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巴利语三藏，即律藏、经藏和论藏。最主要的部分，编于佛灭之年便举行的王舍城第一次结集。佛灭一百年后举行的毗舍离第二次结集有所发展。佛灭二百年后举行的华氏城第三次结集，基本上编成了全部三藏。这些三藏典籍是由摩哂陀传入僧诃罗（斯里兰卡）的。后来的佛学者用巴利文写的论著和注解就更多了。下面只介绍很才部分最主要的三藏和著作以供参考。 分三部（1）《经分别》，又分为波罗夷和波逸提二部，是比丘和比丘尼戒条并包括制定戒律的缘起及诵戒的仪式等。（2）《犍度》，又分为大品和小品二部，是更明确地补充叙述《经分别》的，并记载了第一次结集及受比丘戒的仪式等。（3）《附篇》，是讲授戒律内容的手册，可能是后来在锡兰编成的，因为书中曾提到摩哂陀到锡兰传教以及早期几位锡兰长老和国王的名字。 分五大部：（1）《长部》，相当于旧汉译《长阿含》，共有三十四种经，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六《大般涅槃经》，详细地记载着佛陀临终前后一周的情况。巴利文《长部》，由江炼百据日译本重译成为汉文，收在“普慧大藏经”中。（2）《中部》相当于旧汉译《中阿含》，共有一百五十二种经。巴利文《中部》前五十经，由芝峰据日译本重译为汉文，收在“普慧大藏经”中。（3）《相应部》，相当于旧汉译《杂阿含》，共有二千八百八十九经，其中最著名的是《转法经》，即佛陀成道后的第一次说法。（4）《增支部》，相当于旧汉译《增一阿含》，最少也有二千三百零八经。（5）《小部》，旧汉译缺，据锡兰版本，有如下这些经：一、《小诵》包括七篇念诵的短经。二、《法句》分二十六品，四百二十三颂。由叶均译为汉文出版。三、《自说》分八品，二十二个故事。四、如是语，长行与偈颂结合，有一百一十二篇。五、《经集》，分五品，七十二小经。六、《天宫事》，分七品，八十三个故事。七、《饿鬼事》，分四品，五十一个故事。八、《长老偈》，一千二百七十九偈。九、《长老尼偈》，五百二十二偈。十、《本生经》。十一、《义疏》，是《经集》的注释。十二、《无碍解道》，叙述阿罗汉的证知，形式如论。十三、《譬喻》。十四、《佛陀史》，叙述二十四佛的故事。十五、《行藏》，叙述佛陀过去行十波罗密多的二十五个故事。 有七部：（1）《法聚论》。（2）《分别论》。（3）《论事》，此书否定二百五十二个不同的论题。（4）《人施设论》。（5）《界论》。（6）《双论》。（7）《发趣论》，主要论述二十四种缘。由范寄东据日译本重译为汉文，并附有觉音的注释《殊胜义》，收在“普慧大藏经”中。
[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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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
公元６４年的某个夜晚，东汉明帝在国都洛阳城的寝宫中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白光，在皇宫的殿庭里飞来飞去。东汉时，人们晚上做了奇异的梦，第二天都要找人来释梦和圆梦，皇帝的梦更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解释皇帝的梦就成为大臣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位非常博学的大臣傅毅奏道：“臣听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那个样子。”刘庄听后非常高兴，为了圆梦，就派遣大臣蔡惜、秦景、王遵等１８人同往西域寻佛，蔡、秦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同去中国，二高僧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公元６７年）返回国都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汉明帝刘庄果然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美梦，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二高僧暂时住进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１．５公里远的御道之北修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佛经的功劳，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寺本是中国官署的通称，因二僧初来中国时住在鸿胪寺，僧院也跟着称寺，没想到这一借称，后来竟成了中国僧院的一般泛称，而官署反倒不称寺了。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但最早的佛教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图像，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的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出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文物，其中著名的是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其中在一块的左下角印出了一个长、宽均为３２厘米的方框，框内有一半身菩萨像。菩萨的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上身赤裸，手持花束。棉花的种植在新疆要远远早于内地。这块棉布，即使不是鄯善本地织出，也当是附近的西域之地制造的，所以，上面的菩萨像无疑是表现了那一带的艺术风格。同中原的东汉佛教图像比较，这个菩萨像具有浓厚的希腊—键陀罗风格。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留下了造像的遗迹，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３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可惜的是，这里的塑像已随岁月湮灭一空，但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第二程，就是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３６６年）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它的佛像和壁画既很丰富又保存完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佛教正是在这场从西往东的接力赛中，慢慢地渗透到中国境内的。然而，地处中国大陆最东边，临近黄海岸边的一座摩崖石刻却对上述过于自信的观点提出了疑问，那就是孔望山摩崖造像，凿刻于东汉、比敦煌要早二百年的佛教图像！这些图像中，可以明确辨认的与佛教有关的图像有立佛、坐佛、佛涅??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等。最生动的要属“佛涅类图”，工匠们利用几块相连的青灰色断崖，在陡立的断面上，雕刻出几簇密集的人群头像，他们是在悲悼佛的人灭而凄楚号哭的弟子。用一块肉红色的石头雕刻出释迹牟尼的侧卧像。一幅活生生的佛教故事便再现在石崖上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已毕，化缘既尽，在婆罗树下，用一天一夜讲完《大涅??经》后，右手支颐，安然寂灭的情景。当然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主角还是中国传统的神仙——西王母和各种神态的道士。这正反映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一种尴尬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它认识不深，经常从神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加上佛教传播者为了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在传教时也有意顺应中国的神仙思想，所以汉代人们把佛和天界的神一起当作庇佑自己灵魂升天的对象而顶礼膜拜。当时的佛教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的附属地位。所以孔望山造像中的释迦牟尼只能是西王母和道士们的陪衬。静默了１８００多年的孔望山摩崖佛教内容被解读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却随之丢给历史学界：佛教既然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在这条丝绸之路通达不到的中国东部的海岸边的孔望山地区会有早期的佛教传播呢？佛教图像为什么会飞越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首先在大陆最东部的天涯海角显现法身？为什么恰恰是孔望山？人们重新翻检历史，发现：孔望山所在的汉代朐县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港口。从孔望山沿着东南沿海航行，进入印度洋，这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佛，就是这样凌波踏浪，一路慈航，在海风的吹动下，终于比穿越流沙，程程东进的陆上传播者提前登上中国大陆。在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北和东南时，有学者同样在中国的西南境内发现了佛教初传入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早期的佛教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四川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崖墓是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在崖墓中出土了许多反映佛教内容的画像。如四川乐山城郊的麻壕东汉大型崖墓中，在中间一个后室的门额位置上，用浅浮雕的技法刻出一尊坐佛像。佛像高３７厘米，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此像高居门上，接近于房顶，正处在受供奉的位置，其形态是模仿着外来的佛教造像作风。摇钱树也是汉代四川崖墓特有的一种随葬物品，有学者认为它是社树，社神就是土地神的象征，用钱树随葬，表明墓主像拥有私有财物那样控制社神。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在汉代是财富与道教崇拜有关的特殊器物，将佛像铸于摇钱树，有以财富娱佛的含义，这一做法至今还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虽然众说纷坛，但汉代摇钱树及陶座本身是象征一个受礼拜、供奉的神物的观点是一致的。随佛教从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摇钱树上常出现了佛教图像，表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佛作为供奉的对象。佛教东来，到底是穿越流沙，还是乘着海风，还是翻山越岭到达中国境内，至今还是一个困扰中国史学界的问题，相信随着更多史料的解读，更多史迹的发现，最终会有一个满意的结论。（无人晓渡的博客）
在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中，以佛教为独盛，中国古人的脑袋中，几乎将佛教当了印度文化的别名，凡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常常委之于佛教。对于印度成分的东西皆被笼统地看成佛教的术语和思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婆罗门传入中国的时间更在佛教之前，为佛教的雏形。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许多佛门高僧相继来中国布道，一些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国。据《高僧传》载，有名有姓可考的具备婆罗门身份的高僧就有如下几人：“佛陁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3]“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出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发，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元嘉十二年至广州。”[4]“元有南天竺波罗奈城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象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廻诤、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5]以上列举的3人，原先皆是婆罗门，后改奉佛法。因为《高僧传》所记皆是佛教高僧，对婆罗门教士不感兴趣。那么，汉唐之际，有没有纯粹的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土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在《全唐诗》里找到一首清江写的《送婆罗门》诗，其诗云：“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6]诗人跟远道而来的婆罗门教士有应酬交往。唐代诗人刘禹锡患眼疾，大概是白内障，经婆罗门教士用金蓖术治好，故有赠婆罗门僧诗一首传世。其诗曰：“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朦？”[7]婆罗门的医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并介绍到中国。《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便是最好的佐证。由此推断，先后来到中国的婆罗门教士决非一人二人。 在《隋书·经籍志》 中，有一些冠以“婆罗门”名义的典籍，这里姑且称之为婆罗门典籍。它们主要分布在《经籍志》的子部和经部里、史部里也有，即：《婆罗门书》[1]一卷；《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南诏曾信奉婆罗门教南诏是公元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存在于云南大理一带的由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南诏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有原始的巫教，后又传入佛教密宗和道教。最近有人又从《南诏德化碑》和《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找到南诏曾经信奉婆罗门教的证据。《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城南15里之太和村，建于唐大历元年（766年），碑高3·02米，宽2·27米，厚0·58米，正面是碑的正文，约3800字，背面是职衔和姓名，约1000余字，汉文书写，是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在当王储之时“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宇人之术。”温玉成先生认为，“宇人”即应是《摩登伽经》所译的“仙人”，或“初人”。“宇人之术”的“术”，专指婆罗门教《四吠陀》之四。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云：“其婆罗门学《四吠陀》，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义、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熟、禁咒、医方”。由此可知，阁罗凤亦学习婆罗门教之《吠陀》也。《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派兵击败唐节度使鲜于仲通，乃是“先灵冥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其中的“神炬助威”一句，尤值研究。“神炬”者，神火也。依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论，举行“修陀罗摩尼祭”（“火祭”之一种），可以“摄伏”敌人，得到火神的助力。《南诏德化碑》云：赞普钟三年（754年），阁罗凤命击溃云南郡都督、侍御使李宓等人时，“伏尸遍毗舍之野”。毗舍即吠舍（Vaisya），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次于婆罗门、刹帝利的第三种姓，指农民、商人及手工业者阶层。此碑文用语，有力暗示南诏国受婆罗门教影响之深。《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安定大局后（765年），“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其中“阐三教”者，就是在礼制建设中，把阐扬儒、佛、梵三教定为国策。[10]除《南诏德化碑》外，《南诏图传》是现存南诏时期的另一重要历史文物，画于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现藏日本东京都有邻馆。《南诏图传》前半部分是画卷，后半部分是文字。图画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巍山起因，也就是梵僧化斋的故事。二、铁柱记，即祭铁柱的故事。三、西洱河记，舜化贞为立王霸之业“用牲牢而享祀西洱河（洱海）”。有人认为，《南诏图传》中的巍山圣僧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因为梵僧头戴“赤莲冠”，有胡须，似非佛教徒之像。而且梵僧在巍山顶向蒙细奴逻妻及儿媳“受记”时，“左有朱鬃白马，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铁杖；右有白象，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镜，并有一青沙牛。”这里应是虚构的一个婆罗门教祭祀场面。马神陀第克罹（Dadhikra）、象神、湿婆之子犍尼萨（Ganesa）均以侍童面貌出现。湿婆神之牛，名难陀（Nanda），用青沙牛代表。[11]《南诏图传》第四化里被杀害的梵僧颈下挂一条白带子，就是婆罗门教中学通“五明”的学者（班诘）所佩用的“项带”。《真腊风土记》曰：“为儒者呼为班诘，……于颈上挂白线一条。……颈上之线终生不去。”班诘，读音Pandit,源于梵文，今泰文沿用其音，指有学问的人。真腊时期被称为班诘者，多为婆罗门教士，因为当时知识被婆罗门垄断，一般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说：“由班诘入仕者，则为高上之人”。由于他们是婆罗门教士，所以他们颈上那条标志婆罗门身份的白线终身不去。[12]除此而外，南诏时期滇池、洱海一带广泛存在的对大黑天神的崇拜，也证明婆罗门教一度经蜀身毒道由印度直接传入云南。大黑天神梵名“摩珂迦罗”（Mahakala），摩珂是大，迦罗是黑，故大黑天神是意译。他的原型就是婆罗门教崇拜的大自在天王湿婆。白族和彝族把大黑天神当作“本主”和“土主”，即“本境之主”和“本土之主”，是他们保境安民的土地神。现今滇池、洱海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供奉大黑天神的本主庙和本土庙。这是婆罗门教与当地巫教进行融和的证据。 传播以上证明了有不少婆罗门教的成分在隋以前曾传人到东土，并显示了它们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当然在规模上是远远不能和同时代的佛教相比。那么如此情况能不能视作婆罗门教已经传人了中国?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宗教的传播和如何认识宗教存在的标准。宗教的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地域到站住脚跟之间的历程往往很长，其中甚至还有曲折和反复。就拿佛教进入中国来说，其传人之起始，史家或是放在西汉元帝元寿二年（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或是东汉明帝在永平七年（64年）某夜梦见金人而派遣郎中蔡悄等出使西域探访佛道，或是蔡悄等将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及佛像等带回洛阳在寺中居住。不管以上那一种说法成立，佛教在西、东汉之间传人中国，已成了学界之共识。如果以这个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传人中国的标志，那么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甚至可以说，魏晋以前关于佛教在中国显示存在的史料也是非常少的，至少不比本文所列举的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土的史料多。而且，就像中国古代分不大清楚婆罗门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分一样，“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也往往混为一谈也”[45]，蒙上其它宗教色彩来进入一个新文化地域是宗教传播中常见现象。因此，即使婆罗门教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形成整体规模，也应该视作它在隋以前传人过中国。否则的话，按同样标准，那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只能下延到东汉末，甚至在两晋之间，因为直到西晋末动乱之后的东晋十六国时，官方才允许汉人出家。其实婆罗门教到中国后，也不是在隋以前昙花一现。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数术、占卜术、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虽然这些往往是和佛教的文化影响混淆在一起，但还是能够分得清的。如石窟或寺庙中的多首多臂像都是源于婆罗门教，虽然后来是以佛教的名义出现，至于我们在《隋书·经籍志》中所见到的婆罗门典籍，更是非常清楚了。在几百年后的《宋史·艺文志>>里，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如《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这样的书籍的存在与流传，证明婆罗门教还顽强地保持着它的一些特性。即使从宗教的角度讲，婆罗门教在中国笼罩了佛教，但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佛教本身，至少对密宗在中土的流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的相通成了佛教后来在其本土被印度教吸收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但足以说明婆罗门教在宗教信仰中的潜影响。因此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是能够和摩尼教、袄教等相比较的，而不应该被我们所漠视。
出自《大涅盘经》八苦为：一曰生苦，诞生之痛苦也；二曰老苦，老年之痛苦也；三曰病苦，疾病之痛苦也；四曰死苦，死亡之痛苦也；五曰怨憎会苦，“所不爱者而共聚集”也。六曰爱别离苦，不由己与所爱之人之事离别之痛苦也；七曰求不得苦，有所欲求而不得满足也；八曰五盛阴苦，由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素组成，生灭变化无常，盛满各种身心痛苦也。
当然是西汉了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但并非正式的，正式是国家派了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这是正式的，正式来是在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
多说一句，佛教里的木鱼还有佛珠在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的道士就已经发明了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不是世谛，那叫俗谛。二谛就是真谛和俗谛，也叫做胜义谛和世俗谛。涉及这方面的典籍很多，如：般若摄颂、现观庄严论、中观论、天台宗史、教观纲宗等。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佛学电子词典，里面有二十多种词典，相应的名词法相都有详尽的解释。
初学佛法我推荐看净空法师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佛法的根本和基础，净空法师讲的通俗易懂。可以到佛弟子网上找！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很好地介绍佛教发展历史。《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分为五章，对古代印度的社会与宗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汉代至清代佛教的兴衰变迁；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现状与思考。以及亚洲和欧美各国的佛教概况等，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书末所附的《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乃是研究佛教丛林制度的由来、内容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要文章，颇具价值。作者简介：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会大众。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是净土三经，加上《往生论》，名为三经一论。从三部经中选一本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必将受益无穷。
楞严经 妙法莲华经 ，法华经 ，金刚经 ，心经 地藏经。佛说四十二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