种变体。拼写时一般以词为单回鹘式蒙古文位,上下连书。但是，有时一个词也可分作两段书写。拼写规则不严密，重文别体较常见。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到右。标点符号有单点(相当于逗号)、双点（相当于句号）和四点（用于段落末尾）3种。现存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文献中,最早的是《也松格碑》(1225)。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行“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今通称“八思巴文”）后，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一度受到限制。元代后期，回鹘式蒙古文又逐渐通行。到17世纪时，回鹘式蒙古文发展成为两支，一支是通行于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现行蒙古文，一支是只在卫拉特方言区使用的托忒文。自元世祖委托国师八思巴另制八思巴文，每以“畏兀字”呼之，以示区别。但虽然禁令屡下，当时的蒙古人仍然喜欢使用蒙古文字，八思巴文遂转以拼写他族语音。直到明朝建立，元顺帝北返，新字便很少有人使用。岭北等处诸蒙古人仍以畏兀儿字母为正宗。十六世纪蒙古人信奉佛教，广译遍传佛经， 蒙古文字因而普及、定型。因此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为蒙古之‘“文艺复兴”。在这之前书写蒙古语的部分缺失，皆改进之。此时引入许多藏语、梵语之内典用语，取代以往蒙古人使用的词汇。并且为了便于表示藏、梵语音，另造变体字母。字母之改良以阿里嘎里为大宗。1587年，喀喇沁翻译者阿尤希固什修改旧有的字体，自创了阿里嘎里文，这种文字可以表达所有的藏、梵语语音，且可以表达诸蒙古语所无之辅音群。此时部分古语遂弃而不用。学界谓此时之书面蒙文为古典蒙文。清朝时，亦取鉴蒙古字母，创满文以书满语。二者字型相似，故能触类旁通。此后自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古典蒙文得以充分发展。北京、内蒙古之木版印刷业俱盛，谙蒙语之帝王或者是藏族法师都参与编纂辞典、语法书等。又1648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僧侣札雅班第达（那木海札木苏）亦改良传统，分传统蒙古文析蒙古文字的标音，造新体字“托忒文字”（todo mongγol），但此新字体只通行于天山南北路、伏尔迦河口诸处，东蒙古未有采用。字母表包括31个字母。其中，7个表示元音，24个表示辅音。4个圆唇元音分别用不同字母表示，o或u，?与ū的写法有区别。辅音字母d、t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混用；阴性词里的ɡ、k用不同字母表示。表示z、c、╫、呇的字母，与蒙古文相比，在字形和读音安排上有所不同。设置了表示长元音的附加符号，并且规定了表示长元音的双写形式。由于做了这些改进，托忒文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系统。1686年，喀尔喀僧侣扎那巴扎尔仿造藏文梵字，创造索永布文，共有字母九十个，左起横书，一样能精确表达藏、梵语，以及蒙古语的语音。索永布文非常的美观，寺院经常以此加以装饰，只可惜此文字写起来比八思巴字还不方便，因此罕用于社会上。同年扎那巴扎尔另造横书方块字，通行于喀尔喀各处之佛寺间。二十世纪初，曾有蒙古文拉丁化之议，但当时未付诸实行。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人转用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俗称“新蒙文”。这种文字的字母表比俄文多Θ、Y两个元音字母。长元音用双写字母表示。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喀尔喀方言的语音系统。1946年以后，蒙古国改以西里尔字母拼写喀尔喀方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则仍采传统蒙古文。
关于秘史时代蒙古语（即13世纪前后的蒙古语，日本小泽重男称之中期蒙古语）的语言学系列论文《畏吾体蒙古文和古代蒙古语语音》的发表，可视做大军未动的先行粮草。这一系列探讨，是日后写成《元朝秘史及其复原》的基础。作者显示了他罕见的志向，即全面解释秘史蒙语的语言规律。对古代阿拉美文字体系（它对闪米特以及中北亚民族的文字影响深远）的认识，是亦邻真另一侧面的准备。没有谁如亦邻真，能汲取回鹘文献学界的成果，把其中关于书写、文书研究中总结的规律导入蒙古文献研究。
如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族重要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和清代的著名文学作品《一层楼》等。在医学、历算、数学等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贡献。
你可以读这几本书。《蒙古源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蒙古源流》《蒙古源流》诞生于明末清初。作者是鄂尔多斯的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被清朝乾隆皇帝（前称《蒙古汗统宝鉴》）改为《蒙古源流》。该书在清朝被翻译成满语和中文。而后，许多外国人也对此进行了研究。《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蒙古源流 蒙古族史籍》源自蒙语原文殿的直译版本。《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族史籍）》原书名为《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由朱风、贾敬颜翻译，原作者不详。该书成书约在1604一1627年间，与《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共称为蒙古文三大历史文献。本书以宗教为立场，将蒙古族与印度、吐蕃联结起来，开创了蒙古源出印藏的说法。本书详尽的描述了蒙古族的源来历史，并且穿插了部分明朝历史。《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作者为金启孮，字麓漴，满族人，本爱新觉罗氏，是清朝乾隆黄帝第五个儿子荣纯亲王永琪的七世孙。本书花费了作者一生的心血，以作者自身的独特视角对现实进行研究比较，真实的重现了满族的历史故事，为我国的满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据并对满族文化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这几本书能够帮你了解到满族和蒙古族的历史知识。毕竟蒙古族和满族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属于比较人多的两个民族了，文化传统也保留至今，值得你去了解。
古代的方言演变为后世的语言，后世的语言再产生方言，这样的分化过程在蒙古语族的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经过几代人的调查研究，多数蒙古语学者认为，蒙古语族包括9种语言，但也有人认为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不是独立的语言。除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相近以外，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之间也比较相近。它们在历史上也可能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因此，从今往古逆推，近古某个时期蒙古语族可能只有5种语言。从现代各语言的分布情况看，如果沿北纬40°画一条线，就可看出，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主要分布在线以北，而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东乡语分布在线以南。但是蒙古语学者在描绘蒙古语族历史演变时更喜欢用东西两个语组的说法。从语言特征的异同多寡来看，东部语组包括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西部语组包括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虽分布在西部，但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最近，莫戈勒语与蒙古语相近的程度也大于与西部语组相近的程度。两个语组又可能是从古代的两个方言演变而来的。再往上就是统一的古代蒙古语了。蒙古语族历史上的书面语是以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这一支语言的古代口语为依据的，因此古代文献保留了这一支语言（主要是蒙古和卡尔梅克）某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目。其他各支语言没有古代文献，但在现代口语里保存了某些古代语言的遗迹，在历史比较研究上很有价值。蒙古语族从历史上就和周围的各种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比较深刻的影响存在于东乡语和汉语之间，土族语、保安语和藏语之间，达斡尔语和通古斯语之间，莫戈勒语和突厥语、伊朗语之间。各蒙古语族语言和标准蒙古语（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语）同源词的比例是（3000词词表）：卡尔梅克90%，达斡尔语和东裕固语60%，土族语50%，东乡语33%，保安语4%，莫戈勒语约35%（估计）而200核心词表的统计结果（以蒙古语为基准）：达斡尔和东裕固语90%，土族语85%，东乡语78%，保安语70%各语言之间差别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地理上较接近的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相近的可能性较大些，土族语的民和方言和东乡语的相似程度较高。东乡语和保安语的相似程度较高。有学者认为，蒙古语族从东北（巴尔虎）到西南（保安族，同仁土族）之间的语言差别是逐渐加大的。巴尔虎和同仁保安语的差别之大，超过普通话和粤语，完全不能互通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曾到甘肃青海一带调查了东乡语和土族语，裕固语。那时各语言的发音几乎和现在没有差别，说明早在公元1800年以前，蒙古语族各语言就几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了。各语言除了借词和同源词的发音不同之外，口语习惯也不同，关键语法成分的失去或被替换是造成口语差异的重要原因。蒙古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苏联学者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50年代苏联学者ГД桑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指出了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互相通话，而土族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里各自单独居于特殊的地位。美国学者NN波普于50年代写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对于蒙古语的历史分期及每个时期的特征有扼要的论述。他在60年代写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的分类提出了比前一著作更正确的观点：把土族语（因为他未见到东乡语和保安语的材料）和达斡尔语各自独立为一支，把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统属于第3支,下面再分两组：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为一组，布里亚特语、蒙古语为另一组。卫拉特话指中国境内的，卡尔梅克话指在伏尔加河一带的。后者受俄语影响，与卫拉特话已有距离。50年代末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Ⅲ 罗布桑旺丹写的《关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分类问题》注意到了蒙古语族现代语言和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但他把卡尔梅克语（及卫拉特话）、布里亚特语（包括巴尔虎话）放在方言之列。50年代开始的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蒙古语族还应该包括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和保安语。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清格尔泰主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中画出了从古代统一蒙古语演变到 5个语支再演变为9种语言的图表。中国学者喻世长在《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从共同蒙古语演变为 9种现代语言的历史进程的假说，并指出了今后应该继续探讨的许多问题。蒙古语族的研究成果为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满族两次入主中原，曾做出过十大贡献 一是营建大清帝国中国少数民族营建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蒙古和满洲,"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是奠定中国版图盛清时疆界,东临大海,南极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余万平方公里 三是多民族的统一清帝系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同汉族皇帝有所不同,清代民族关系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 四是创制满洲文字当时东北亚通古斯语诸民族均无文字,满文创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现存满文图书1000余种,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其数量与价值是其他少数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五是编纂文化典籍编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满文大藏经》,《律历渊源》,《无圈点老档》(又称《旧满洲档》),《满文老档》等为后人留下了重要历史文献 六是英杰人物辈出在中华历史人物星汉中,满族是55个少数民族里贡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民族 七是中国人口激增清道光时人口突破4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八是吸收外国科技玉米,白薯普遍推广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西方科技,文化大量传入中国 九是兴建皇家园林满族是游猎民族,继辽,金,元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一统,国库丰盈,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在北京有"三山五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在京外有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等,将造园艺术推向中国皇朝园林史上的顶峰,并留下珍贵的园林文化遗产 十是保护历史文物多尔衮一反历代大一统王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弃的做法,对故明燕京紫禁宫阙下令加以保护,修缮和利用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之前,所有大一统王朝兴国之君,宸居前朝宫殿,史册盖无一例
古代的方言演变为后世的语言，后世的语言再产生方言，这样的分化过程在蒙古语族的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经过几代人的调查研究，多数蒙古语学者认为，蒙古语族包括9种语言，但也有人认为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不是独立的语言。除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相近以外，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之间也比较相近。它们在历史上也可能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因此，从今往古逆推，近古某个时期蒙古语族可能只有5种语言。从现代各语言的分布情况看，如果沿北纬40°画一条线，就可看出，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主要分布在线以北，而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东乡语分布在线以南。但是蒙古语学者在描绘蒙古语族历史演变时更喜欢用东西两个语组的说法。从语言特征的异同多寡来看，东部语组包括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西部语组包括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虽分布在西部，但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最近，莫戈勒语与蒙古语相近的程度也大于与西部语组相近的程度。两个语组又可能是从古代的两个方言演变而来的。再往上就是统一的古代蒙古语了。蒙古语族历史上的书面语是以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这一支语言的古代口语为依据的，因此古代文献保留了这一支语言（主要是蒙古和卡尔梅克）某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目。其他各支语言没有古代文献，但在现代口语里保存了某些古代语言的遗迹，在历史比较研究上很有价值。蒙古语族从历史上就和周围的各种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比较深刻的影响存在于东乡语和汉语之间，土族语、保安语和藏语之间，达斡尔语和通古斯语之间，莫戈勒语和突厥语、伊朗语之间。各蒙古语族语言和标准蒙古语（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语）同源词的比例是（3000词词表）：卡尔梅克90%，达斡尔语和东裕固语60%，土族语50%，东乡语33%，保安语4%，莫戈勒语约35%（估计）而200核心词表的统计结果（以蒙古语为基准）：达斡尔和东裕固语90%，土族语85%，东乡语78%，保安语70%各语言之间差别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地理上较接近的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相近的可能性较大些，土族语的民和方言和东乡语的相似程度较高。东乡语和保安语的相似程度较高。有学者认为，蒙古语族从东北（巴尔虎）到西南（保安族，同仁土族）之间的语言差别是逐渐加大的。巴尔虎和同仁保安语的差别之大，超过普通话和粤语，完全不能互通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曾到甘肃青海一带调查了东乡语和土族语，裕固语。那时各语言的发音几乎和现在没有差别，说明早在公元1800年以前，蒙古语族各语言就几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了。各语言除了借词和同源词的发音不同之外，口语习惯也不同，关键语法成分的失去或被替换是造成口语差异的重要原因。蒙古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苏联学者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50年代苏联学者ГД桑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指出了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互相通话，而土族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里各自单独居于特殊的地位。美国学者NN波普于50年代写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对于蒙古语的历史分期及每个时期的特征有扼要的论述。他在60年代写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的分类提出了比前一著作更正确的观点：把土族语（因为他未见到东乡语和保安语的材料）和达斡尔语各自独立为一支，把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统属于第3支,下面再分两组：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为一组，布里亚特语、蒙古语为另一组。卫拉特话指中国境内的，卡尔梅克话指在伏尔加河一带的。后者受俄语影响，与卫拉特话已有距离。50年代末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Ⅲ 罗布桑旺丹写的《关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分类问题》注意到了蒙古语族现代语言和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但他把卡尔梅克语（及卫拉特话）、布里亚特语（包括巴尔虎话）放在方言之列。50年代开始的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蒙古语族还应该包括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和保安语。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清格尔泰主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中画出了从古代统一蒙古语演变到 5个语支再演变为9种语言的图表。中国学者喻世长在《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从共同蒙古语演变为 9种现代语言的历史进程的假说，并指出了今后应该继续探讨的许多问题。蒙古语族的研究成果为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人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即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蒙古族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着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人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遍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人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人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据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所载，那达慕最早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的初期，在公元1206年，当时的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为了检阅自己的部队，以及对草场进行维护以及分配，每年七八月间都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起来，为了表示团结友谊和庆祝丰收，都要举行那达慕。那达慕在元朝时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开展得十分广泛，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军事体育项目。此俗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会举行并且一直沿习至今。
元上都遗址。2012年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为我国第30处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 元上都建于13世纪中期，是蒙古游牧民族创建的世界性大帝国——蒙元王朝的第一个都城，从兴建到最终废弃共存在了100多年，元上都始终是蒙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对外交往中心。今天，这座古城也是古代草原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能够充分地展示草原古代都城风貌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早在20世纪末，元上都遗址就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大力开展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使元上都遗址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深入分析研究其普遍突出的价值。 元上都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这里既有蒙古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典型特征，又有汉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历史渊源上体现多元文化的互相影响。元上都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互相融合的典范，反映了草原文化的博大与包容，由于多种文化的结合，使元上都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展示出杰出的成就。在元上都遗址所在的草原上，保存着传统的游牧文明；它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虽然已经很脆弱，但表现得十分顽强，它是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宝贵遗存。元上都与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蒙元王朝的首都，在这里曾经发生了影响中国乃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我们认为元上都遗址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和人物有密切关系。 元上都城市建设整体规划，体现了游牧民族开放自由、尊重自然的文化传统。都城内既有传统中原城市的建筑，又有皇家苑囿和蒙古大汗的金顶大帐，保留草地和水泊，与城外的草原风光交相辉映。城外的关厢区建有官署、兵营、仓库、民居和商铺等，是元上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关厢区边缘自然而然地融入茫茫草原。 这种文化所产生的城市规划理念，与中国古代正统王朝都城的设计思想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草原、关厢、外城、皇城、宫城迭套，城市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建筑风格，既关照和保存了蒙古民族游牧的生活传统与特色，又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从而，使元上都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典范。 元上都的建设规划改变了以往都城高墙壁垒、与周围自然环境隔绝的规划布局，形成了由人类建设在草原上的城市又与草原融为一体的总体规划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巧妙地利用中轴线，把宫城、皇城分割成东西相等的两部分，使上都城的建筑布局显得更加对称、整齐、美观。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堪称草原都城在城市规划、建筑布局、景观构筑方面的杰出代表。 元上都城遗址内还有一些伊斯兰教徒的墓顶石，这说明在元上都生活有伊斯兰教徒。此外，在上都城内还建有藏传佛教、道教、景教寺院，有许多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士生活在上都，他们的文化遗产，也构成了元上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保存着传统的游牧文化，他们在上都及其周围祭祀神山圣水、构建游牧浩特，为了庆祝牧业丰收，他们定期召开那达慕大会（即传统的游艺大会），举行赛马、射箭、摔跤比赛，这是蒙古男子的“男儿三艺”。他们相信：学好了“男儿三艺”，就能够成为英雄（巴特尔）。这种传统的英雄理念，一直影响着这里的蒙古人。 世世代代生活在元上都草原的蒙古人，仍然顽强地沿续和固守着这些传统的游牧文化，他们在这里游牧、祭祀长生天和祖先，而这些传统的游牧文化，却都直接来源于元上都的文化遗产。 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上少有的草原文明、亚洲文明、欧洲文明汇聚一地的多元文化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又是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东西方世界的交流从未像蒙元时期那样广泛、密切。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元代创制的火铳（最早的火炮）等在这一时期传播到欧洲，西亚、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宗教、艺术、医药学也传到了中国。 1271年11月，17岁的马可·波罗随从他父亲、叔父从家乡启程，于1275年5月到达元上都。此后，他们留居中国17年，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之后，由于作战被俘，马可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难友鲁思悌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这就是《马可·波罗行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扩大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欧洲人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几百年来，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Xanadu（上都）”在欧美等国知者甚众。 元上都虽然在1358年被元末农民起义军所焚毁，后来又有一些自然和人为破坏，但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周围人烟稀少，又很少有自然地质灾害发生，特别可贵的是，元上都遗址受到这一地区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敬畏和保护，当地牧民们称之为“兆乃曼苏默”，意为108座寺庙，因此，元上都遗址至今保存较为完好。 19世纪末，先后有英国及俄国旅行家实地考察过元上都遗址。20世纪初，又有比利时、日本、美国的旅行家来元上都考察，他们发表的考察报告，为了解元上都遗址的情况提供了信息。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原田淑人一行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考古学调查，拉开了元上都考古调查和研究的序幕。50年代后，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元上都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测绘和发掘，并在发掘过程中对遗址进行了科学保护和局部整修。通过以上工作，逐步理清了元上都的范围、布局，也证明了元上都的城市规模、布局以及都市功能区的划分、大型建筑物及其位置等都与历史文献记载十分吻合。 1999年，正蓝旗人民政府对元上都遗址生态环境区做了保护与治理整顿，将50年代迁入外城中居住的“五一”牧场103户职工全部迁出，拆除违章搭建的房屋、畜舍等2万多平方米，对外城内的植被进行了科学的修补和维护，对遗址内的道路、电力线路进行了迁移，逐渐恢复了元上都遗址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原貌。同时，为了保护元上都遗址周围的草原、山林、沙地、湿地、河流、湖泊等等，从2000年起，在全旗推行禁牧、围封、水土保持、防沙固沙、环境保护等工程，已在地方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据考古调查，元上都遗址仍保存着丰富的文物遗存，包括宫殿、城门、官署、商铺、仓库遗址等，已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除少量保护性展示外，大多数在地下封存保护，地表上较完整地保持了元上都原有的环境和历史面貌。因此，元上都遗址与周边环境保持着很高程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元上都遗址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古代都城文化的重要基地，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过各级政府不断努力，元上都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均得到了妥善完好的保存，出土文物由国家文物研究和保护机构保存，遗址、遗迹在考古发掘后均采取了较严密的保护措施。如元上都城址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宫殿、寺庙建筑基址、羊群庙祭祀遗址等都采取了地下封存与地表植被展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保护；另一些遗迹如东西关厢区、粮仓等，则仅进行了调查和有限的发掘，大部分仍原样封存于地下；对一些较重要但不利于地下保存的遗迹，如羊群庙祭祀遗址、遗迹则采取起取后集中保存的方法予以保护。 综上所述，元上都遗址具有世界遗产所要求的真实性、完整性特点，更是一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世界性文化遗产，值得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重视与保护。
12世纪？蒙古草原处于各部混战的分裂状态
关于学位论文撰写的规定 一、对学位论文的要求 1．博士学位论文 （1）博士学位论文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博士生本人独立完成。 （2）博士学位论文应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青蛙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3）博士学位论文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4）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在全国性学术刊物或会议上公开发表或宣读。 （5）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在五万字左右。 2．硕士学位论文 （1）硕士学位论文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 （2）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或在学术上有一定意义。 （3）硕士学位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自己的新见解，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4）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必须有一定的工作量，在论文题目确定后，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学年。 （5）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为三至四万字。 二、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及内容要求 1．学位论文一般由三大部分组成——前导部分、主体部分、附录部分。 2．各部分的内容要求 （1）前导部分——包括封面、摘要、目录、关键词。 ① 封面——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由校学位办公室统一印制；学位论文题目的字数不得超过20字。 ② 摘要——它是学位论文简短陈述，应说明该研究工作的目的意义、试验方法、研究成果和最终结论等，其重点是成果和结论，摘要字数一般为200~300字，同时用中、外文撰写。 ③ 目录——由学位论文的章、节和页码组成。 ④ 关键词——是为文献索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某一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每篇论文选取5~10个词作为关键词，以显著的字符排在摘要的左下方。 （2）主体部分——包括绪论或前言、正文、结论、致谢、参考文献等。 ① 绪论或前言——它是主体部分的开端，简要说明此项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研究情况和成果（或属知识空白）、理论分析及依据、研究设想、研究方法等。 ② 正文——它是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占篇幅的绝大部分（约为整个论文的五分之三~五分之四），包括理论部分、试验部分和数据处理等，要求立论正确、概念清晰、分析严谨、数据要真实可靠、数据处理要有依据、计算结果正确无误。文字通顺、合科逻辑、条理清晰。 ③ 结论——对处理的结果所得结论应作理论上的论述和讨论，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应给予客观的说明，也可以提出下一步的设想。文字要简明扼要。 ④ 致谢——对指导和协助完成研究工作和提供便利条件的单位或个人表示感谢，并对引用他人文章和结果进行说明。 ⑤ 参考文献——按下列格式列出。 [序号]、作者姓名、论文题名、期刊名称、年份、期数、页码。 [序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年份、页码。 在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时，应在被引用的部右上角用方括号标出，括号中的数字与参考文献序号相对应。 （3）附录部分——附录是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的补充，包括与论文有关的公式推导、数据和图表等。 3．学位论文中名称、术语、符号及计量单位等应按统一标准引用，且前后应一致，重复出现的术语、符号只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即可。标点符号按“标点符号使用法”使用，要求书写清楚，使用恰当。 4．学位论文用黑色墨水在学位论文专用稿纸上按格书写，字体要工整、清楚。如有图表、示意图、结构图等，需用描图纸按制图要求描好贴好，或贴上图像照片。要送交原稿。 5．学位论文装订后按200×280mm尺寸裁切。 三、学位论文详细摘要 学位论文详细摘要是在授予学位后供编辑出版学位论文摘要汇编用的。 详细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应能概括论文的要点和主要结论，充分反映论文的研究成果和价值。 硕士学位论文详细摘要字数为一千字以内，由研究生本人用计算机打印，并将打印稿及相应软盘在答辩后两天以内交系汇总，由系随同其它学位申请材料按规定日期送交学位办公室，格式和具体要求另有规定。 博士学位论文详细摘要，中文摘要限于800~1000个汉字；英文摘要限于3000~4000个字符，中英文摘要都应由研究生本人用计算机打印，并将打印稿及相应软盘在答辩前交学位办公室，格式及具体要求另有规定。 学位论文详细摘要需经指导教师审阅。指导教师同意后应在“导师审阅”栏内签字。 －－－－－－－－－－－－－－－－－－－－－－－－－－－－－－－－－－＝＝＝＝＝＝＝＝＝＝＝＝＝＝＝＝＝＝＝＝＝＝＝＝＝＝＝＝＝＝＝＝＝＝－－－－－－－－－－－－－－－－－－－－－－－－－－－－－－－－－－ 六．论文格式 （题目）X X X X X X （2#宋体黑，居中） （单位 作者）XXXXXXXXX XXX （4#宋体） （空一行） 摘要：（小4#宋体黑）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5#宋体） （空一行） （文中小标题）X X X X X X （小4#宋体黑，顶格） （正文）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5#宋体，段首空二字） （作者通信地址、邮编、电话） （5#宋体） 1 题名 题名应以简明、确切的词语反映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概括文章的要旨，要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中文题名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题名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写语、字符、代号以及结构式和公式。 2 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1 文章均应有作者署名，它是文责自负和拥有知识产权的标志，作者署名应符合GB 7713的有关规定。 2作者姓名署于题名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也可标注于篇首页地脚或文末，简讯等短文的作者可标注于文末。英文摘要中的国内作者姓名应采用《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的有关规定，中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采用如下写法：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写，复姓应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名字不缩写。如： ZHANG Ying(张 颖)，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 3 作者应标明其工作单位，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单位名称与省市名之间以逗号分隔。整个数据项用圆括号括起。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力学系，安徽 合肥 230001) 作者工作单位宜直接排印在作者姓名之下。 4 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以逗号隔开。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以建立作者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关系；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时以分号隔开。例： 韩英铎1，王仲鸿1，林孔兴2，相永康2，黄其励3，蒋建民3 (清华大学 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北京100084；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湖北 武汉430027；东北电力集团公司，辽宁 沈阳 110006) 3 作者简介 1 对文章的主要作者按以下顺序介绍其简介： 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简历以及研究方向(任选)。例： 作者简介：乌兰娜(1968—)，女(蒙古族)，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199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修，主要从事蒙古学研究。 2 同一篇文章的其他主要作者简介可以在同一“作者简介：”的标识后相继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最后以“。”结束。 4 摘要 1 凡投稿文章均应附中文摘要（凡文献标识码定为A、B、C三类的文章均应附中文摘要，其中A类文章还应附英文摘要），中文摘要前以“[摘要]”作为标识，英文摘要前以“Abstract:”作为标识。摘要应能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一般应写成报道性文摘，也可以写成指示性或报道—指示性文摘。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应是一篇完整的短文，一般不分段。摘要不应出现图表、冗长的数学公式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缩略语，也不得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 2 摘要篇幅在100—300字。 3 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 5 关键词 1 关键词是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对文献检索有重要作用。提交的论文均应标注中文关键词，有英文摘要者应同时给出英文关键词。一般每篇文章可选3～8个关键词，关键词按GB／T 3860的原则和方法参照各种词表和工具书选取；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以及文章题名中的人名、地名也可作为关键词标出。 2 多个关键词之间以分号分隔。 3 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中文关键词前应冠以“[关键词]”，英文关键词前冠以“Key words：”作为标识。例： [关键词] 汽油机；燃爆控制；电子点火；模糊逻辑 Key words：gasoline engines；knock control；electronic ignition；fuzzy logic 6 文献标识码 1 为便于文献的统计和期刊评价，确定文献的检索范围，提高检索结果的适用性，每一篇文章或资料应标识一个文献标识码，作者应自行标识。文献标识码标识规范有如下5种：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不属于上述各类的文章以及文摘、零讯、补白、广告、启事等不加文献标识码。 2 中文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以“[文献标识码]”作为标识，如：[文献标识码] A 7 分类号 1 为从期刊文献的学科属性实现族性检索并为文章的分类统计创造条件，凡具有文献标识码的文章均应标识分类号。 2 分类号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进行分类。 3 文章一般标识1个分类号，多个主题的文章可标识2个或3个分类号；主分类号排在第一位，多个分类号之间以分号分隔。 4 分类号前以“[中图分类号]”作为标识。例：[中图分类号] TK 2；O 5 8 基金项目 1 基金项目指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属于文章题名注释的一种，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土点基金等。 2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 3 基金项目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多项基金项目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637050）；“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86-20-74） 9 引言 1 引言的内容可包括研究的目的、意义、主要办法，范围和背景等。应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或成为摘要的注释，避免公式推导和一般性的方法介绍。 2 引言的序号可以不编，也可以编为“0”，不编序号时“引言”二字可以省略。 10 论文的正文部分 1 论文的正文部分系指引言之后，结论之前的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应按GB 7713—87的规定格式编写。 2 层次标题 层次标题是指除文章题名外的不同级别的分标题。各级层次标题都要简短明确，题末不用标点符号（问号、叹号、省略号除外）。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即词(或词组)类型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关，语气一致。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5级。 各层次标题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下圆点“．”相隔，末位数字后面不加标点，如“l”，“1”，“2”等；各层次的序号均左顶格起排，后空1个字距接排标题。 纯社科论文也可采用中文习惯，层次序号可采用一、（一）、1、（1）、1），不能用①、[1]，以与注号和参考文献序号区别。文中要做到不背题，一行不占页，一字不占行。 各层次标题要醒目，其字体与非标题要有明显的区别。 11 注释 注释是对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解释题名、作者及某些内容，均可使用注释。能在文章内用括号注释的，尽量不单独列出。 不随文列出的注释，标注符号应注在需要注释的词、词组或语句的右上角，标注符号用加圆圈的阿拉伯数字①、②…标识。注释内容应置于该页地脚，并用正线与正文隔开。（简称脚注） 12 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和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以及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应在论文的结论或致谢段之后列出参考文献表。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 参考文献表中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版物（或网络）上的文献。私人通信和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一般不宜列入参考文献表，可紧跟在引用的内容之后注释或标注在当页的地脚。 参考文献按论文中引用文献出现的先后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序，标注符号用[1]、[2]…标识，标注符号放在引用文献尾部的右上角，如：张 、王 。 参考文献表的著录按在文章中引用的顺序排列，一般采用小于论文正文的字号编排。 参考文献表中的每条文献著录项目应齐全，对相同的项目不得用“同上”或“ibid”等表示。 文献的作者不超过3位时，全部列出；超过3位时，只列前3位，后面加“等”字或相应的外文；作者姓名之间不用“和”或“and”而用“，”分开；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一律采用姓前名后著录法。西文作者的名字部分可缩写，并省略缩写点“．”。 1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注意在本项数据中不得出现缩写点“．”。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其后不加“著”、“编”、“主编”、“合编”等责任说明。 文献题名及版本(初版省略)。 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 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 文献起止页码。 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 2 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根据GB 3469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采用单字母“Z”。 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识 DB CP EB 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磁带(magnetic tape)——MT，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下列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如：[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M／CD]——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 [CP／DK]——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其载体类型。 3 文后参考文献表编排格式 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表上以“参考文献：”(左顶格)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参照ISO 690及ISO 690—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a．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1]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36－ [4]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5]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6]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玮．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9]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f．专利 [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10]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g．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11]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pub／xt／980810-html，1998-08-16／1998-10-04． [12]万锦坤．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英文版[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h．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13 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别 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著时所参考的文献书目、引用参考文献中的文字或观点，集中列表于文末；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排在该页地脚。参考文献序号用数字加方括号[1]、[2]、…标注，而注释用数字加圆圈①、②、…标注。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人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即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蒙古族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着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人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遍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人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人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目前内蒙古地区使用的依旧是正统的老蒙文，也就是回鹘字母书写，而外蒙也就是蒙古国的蒙古文，则使用西里尔字母书写。原本的蒙古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使用结绳记事，辽金两朝时期，少数与辽金关系密切的蒙古贵族，会使用契丹与女真的文字，但并不普遍，这对于蒙古的文化传承和发展都非常不利。不过由于当时的蒙古尚且处于破碎的状态，而且生产力相当低下，没有文字对于蒙古人的生存也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