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
前边省略1990字，企业用发展壮大的态度去用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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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 (包括现在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是属于这一地区的。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张居正时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其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 “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 “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 “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理念，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晋商中的范毓宾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在明亡之前就曾与满人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70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余晋商受影响，船帮由此转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票号，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存在的100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也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像徽商和粤商那样，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总结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是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晋商。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 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人才培养、业务与员工管理、财会制度等。这套制度保证了晋商企业的有效运行。最后，晋商采用了独特的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可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有效地把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企业中，并激励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种制度现在作为企业员工的分享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晋商能在封建社会中把商业做到极致，正是靠这一套创新制度的保证。 中国的十大商帮在经商中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如吃苦耐劳，诚信经商等，但晋商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各个商帮的典范。这表现在：第一，以诚信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在经商中坚持“义、信、利”的思想，诚信具体化的两个内容，一是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二是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职业经理人对东家的诚信，这种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第二，经商不忘爱国，致富不忘社会。晋商在历次灾害中救灾的表现和平时对社会对百姓的关心，在十大商帮中也是最突出的。第三，经商先要学会做人，晋商即使在大富之后仍然坚持了低调做人、善待他人，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乔家数代人善于做人的结果。晋商许多家族能历经数代、甚至十几代而不衰正在于这种善于做人的家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在晋商成功的各个方面，把中国文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实践中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晋商。 晋商在经历了五百年的辉煌之后，在清亡之际灭亡了。它的灭亡既有外部形势的变化，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这些会在以后分析。当梁启超1912年在晋商欢迎他的宴会上作出对晋商的高度评价时，他说的“有此历史、有基础”决不是应景之辞。他说的自己常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之前”也不过分，晋商的确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日本人、西方人都不乏对晋商的研究与称赞。但他说的“能继续发达”则只能理解为他良好的希望。事实上，在191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亡，那些招待他的票号也是在苦苦挣扎之中。晋商辉煌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
编者按:晋商曾经在中国商业史上独树一帜,他们运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和用人策略,创造出一系列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独到经验其中有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先进的请看--中国近代史上或许有两件事情值得商界同人刻骨铭心: 一是甲午海战爆发后,中国海军急需银两打造战舰,然而税收总额不过白银八九千万两的清廷却无能为力,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山西地面的曹、渠、王、常等大家族每个家族的资本都在千万两白银之上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
1，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李宏龄：《同舟忠告》）而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 2，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但二者在选才范围上存在差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勤苦、谦和、忍耐、变通、俭朴、知义理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茗州吴氏家典》载：“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 3，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 4，在经营理念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导孩子为官，把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 5，在经营内容上：晋商以票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贾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钱庄为主，经营盐、茶、木，或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 6，在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及以北等地发展；徽商主要在两淮、江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 7，在经营方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是从小商小贩作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稳定发展，且各成体系；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自己选一个吧…
前边省略1990字，企业用发展壮大的态度去用人即可。
编者按:晋商曾经在中国商业史上独树一帜,他们运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和用人策略,创造出一系列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独到经验其中有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先进的请看--中国近代史上或许有两件事情值得商界同人刻骨铭心: 一是甲午海战爆发后,中国海军急需银两打造战舰,然而税收总额不过白银八九千万两的清廷却无能为力,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山西地面的曹、渠、王、常等大家族每个家族的资本都在千万两白银之上
恩，应该去山西会馆网看看，我也是刚通过晋商智库找到他们的，晋商文化做的的确数业内顶级了。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