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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研究唐史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他先是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说”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代王朝中）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研究中国问题达50年之久的费正清这样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批判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开封的地理位置比长安更有利于行政管理，更容易从长江流域及南方运来物资。宋朝的军队是强大而机动的，配备有铁和钢制的武器。……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是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期票、信用证以及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极其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宋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文化学理论和宋代文化研究》，《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宋代金石学研究》，《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中国绘画的文化意义》，载《文博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试论洪适的碑石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评当代新儒家》，《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宋代的考据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略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转载《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早期文本——广艺舟双楫的思想文化解读》，《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5期作论点摘要《格古要论和明代的文物鉴定学》，《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史林》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传统民俗与现代生活》，《中学生报》“学者有约”专栏，2004年3月31日《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思想》，《史林》2004年第2期《晚明苏州民变所见江南人士之地方意识》，载《论史传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以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史林》2006年第1期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织着。宋朝的弊病有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从腐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强调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这其实也是深刻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以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弊病，为“走出轮回”，指明了一条唯一可行的历史变革之路。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宋朝的历史地位,在很多教科书中给人的印象就是“积贫积弱”,仿佛这就是宋朝历史的全貌了。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除文化之外,其它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按: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而最高记录为506万贯。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我是一名小学生）
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与欧美汉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峰期，是中国迈进近代门槛的历史转折点，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中国社会史》上称：“11—13世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提出：“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城镇发展：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织着。宋朝的弊病有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从腐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强调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这其实也是深刻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以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弊病，为“走出轮回”，指明了一条唯一可行的历史变革之路。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宋朝的历史地位,在很多教科书中给人的印象就是“积贫积弱”,仿佛这就是宋朝历史的全貌了。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除文化之外,其它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按: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而最高记录为506万贯。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我是一名小学生）
《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A 密码：eg3x书名：朱熹的历史世界作者：余英时豆瓣评分：2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11-7页数：922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作者简介：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一、专著梦溪笔谈全译(合作)，45万字 巴蜀书社，1996《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宋文学部三、辽金文学部，240万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该书总共1200万字，由曾枣庄先生主编，本人任副主编之一，曾获2000年国家图书奖）宋代语言研究，36万字 北京线装书局，2001《宋人年谱丛刊》(合作)，500万字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二、论文辽代的官方教育及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1999、4司马光文集版本考述 台湾大陆杂志，99卷2期。宋代语言中的同义词聚合 四川大学学报，2001、1宋代的文字学 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巴蜀书社，2001现存司马光集版本考 四川图书馆学报，2001、2深裘大马歌悲风——金代诗词文学创作论略 四川大学学报，2002、4宋代公牍用语例释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5辑，巴蜀书社，2002金代女真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2003、3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金代文学创作论 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线装书局，2002
1、《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10月版（专著）2、《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3月版（专著）3、《杜诗学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6月版（专著）4、《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专著）参编著作：1、《唐诗鼓吹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第三作者）2、《北岳庙碑文选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3月版（撰稿人之一）3、《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5月版（第三作者）4、《小学语文古诗百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三作者）5、《杜律启蒙》，齐鲁书社2005年6月版（第三作者）6、《杜甫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二作者）7、《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10月版（第四作者）8、《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编委）9、《点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二作者）10、《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一卷第五编撰稿人）教学科研获奖：1、2008年10月，专著《清代杜诗学文献考》获第十一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2、《立足文化建设需要，打通文史哲，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获2000年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参与人）3、《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首批获2003年“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参与人）4、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获得2007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称号（参与人）5、《多媒体手段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参与人）6、2009年11月，《杜集叙录》获2009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第十二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特等奖（第四作者）7、2010年7月，《河北文学通史》获河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第一卷第五编撰稿人）发表论文：1、《世纪之交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2、《世纪之交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史哲》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5期、《国际学术动态》2001年第3期全文转载）3、《〈唐诗鼓吹〉版本刍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4、《论杜甫的君臣观》，收入《世纪之交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2年版5、《顾宸及其〈辟疆园杜诗注解〉》，《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6、《顾宸生平钩沉》，《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7、《2001年杜甫研究综述》，《2002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清代山东杜诗注本概要》，《东岳论丛》2003年第1期9、《〈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10、《〈饮中八仙歌源〉于汉代谣谚考》，《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11、《全唐诗》底本所体现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12、《萧云从〈杜律细〉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13、《杜甫家室问题考辨——与王辉斌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 期14、《杜甫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诗歌比较——兼谈王梵志生活时代的判定》，《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5、《申涵光〈说杜〉一卷辑佚》，《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4 期16、《论清代杜诗学对后世的启迪》，《广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 期17、《顾炎武的杜诗学》，《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18、《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成书时间考辨》，《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3 期19、《宋人崇杜的经济因素解析》，《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2007年第8期全文转载）20、《“不笺一字是功臣”——论明清杜诗学中的一种极端倾向》，《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4期21、《张笃行〈杜律注例〉考论》，《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3期22、《陈醇儒及其〈书巢杜律注〉》，《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23、《清代杜诗学文献整理研究状况述评》，收入《全国第一届中国文学博士后论坛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版24、《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杜甫是玄宗封禅泰山的亲历者》，《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25、《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26、《杜诗校勘学述略》，《钦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27、《燕赵杜诗学文献概要》，《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28、《潘柽章〈杜诗博议〉辑考》，《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9期29、《纪容舒〈杜律详解〉考论》，《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30、《论傅山的杜诗研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二）31、《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考论》，《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5期（第二）32、《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3期33、《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考论》，《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9期34、《〈明皇杂录〉佚文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1期（第二）35、《卢坤“五家评本”〈杜工部集〉考论》，《新世纪图书馆》2011年第1期36、《〈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集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二）37、《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佚综述》，《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2期（第二）38、《樊晃〈杜工部小集〉考论》，《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第二）39、《卢世?〈杜诗胥钞〉及〈读杜私言〉考论》，《新世纪图书馆》2011年第2期（第二）40、《论杜诗注释学史上的经验及其教训》，《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二）主持项目：1、2009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杜诗校勘、注释与评点学史研究》，项目编号：09JYA751016（主持人）2、2006年国家博士后入站项目《杜诗学文献研究》（主持人）3、2007年河北省社科发展研究课题《燕赵杜诗学文献研究》，项目编号2007166（主持人）参与项目：1、2000年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杜诗学史》（参编）2、2000年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杜甫大辞典》（编委）3、2003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燕赵思想家评传》(《高适评传》)4、2004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文学通史》(《中晚唐文学》部分)5、2006年高校古委会“十一五”规划项目《杜集叙录》（编委）6、2007年全国高校古委员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点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第二）7、2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唐至两宋文化转型期的震荡与选择——以杜甫与宋代文化研究为中心》（第二）
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与欧美汉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峰期，是中国迈进近代门槛的历史转折点，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中国社会史》上称：“11—13世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提出：“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城镇发展：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专心研究唐史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他先是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说”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代王朝中）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研究中国问题达50年之久的费正清这样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批判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开封的地理位置比长安更有利于行政管理，更容易从长江流域及南方运来物资。宋朝的军队是强大而机动的，配备有铁和钢制的武器。……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是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期票、信用证以及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极其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宋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一、专著梦溪笔谈全译(合作)，45万字 巴蜀书社，1996《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宋文学部三、辽金文学部，240万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该书总共1200万字，由曾枣庄先生主编，本人任副主编之一，曾获2000年国家图书奖）宋代语言研究，36万字 北京线装书局，2001《宋人年谱丛刊》(合作)，500万字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二、论文辽代的官方教育及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1999、4司马光文集版本考述 台湾大陆杂志，99卷2期。宋代语言中的同义词聚合 四川大学学报，2001、1宋代的文字学 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巴蜀书社，2001现存司马光集版本考 四川图书馆学报，2001、2深裘大马歌悲风——金代诗词文学创作论略 四川大学学报，2002、4宋代公牍用语例释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5辑，巴蜀书社，2002金代女真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2003、3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金代文学创作论 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线装书局，2002
《全宋文》的出版,对于完善宋代的学术文献、填补宋代文化研究的空白、推动传统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全宋文》的出版,对完善宋代的学术文献、填补宋代文化研究的空白、推动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特别重大 根据解析,应该是这样啦
中国藏学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系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书“科学研究”部分的相关内容。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系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实体性研究所。主要从事全宋文的整理、出版和宋代文化研究。有全国不可多见的、藏书十分丰富的资料库。该所在宋代文化研究领域有深入研究，出版了规模巨大的学术成果。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系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系所合一研究所，有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专门史研究、文献学研究等8个方面。在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西南民族史等研究领域有众多全国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城市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有中国城市史、区域城市比较研究和城市发展与规划研究等方向。城市史研究和区域城市比较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已出版了多部填补空白的力作。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有蜀文化与巴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化交流研究等方向。近年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在同类研究中处于一流水平。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由一批青年教师筹备而成，得到了学校和国内外众多同行专家的支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有三国文化研究、三国志校注与研究等方向。其研究成果受到了日本、韩国和北欧国家的关注，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旅游规划设计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先后承担了省市科研项目21项，已经主持或参与完成地（市）级和县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及旅游营销策划16项。学院教师已编写出版专著20余部，在全国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提出了许多对地方旅游发展有价值的观点。其中省级教改课题“旅游管理课程体系改革与区域旅游发展的成功结合”阶段成果获2000年四川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四川大学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旅游经济管理培训中心。成立于1998年。它积极为各旅游企业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岗前培训和职培训，已先后为省、地（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5000余人。
（一） 唐宋古文研究： （1）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北宋士人的“立言”追求 北方论丛 2008年第1期 （2）《周易》与柳宗元山水游记 柳州师专学报 2008年第6期 （3）三材之道与韩愈散文 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孟州 8 （4）文天祥碑志文研究 文天祥纪念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6 （二）金元散文研究： （1）论元好问的散文理论和记体文创作 民族文学研究 2008年第1期 （2）试论金室南渡后散文理论的“平淡”与“奇古”之争 宋代文化研究第16辑 1 （3）从《文辩》看王若虚的散文理论 中国古代文章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 4 （4）论赵秉文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第六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 （5）《滹南遗老集》版本源流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年第1期 （6）金代“借才异代”期的散文创作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夷山 8 （7）金代散文分期与特色新论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4期 （三）唐宋古文金元传播接受史个案研究： （1）论金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成就的接受 欧阳修暨宋代散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0 （2）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成就的接受 兰州学刊 2011年第11期 （四）影视研究： （1）传统文化与当代影视——影视叙事对文化题材的文学选择与艺术变形，电影文学，2010年第2期 （2）《越狱》的游戏学解读——以《最后一越》为核心文本，语言文学前沿第2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9 （五）人类学研究： （1）经验与教训——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译文），文化创意产业参考，2009年第11期 （2）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语言文学前沿第1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1 二、项目成果： （一）主持完成科研项目：唐宋金三朝古文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编号CUC10F01，已完成。 （二）主持完成教改项目：传统文学艺术课程体系建设，高等学校校内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JG0801。 （三）参与相关科研项目：欧阳修研究史，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编号09ZS210，承担金元部分。 （四）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宋古文金元传播接受史研究》。 三、专著成果：《金代散文研究》（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