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是土地问题
简介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偏理。它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性或者团体性行为的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编辑本段概观 社会学作为对现代性突出矛盾的回应出现于19世纪。这个现代性矛盾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个人的世界经验却变得越来越分裂和分散。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从而作出“纠正”。（这种观点主要是社会学中涂尔干学派所持的观点，而其他派别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探索对社会的救治，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救治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问题加重）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还常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流派是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部分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 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编辑本段历史 孔德发明了社会学一词。“社会学”是一门新的学术范畴。它横跨经济、政治、人类学、历史及心理学。它的意义在于寻找混合了人类知识及哲学的源头。 “社会学”一词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创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他用“社会物理学”来称呼这个新的学科。他的贡献主要是他使得社会科学终于脱离了人文领域。他的社会学理念是典型18世纪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一致地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可以抓着这个阶段，它就可以为社会病开出有效的药方。 第一本以社会学为题目的书是19世纪中期的英国哲学家 赫伯特·斯宾塞所著。在美国，1890年 肯萨斯大学的“社会学元素”是社会学第一个课程[1],[2]，1892年 芝加哥大学由艾比安·斯摩尔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独立大学学院，他也创立了“美国社会学学报”[3]。1895年，法国 波尔多大学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 1904年 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成立了英国第一个社会学学部[4]。1919年 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成立第一个社会学学部。1920年Florian Znaniecki在波兰成立第一个社会学学部。 第一次关于社会学的国际合作发生于1893年。当时 René Worms 成立“社会学国际小学院”，最后与创立于1949年的国际社会学家协会合并[5]。1905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社会学家协会。 19世纪至20世纪有一群古典社会学家冒起，例如：卡尔·马克思、Ferdinand Toennies、埃米尔·涂尔干、帕累托及马克斯·韦伯。正如孔德，他们都不会自视为社会学家。他们的工作涉及宗教、教育、经济、心理学、道德操守、哲学、神学及其他学术范畴。当然他们在社会学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卡尔·马克思更是经济学重要巨头。 早期由孔德带出的理论研究方式是模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相同的方法学来探讨社会现象。强调以经验、实证和科学方法为社会学扎实的基础。这个方法学称为实证主义。 19世纪早期以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手法来研究社会生活受到了德国的狄尔泰、海因里希·李克尔等新孔德主义派哲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自然世界跟社会世界是不同的，人类社会有独特的范畴如意义、符号、规则、道德规范及价值。这些元素产生了人类文化。马克斯·韦伯根据这个观点发展出“反实证主义”的诠释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它跟反自然论有密切关系，使社会学研究特别关注人类及文化价值。这导致难以为主观客观研究分野的争论并影响了诠释研究。因特网时代也催生了社会学的新分支－公共社会学。 最后，自然科学实际上并没有取代其他的社会科学，而是变成强调对象和方法的另一种形式。今天，社会学家通常通过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组织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在复杂的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中。从20至21世纪来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是突飞猛进的时代。编辑本段社会学中的科学与数学 社会学家研究时常常分析群体，如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及商业组织。他们研究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跟踪源头及发展过程、分析群体活动对各个成员的影响。社会学家关心社会群体的特征、群体间或成员间的互动影响及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种族）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效果。这些社会研究结果能够协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员、社工等解决社会问题并制定公共政策。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有多项专长，例如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种族关系、教育、家庭、社会心理学、城市、农村、政治及比较社会学、性别角色及关系、人口地理学、老年学、犯罪心理学及社会学应用。 今天，社会学研究人类组织、社会群体、社会互动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较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对其它科学带来额外的需求，这对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十分重要。近年，得到了人类学的启示，加速了对多元文化及多元国民的研究。 另一方面，社会学朝着微社会结构发展，例如：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及家庭。因为有很多罪案发生、家庭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急需要社会学来寻找解决方法。 社会学家透过量性研究来研究社会关系以预测社会变动。他们希望透过质性研究，如面谈及小组讨论，对社会运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有些社会学家正辩论着从中作出平衡填补两者之间的空隙。例如：量性研究描述大型社会现象而质性研究描述个人如何理解大型社会现象。编辑本段主要学说 社会理论当中常常用一些抽象和甚至复杂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分析社会样式和宏观社会结构。社会理论总跟经典的学科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关系，就是大部分的重要社会学家从未担任大学职务。现今社会理论被认为社会学分支，涉足多个科学区域譬如人类学、经济、神学、历史等等。第一种社会理论几乎跟社会学同时诞生。社会学之父－孔德创立第一社会理论－社会演化理论。在19世纪，三大社会理论分别是社会进化论、社会周期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它们现在被认为是过时，但是它们却产生了新理论，像新进化论、现代化的社会生物学、后工业化的社会理论及多边理论。 跟客观的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理论家很少使用科学方法及其他事证方式来证明论点。反而，他们面对非常大型的社会走势时候都使用一些假说。可是，这些假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这正是反对者所批评的重点。对于解构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更质疑所有的研究及方法都是错误地承袭下来。很多时候，社会理论被认定为不可证明的。 可是，社会理论是构成社会学的最大部份。客观的科学研究经常支持社会理论家的解释。建基于科学方法的统计研究发现妇女和其他人虽然执行同样职业，但是收入出现严重收入差距。这成为女权主义的复杂社会理论的大前提。总之, 特别是对于纯净的社会学的追随者，社会理论曾有这样的呼吁因为它的焦点从个体移到社会本身及一些能控制我们生活的社会力量。这社会学的洞察多年来都集中在学生和对现状不满意的人是因为它假定社会结构和样式是任意或受到具有力量社会群组所控制。这暗示了变动的可能性。这暗示了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受到不该受的压迫。编辑本段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会用各种方法搜集经验实证，包括问卷、面谈、参与者观察及统计研究。 不同的方法所面对的困难是它们都根据研究员各自采纳的理论基础来解释及了解社会。作为功能主义者，艾弥尔·涂尔干喜欢以社会大规模结构来解释任何东西。如果他是符号互动者，他便专注人们如何理解别人。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把什么都化作阶级斗争。现象学家只是思考大众对现实如何建立自己的意义。当各方都面对现实社会问题时，常常争论谁对谁错，而实际上会把不同方法学结合。 因特网是社会学家的兴趣所在，原因有四：一）它是研究工具。例如网上问卷调查代替纸张问卷。二）它成为讨论平台。三）它本身是研究课题。因特网的社会学研究网上社区、虚拟社区。四）因为因特网而产生社会组织上的改变，例如由工业社会转型到知识社会的大型社会改变。编辑本段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在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对人类学作出了贡献。要留意一点的是人类学家都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今天社会学及人类学主要分别在于研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对象。 社会生物学是综合社会学及生物学的一门新科学。虽然它很快获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争论的地方因为它尝试使用进化及生物过程来解释社会行为及结构。社会生物学家常被社会学家批评过份倚赖基因对行为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家却说在自然之间和哺育存在一个复杂关系。故此社会生物学跟人类学、动物学、进化心理学有密切关系。这仍然是其他科学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社会生物学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会学来研究非人类社会。 社会学跟社会心理学有关系，前者关心社会结构，后者关心社会行为。编辑本段主要的社会学主题 群体组织方面：家庭－社区—乡村－集镇－城市－部落－民族－团体—文化 群体与组织 初级社会群体 家庭 邻里 儿童游戏群体 社会组织 科层制 社会制度方面：亲属－婚姻－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化－体育 社会过程方面：合作－竞争－战争－改革－革命－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社会一体化 社会化 社会角色 规范与越轨 社会变迁 分层与流动 城市化 现代化 社会问题方面：就业－民族分裂－犯罪－环境污染－人口－移民－种族歧视－暴力—贫困编辑本段社会学主要人物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埃米尔·涂尔干 赫伯特·斯宾塞 卡尔·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滕尼斯 齐美尔 曼海姆 帕累托 马林诺夫斯基 斯金纳 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 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 弗洛里安·兹南尼基(Florian Zrannecki) 帕森斯 默顿 斯梅尔瑟 甘斯 米尔斯 米德 刘易斯·科塞 霍曼斯 布劳 爱默生 戈夫曼 舒茨 哈罗德·加芬克尔 阿多诺 埃里希·弗洛姆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于尔根·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 米歇尔·福柯 利奥塔 吕西安·斯费兹 布迪厄 安东尼·吉登斯 埃利亚斯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人类学者，Clifford Geertz） 费孝通编辑本段社会学理论 社会有机体论 社会发展论 社会公平论 社会交换论 社会互动论 社会进化论 社会均衡论 社会认知论 社会唯名论 社会唯实论 社会学习论 社会控制论 结构功能论 冲突学说编辑本段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 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杰明等人，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 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 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 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进程。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相继谢世，阿多尔诺于1969年去世，霍克海默于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洛姆于1980年去世。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施密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施密特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依旧有效，而哈贝马斯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以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的核心地位，从而以交往行动理论重建 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分歧反映在施密特的《论批判理论的思想》、《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之中。理论上的分歧破坏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间的合作。1969年，哈贝马斯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很快，由于同施密特之间关系的恶化，哈贝马斯曾于1971年退出社会研究所。1972年施密特开始担任研究所的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返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虽然社会研究所还依然存在，但哈贝马斯等人更多地是作为单独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的历史基本上已经终结。编辑本段社会学学派及分支 历史社会学派 社会统计学派 社会学分支 社会学史 教育社会学 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学 实验社会学 数理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 职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环境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犯罪社会学、越轨社会学、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社会群众及分层问题、社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微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社会地理学 文化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知识社会学、道德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军事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史、实验社会心理学 公共关系学 社会人类学 组织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 福利社会学 人口学 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学说史、人口史、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区域人口学、人口系统工程、人口预测学、人口规划学、人口政策学、计划生育学 参看： 心理学 -- 情报学 -- 政治学 -- 社会主义 -- 社会发展规律 -- 社会结构 -- 人才学编辑本段相关文献 韦伯（德）,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563352058 叶至诚，《社会学是什么》，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ISBN 9578187181 乔治．瑞泽尔（美）,《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01087985 乔纳森·特纳（美）,《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ISBN 957551498X John J Macionis, Sociology (10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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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秩序维系观点的认识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这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科尔施之所以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同他提出的“总体性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相关。他从反思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出发，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曲解、抛弃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忽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唯物史观被简单化地看作为一种实证的经验科学，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乘机用康德、马赫主义哲学等来补充、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尔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极其肤浅的，因为“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的一致”的辩证法原则是黑格尔时代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科尔施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远离现实斗争的，纯粹观念研究的领域，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原则在法国是通过人们的具体革命行动来体现的，而在德国却是通过思想、精神、概念等哲学理论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应该看到黑格尔时代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资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这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衰退和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了，而是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即由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述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念表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联系的观点出发，“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看到他们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他们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 （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当时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性，就必须首先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总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 论。”，第22—23页。）它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但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唯物主义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时，“精神现象”却被他们在纯粹否定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予以看待，其结果是全部意识要么被看作是对一个真实具体和实在发展过程的被动反映，这导致了物质和意识对立的二元论倾向；要么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结构当成对现实错误的想象、幻想。因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现实“实在”或“社会”看作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其它的社会存在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二是披上意识形态伪装的“法和国家”，他们不是完全真实的；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科尔施认为，要正确处理意识同它的客体对象的关系，必须明了的是，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一切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仅仅描绘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批判也确实逐渐让位于经济学批判，这就使得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重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了。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根据上述“总体性原则”，科尔施反对经济决定论式的革命观，强调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日常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好主观条件。“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没有使得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可以看出，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其主旨是为了反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应该说，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还是避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解说来看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和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脱离社会实践的单纯理论建构过程，而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回答现实生活的问题的途径实现的。这应该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其次，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第二国际的右翼理论家及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脱离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为一种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社会历史发展变成了脱离人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后果是消极坐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忽视工人阶级主观精神的培养。在科尔施看来，这种解说模式只能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有从总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应该被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说；最后，他的总体革命观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突出强调意识形态批判，主观意识革命的重要性，这既体现了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也反映了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代西方现实相结合的努力和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和意识”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哲学批判到经济批判这样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而科尔施则针对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统治日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庸俗化为单纯的经济批判这一现实，实现了意识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合理的。科尔施提出的“总体性理论”在当时遭到了各种批判和诘难，针对这些批评，1930年他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做出了答复，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指出，尽管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在所有其它方面都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都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反对了他们所信奉的教条。尽管他和卢卡奇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但是由于他和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都持批判的态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科尔施通过描述这场争论，提出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指出，当时的争论存在于下列双方：“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即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共产主义”、“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他认为代表后者的就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尔施还指出了他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和对立主要体现在：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他们的理论以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为主要特征，对西欧社会现实作了不同于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概括；在政治策略上认为西方革命要采取总体革命的方式。对于科尔施所提出的“西马”概念，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徐崇温先生为主要代表，他从科尔施对列宁哲学提出批评这一点出发，认为科尔施本人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他的“西马”概念反映了一股反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他由此把科尔施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改造，构造出了带引号的贬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第二种观点以陈学明先生为代表，他有感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用法过于庞杂，建议大家都统一到科尔施的概念上来。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其他人的“西方”概念都是在科尔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是科尔施的“西马”概念坚持了思想路线的意识形态原则，而这种“思想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他实际上也把科尔施看作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注：可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7页。）第三种观点以笔者为代表，笔者同意陈学明先生在学术界关于应统一“西马”概念用法的观点，但笔者认为，科尔施的“西马”概念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如何进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一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由此，笔者主张不能先入为主地将“西马”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研究。不能简单地把科尔施的“西马”概念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如果我们详细考察科尔施本人的论述，就可以看到我国学术界对科尔施的思想性质的判定过于简单化了，而这种简单化的判定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西马”研究的客观性。科尔施指出，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争论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在苏联共产党的支配下开展“布尔什维化运动”，这场运动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流派。这也就导致了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他和卢卡奇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科尔施认为，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两个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讨论，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限于政治和策略问题，因此当时的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回响。而这种哲学争论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为一方，以那种据说是唯心主义地背离了这一正牌圣经的康德的批判先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观点为另一方。这些就是乔治·卢卡奇以及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内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观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科尔施也指出，这场争论由于在1925年后在苏联共产党，然后所有其他共产党内越来越依靠斗争方式加以解决，使得这场争论逐渐变得模糊。而争论的要点则在于，科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恰恰在无意之中，触及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哲学核心。这里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包括“‘所谓十足的常识，最坏的形而上学家’，又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科学’；它也包括今天实证主义的坏的继承者，即缺乏任何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且把意识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而对他们的这种批判则被共产国际诉之为“唯心主义”，科尔施则认为就是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实际上，这场争论的实质科尔施自己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一是列宁及其后继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他们具有一致性。也可以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的批评对象主要是第二国际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在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差别，然而由于以苏联为主导的第三国际强行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排斥一切理论异端，这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就进一步发展为哲学争论；三是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场争论，但争论结果不是通过理论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政治强力予以解决的，它造成了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反映的是由于西方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问题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导致哲学上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判应作具体分析。首先，他指责列宁的哲学是从革命的功能性出发，因此否定列宁哲学的重要性。应该说，科尔施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科尔施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不正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吗？为什么列宁这样做了，就不再是哲学家了呢？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同时也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列宁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考、回答时代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一身而二任的革命家兼哲学家，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卓越的哲学家。还应该说明的是，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仅应该到他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更应该到他的政治著作和政治实践中去寻托，如果我们透过列宁的政治实践，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相当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战斗功能，也相当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现实，从不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存结论；同样地，科尔施指责列宁用哲学评判科学，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列宁总是号召哲学家与科学家结成联盟，以促进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发展。但是应该指出，科尔施的《反批判》一文写于1930年，科尔施实际上也把列宁哲学的后继者，即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当作列宁哲学加以批判。而列宁逝世后，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确实盛行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导致一方面哲学成为论证现实，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哲学理论极度贫乏，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牢牢地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贫乏的哲学却成为评判一切的工具。同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还把这种哲学理论当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内加以推行，其他形态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则被斥之为“异端”，这种“布尔什维化”过程必然会进一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尔施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实，只不过他错误地把这一切都归于列宁。其次，他批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一种认识论、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这种批评则更需要具体分析。应该指出，科尔施这里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这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高扬现代唯物主义的旗帜。由于斗争的需要，列宁在该书中，重点强调了唯物主义方面，以捍卫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因此谈论得更多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较少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只是把它放在认识论的基础地位加以论述的，这就给科尔施以误解，仿佛列宁是不重视辩证法和实践的。这是他批评列宁哲学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同列宁存在着差别。从哲学理念的价值取向看，列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运用”。用这种“推广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的结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在自然领域，这种哲学坚持的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是与历史和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不可能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的。（注：俞吾今教授在《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5， 6）中有详细的论述。）正如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势必是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与之相对应， 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它注重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而科尔施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解释传统中，自然虽然是一种先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只探讨和人类及其历史相联系的自然，脱离人类实践去探寻所谓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也是近代哲学不能克服主体与客体、历史和自然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它还会导致一种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错误。因此，科尔施指出：马克思当然承认“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全部历史和社会前提的、肉体的人和他周遭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客观的、在大的时期里不取决于人类活动而实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地理的与宇宙的发展，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点。”（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因此，“马克思伊始以社会范畴去理解自然界。物质的自然界并不是直接影响世界历史，而是间接地作为一个伊始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科尔施由此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特质，相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当成是一种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一般的社会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并用这种哲学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的科学。科尔施认为，这只不过是多余地把他们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带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应该说，科尔施上述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界说同卢卡奇、葛兰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学说，而是一种关注人类生活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里的“人类世界”是进入到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统一。因此，正是这种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科尔施对列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因为科尔施对列宁的哲学理论提出了批评意见，就认为他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进而认为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由于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不同意见而产生争论，这种争论又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同解释。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也决定了它必然要被各国工人政党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中，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和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呈现出理论的多样化面貌和各自的特色。可是，在长期的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被模式化、单一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它解释不是展开平等的理论争鸣，而是把他们视为理论“异端”，然后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一概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为这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道这恰恰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道路。
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社会行动系统，即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事实，而不只是解释个体心理活动。但是，要想解释社会现象就要借助于对个体行动的解释，即通过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说明“处于宏观水平下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为此，科尔曼说道：“本书认为，如果社会理论的目标是解释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活动，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其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动机。所以，解释社会组织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总结起来，他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第一，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行动者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各种经济社会行动。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内部至少要有两个行动者，“而且每个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科尔曼认为，行动者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行动类型：行动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由于行动过程中只有一个行动者，所以这种行动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各个行动者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去控制着使自己获利最大的资源，此时，“行动者利用自己控制的与自身无益或益处不大的资源与他人交换，而那些人则控制着能使他获利最多的资源”；行动者让渡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这种行动在社会系统中十分普遍，因为行动者期待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财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资源是行动者进行行动的条件及保证，它们也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私人物品、事件和某些专长，这些资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即时交付性和无外在性等性质。”而行动者的利益则由一定需要与偏好构成，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需要与偏好。在行动系统中，行动者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因此，两个以及以上的行动者就可以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人际互动。第二，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行动结构，这是由于各种行动中包含的资源、行动以及行动的背景不同引起的。科尔曼指出，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与私人行动不同，前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交换关系、市场、分离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共同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信任关系与信任系统、规范形成结构、集体决定结构即集体行动和法人行动。”为此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第一编到第三编）详细阐述了社会系统的各个行动结构。在科尔曼看来，交换关系最能够说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结构。因为最简单的行动系统是两个人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在资源交换过程中，每个行动者通过交换总想为他人也为自己带来好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种交换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双赢的。可是一旦交换超出经济领域进入到非经济领域，那就意味着“交换可能进入非自愿的、强迫行动领域，威胁和允诺都被看作交换。”科尔曼举例道：“例如，一个小孩把衣服扔在地上，家长威胁他：如果不检起来就打屁股。因为家长凭借体力和对孩子的法律地位，拥有这种权利。于是，孩子拾起了衣服，家长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这样，作为交换，家长暂时放弃了打孩子的权利”。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在现实生活中，交换是以群体内部的竞争与选择为前提的。这往往意味着通过限定某些行动者及其资源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亚系统”，“从而可以研究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特殊活动。”由于存在着以获取资源及利益为目标的竞争，“亚系统中进行的交换就要相互依赖”，而这个系统外部的行动者与资源则可以看成交换的环境。这样，在一个初级的交换系统中就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资源以及法规”。第三，行动的权利。科尔曼指出，“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权利的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集合在一起的权利如财产权、使用权以及消费权等都可以被分割。其中私人物品之间的权利比较容易分配，而有些财产或物品难以准确地被分割，另外有些物品则无法分割，在两种情况下，行动权利的分配往往引起争论。例如，一个农场主尽管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在这片土地中所埋藏的矿产开采权则不属于这个农场主，通行权也是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当然，科尔曼承认，既然“一种物品中包含着各种权利，它们可以分别为不同的行动者所掌握。” 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例如在空中，飞行员有权控制飞机，但是当飞机接近机场时控制权则掌握在飞行指挥塔的指挥员手中。这说明，行动的权利是可以让渡、可以被分割的。科尔曼认为，权利的获得取决于两个方面：权力以及他人的承认。“一个行动者可以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但如果其他人不承认他的要求，他就无法获得那种权利”，而只有当“行动的后果与他们无关时，他们才有可能承认他的要求”，尽管行动者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力确保他的行动。第四，社会最优状态。按照斯密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每个“经济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走向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终点，从而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事实上，社会生活本身非常复杂，社会最优状态远非斯密等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在科尔曼看来，社会最优状态应当包括四种情况：一是存在于市场竞争之外的自愿交换。“如果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取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这种交换如果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社会优化。”这是因为交换率不确定，从而存在很多个帕累托最优化。二是在市场竞争中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尔曼认为，如果自愿交换发生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中，双方可接受的交换率便减少了一些，以致系统中每类资源都被看作有特殊的价值。这样，帕累托最优点只能减少到一个，也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竞争均衡。三是封闭系统内具有外在影响的行动。如果“行动能够对行动控制者之外的人产生外部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资源交换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外部影响引发利益冲突，帕累托最优取决于各方势力的较量：“如果非行动者的势力超过行动者的势力，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凭借法律的控制才能实现”；如果行动者的行动无法考查或者无法接受外部监督，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要求借助于宗教、习俗、家庭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等因素来同化非行动者的利益。四是封闭系统内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事情的结果有利于势力较强的一方就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也就能够发挥系统内部正式组织的功能，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当然科尔曼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均衡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均衡。因此，科尔曼认为，形成社会均衡与社会最优的情况应当包括许多种类。（二）人们的理性行动总是在一定规范指导下的行动，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应当对社会规范展开彻底的反思性、批判性研究。规范是人们行动的准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形成的条件。可是，历史上许多社会学理论把规范作为既定条件，并以此来研究特定规范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或社会系统行为，而不研究什么是规范以及怎样出现，在科尔曼看来，这显然有些本末倒置。第一，从社会学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于规范的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制约并控制处于微观水平行动的个人，体现并反映社会系统的特征，而不代表系统内部个别行动者特征，但是，它为解释特定社会系统中的个人行动提供了便利。这样，规范就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变迁。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行动原则的基础，把社会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个人依据社会规范行动，因此，“规范就成了解释个人行动的理论”。第二，规范是社会认定的、对各种行动进行控制的权利，它“不是由行动者掌握而是由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掌握。”规范向人们指明了什么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行动，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其实施常常伴有各种赏罚措施。因此，规范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拥有影响行动者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涉及三个组成部分：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行动以及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而“规范是宏观层次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微观水平上个人有目的行动。在特定条件下，规范通过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得以实现。规范一旦出现，便可引导个人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利益。”所以，规范蕴涵着某种利益。第三，在对大量社会事实分析基础上，科尔曼对规范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规范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相对应的类型：一是“禁止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某些规范限制甚至禁止人们采取某种焦点行动，在系统内部这种规范提供了否定性反馈；而有些规范，如以色列人每天到教堂做祈祷的规范等，则是鼓励或者命令人们从事某种焦点行动，这类规范则属指令性规范，它则提供了肯定性反馈。当然，如果行动只存在两种可能，这些规范既是禁止性也是指令性的。二是共同性规范与分离性规范。科尔曼认为，“共同性规范是指每个行动者既是规范的收益者又是目标行动者”，也就是规范的收益者与目标行动者同为一个人，人们既从规范的实施中又从未加限制的焦点行动中获得好处。而分离性规范则是指两者相分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中收益者不是目标行动者，或者某些目标行动者不是收益者。”科尔曼举例说，关于禁止婚前性行为的规范其收益者不仅是未婚者而且也包括已婚者，同样社区规范不仅以社区成员为目标，它同样也限制外来人员。第四，在此基础上，科尔曼得出“三点结论。”社区内部掌握大权的人不仅很少被惩罚，而且较少服从规范。事实上，同样是触犯规范，制度为较高地位的人提供了保护，而社会低层的人们常常成为被惩罚对象；如果目标行动者与规范执行者之外的其他人有联系，目标行动者较少服从规范。（三）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它也要能够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之中。法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政党、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等，它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正式组织，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法人与自然人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行动者，他们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人与自然人的互动、法人与自然人的互动以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互动三种情况。但是法人与自然人又有所不同。“法人行动者由职位组成。自然人只是暂时占据各种职位，而且一个自然人可以占据几个职位，在不同的场合中用不同的身份行动。” 法人权利的获得与运用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由众多自然人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法人，法人再把集中起来的权利授予各个代理人进行行动。法人行动者可以作为独立于任何自然人的主体行动者来活动，法人行动者追逐利益又控制资源，从而增加了行动系统的复杂化以及各种控制性规则实施的难度。此外，二者约束手段也不一样，对自然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化，而对法人行动的控制则主要运用法律和税收政策加强外部管理等等。当然科尔曼认为，法人的出现也使得现代社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一个行动者“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和代理人，他将有意无意地变换角色，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谋取利益，这样就会增加有效规范制定与实施的难度。”其次，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矛盾问题。个人选择是行动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利用可能获得的资源在一定规范下的私人行为。而法人行动必须依赖于社会规则或规范，也是一种集体行为的博弈过程，与其主体成员的构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供选择的方式等密切相关。因此，法人仅仅代表了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那么个人行动如何结合成法人行动？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诸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社会规范等等“社会资本”，因此，社会必然会出现为了获取社会资本而采取“单边资源让渡”的行动，从而促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这样，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尽管法人行动者也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
根据《宪法》的规定，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那么法律实施的核心是：正义正义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期盼正义、维护正义，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心声，实施正义行为，不做非正义的事，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正义要求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公正地对待他人和自己。人们只有心怀正义，才可能驱除内心的贪婪、自私和恐惧，敢于同不良的社会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只有维护正义，才能使邪恶无处藏身。维护正义，也就是维护社会的规则和秩序。维护正义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义务。制度的正义:我国相关制度的规定体现了正义，正义因制度而有保证。有了正义和正义制度，即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也可以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即使是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群体，也能得到社会的关爱，而不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正义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我国现有条件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它的规则与程序不是为少数人制定的，而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制定的。公平的对待，必须有正义的制度来保证。制度是以公开宣布的程序和规则组成的系统。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它的程序与规则不是为少数人制定的，而是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制定的。每个人都能从制度规则的正常运行中受益，也都受正义制度的约束。良好的法律都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都体现着正义的原则，正义是法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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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是社会矛盾的客观反映，是群众自身承受能力的外在表现。依法、有序、活跃的群众信访活动，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的标志，是党群关系正常的表现。“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信访群众大多是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因超越了自身的承受能力，他们只得求助于各级政府。群众信访无小事。从表象上看，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都是些琐碎、繁杂的小事，而对信访人来说，是大事、难事。这些事，事事连着家事、国事;事事系着人心、民心。办好群众的信访事，就能为党和政府赢得一片民心，为社会增添一份安宁。我们不能将正常的、依法有序的信访视为不稳定因素，更不能消极地对待群众信访活动。惟有切实畅通信访渠道，及时妥善地解决信访中反映的问题，才能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系数”。畅通信访渠道，善待信访群众，才能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保证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明智之举。 首先，要构筑大格局，落实责任制，合理分流信访量。要构筑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信访大格局，营造人人关心、支持信访工作的大环境。要健全市、县(市、区)、乡镇、村四级信访工作网络，健全以各级党政领导信访工作责任制为主体的纵到底、横到边的信访工作领导机制。从组织体系上保证“分级负责、归口处理”的原则落到实处。尤其要加强基层基础信访工作，加强信访系统上下之间，机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形成一方受理，多方联动，确保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能及时、就地、妥善得到处理，以适应当前信访工作的新形势，新变化。 其次，要建立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快车道。为适应新形势下群众信访快节奏的要求，要运用现代化的通信网络，建立起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快车道。让群众既可以运用传统的写信、走访形式向党和政府反映问题，又可以通过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网上信访等现代通信方式，快捷地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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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说起“信访”，大家难免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信访”就是“上访扯皮”，给政府“添乱”，给部门“找茬”。部分公职人员对信访工作存在排斥心理，对群众诉求不作为或慢作为甚至推诿，这种思想和行为极不负责。信访干部务必牢固树立正确的信访工作理念，在工作中拥有一颗爱心、保持一份耐心、坚持一种恒心。其一，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处不上访，老百姓上访，大多是遇到了不公、不平、不明之事，要想让这些憋着一肚子委屈、不满、甚至怨恨的来访者满意而去，信访干部必须带着感情和爱心接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一样同情他们的遭遇，理解他们的难处，以心交心
信访制度的功能 1信访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制度性方式，也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重要手段。当前，信访制度已成为人民代表大会之外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参政议政、实施民主监督的一种最直接、最常用、制度性的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 2信访是个体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公民监督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有效途径。信访制度则是党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地方基层干部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同时，信访制度也是反映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情况的一种主要渠道，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信息源。 3信访制度是党和政府及其负责人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制度化形式。群众信访是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联系群众、了解社会情况和民间信息的重要渠道。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4信访制度深化政权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群众来信来访，体现了共产党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反映了社会对政权的认同状况。同时，信访作为一种常规制度的出现则反映了共产党人调和、消解社会矛盾的努力，有利于实现政治稳定，建立政权合法性。 5信访工作对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独特作用。一是作为行政性的补充救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主体制度之外产生的一些社会冲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二是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依照法律和政策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好调解工作是我们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经验。三是信访制度与我国民众的传统心理相契合。受传统的影响，百姓仰仗“清官”为民做主的官本位意识和政府万能观念根深蒂固，有事找政府、找“清官”而非诉诸法律仍然是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习惯。四是信访制度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的制度设计使其成为当前我国多数群众的首要选择。五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浓厚行政传统、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进程以及急于向法治转型的国家中，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规则的缺失所引起的种种行政违法、社会不公现象频频出现，通过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显得特别重要。
1 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1 信访矛盾突出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大，社会与企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导致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显著增多，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目前，很多企业都存在着生产资金不到位、基层管理制度不健全、基层员工与管理人员之间矛盾突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再加之原有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以至于信访矛盾突出难以有效解决。2 信访人员认知存在问题部分信访人员对已经解决了的信访问题心存不满，或对已被认定为不受理的信访事件不认同，存在有“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思想，从而采取反复多次集访的形式，以期可以扩大影响力，引起相关领导部门的重视；从地点上来看，信访群众具有非常明显的信访动机，一般都选择在企业重要项目的施工地点或是行政机关门口，通过制造不良影响，阻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从而向企业施压，达到自己的目的。3 处理难度增大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很多企业都在积极进行转型升级，放缓发展步伐，以至于一些信访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但是，社会的发展也使得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强化，以至于信访的组织化程度与激烈化程度不断上升，企业过去存留的问题与当前的实际问题相互影响，进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至于信访工作的处理难度不断加大。
推荐几个每稿必复的好编辑和E-mail 来源：中国投稿在线 2005-10-9 15:15:00 《京华时报》家长里短．生活幽默 张莉丽 家长里短 （华小克）家庭之友 解新锋（辛雨）《家庭科技》《家家乐》杂志社编辑葛颂 《家家乐》杂志上半月编辑吴桐《今日文摘》杂志 警探 副刊 《江南视野》《家庭》张佩玲 家庭保健报副刊 金莲花 江苏法制报 副刊 《金陵晚报》副刊朱晖先生 《今晚报》副刊 张晓明 今晚报特稿部穆娴静编辑 今晚报副刊部霍春光编辑 《解放军报》副刊 《江淮晨报》综艺．娱乐 陈晓敏 金沙江文艺 《今古传奇．故事版》郑鸣 今古武侠 今日早报 镜报副刊 检察日报 《检察风云》杂志社 蔡鹰扬 《健康博览》 李开《健康之友》赵聪慧 家庭教育导报 家庭教育 教育信息报副刊 教育时报副刊 教育导报 副刊 教学月刊（中学文科） 教师之友 女报时尚． 王相明编辑（海兰察）飞快的回复，提出中肯意见女报纪实． 肖海生编辑 不论用否，都会很快回复言情时代． 黄花菜编辑 好就一个字爱人． 田华编辑( 悠然) 2周内必有回复女士》的晓洁 每稿必复 从事文学刊物编辑工作十五余年，对作者不规范的投稿感触颇深，现将投稿应该注意的事项告诉广大作者，以便提高投稿命中率。 一、 稿件首先要书写整齐，字迹不要潦草，稿纸要用方格纸。不少作者在这一方面不太注意，抄写得乱七八糟，字迹潦草。更有甚者，随便将一首诗抄在烟盒上或写在用过的稿纸背面。有些作者虽然用稿纸抄写但未用方格稿纸等等。对于这一类来稿，编辑一般都不会认真去阅读。一是阅读起来太费劲。二是编辑感觉到作者创作不严谨，投来的稿件质量肯定好不到那里去。三是不用方格稿纸抄写，若稿件刊用修改起来也不方便，算行距，字数也不好计算。 二、 投稿时作者要谦虚。不少作者投稿时总爱附言。作者附言可以说五花八门。附言适当地介绍一下自己未尝不可，但要言简意赅，谦虚有礼。记得我刚参加工作在一家市级文学刊物作编辑工作时看到过不少类似的附言：我是某协会会员，某华人文学联谊会会员``````在全国各地文学大赛中多次获奖，可以说我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今寄诗作几首，在你们这类市级刊物上发表应该是绰绰有余吧``````。诚想，有哪一位编辑愿发这种骄傲自大的作者稿件。你既然这么高的水平，既然眼中没市级刊物，何以给市级刊物投稿呢！当时，我还年轻，耐着性子看完诗作，其实所谓的诗作连上县级刊物的水平都达不到，纯粹是作者自吹自擂罢了。再者作者往往不了解自己的创作水平，总认为自己的稿件水平高，真应了那句“孩子是自己的好”的谚语，来稿时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稿件，甚至讲已得到了某主编的肯定或得到了某位作家的赏识。其实，稿件的好与坏，编辑阅完便知，作者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投稿时作者一定要谦虚，不要过高地宣传自己。 三、投稿要有的放矢。目前，国内报刊林立，据不完全统计，文学报刊在国内有一千余家，再加上各类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就数不胜数。经常有作者埋怨自己的稿件得不到编辑的赏识，除了质量外，不外乎是作者没找对投稿的报刊。其实，每一家报刊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用稿的标准，不能写完稿不加选择就投，那肯定是不容易投中。一般来讲，报纸副刊发表的文章都要比纯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水平低，而且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一般都要配合本时期报纸宣传主题，也可以说是应景之作。如果是这种稿件，一般不易在纯文学刊物发表。当然，也有一些大报副刊发表的文学作品水平并不低，这要看是什么报了。文学刊物一般分为市级、省级、中央级。通常来讲，级别的不同，所选稿件质量就不同，比如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可以说选载的都是小说精萃，一般作者的作品不易被选中。如何让自己的稿件提高命中率，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创作水平，根据自己的创作水平向相应的报刊投稿，这样就容易投中。 四、 稿件最好不要寄给某一位编辑。作编辑久了，认识的文友也就多了。因此，编辑的私人信件或寄给编辑的稿件就多了，案头上压满了来信、来稿，处理都处理不完。编辑部都有专门的收发人员，来稿及时登记，及时分发，一般都不会积压，反而寄给某一位编辑的稿件常常会积压，得不到及时处理。 五、 稿件要自留底稿，便于一稿多投。现在所有报刊都不退稿，一是工作量大；二是支付不起大量的邮费。一般来讲二个月（有约定的除外）内未见采用通知可另投它刊。稿件还是要多投几家报刊（同一时间不要一稿两投），说不定被哪一家报刊选上了。未发表不一定就是水平低，关键是要有的放矢的投稿。 六、给报纸副刊投稿切忌投长稿。众所周知，报纸副刊的容量极其有限，稿件字数太多，版面无法容纳，编辑修改起来费时费脑，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一般都会选择其它稿件，稿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七、 寄稿时要在稿末写清固定地址、邮编、姓名，以便编辑联系。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有不少作者往往忘了在稿末写地址，使编辑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
一般都是TXT的。你也可以打印在纸上再投稿啊
它很好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投稿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关的解释如下： 一、 稿件首先要书写整齐，字迹不要潦草，稿纸要用方格纸。不少作者在这一方面不太注意，抄写得乱七八糟，字迹潦草。更有甚者，随便将一首诗抄在烟盒上或写在用过的稿纸背面。有些作者虽然用稿纸抄写但未用方格稿纸等等。对于这一类来稿，编辑一般都不会认真去阅读。一是阅读起来太费劲。二是编辑感觉到作者创作不严谨，投来的稿件质量肯定好不到那里去。三是不用方格稿纸抄写，若稿件刊用修改起来也不方便，算行距，字数也不好计算。 二、 投稿时作者要谦虚。不少作者投稿时总爱附言。作者附言可以说五花八门。附言适当地介绍一下自己未尝不可，但要言简意赅，谦虚有礼。记得我刚参加工作在一家市级文学刊物作编辑工作时看到过不少类似的附言:我是某协会会员，某华人文学联谊会会员``````在全国各地文学大赛中多次获奖，可以说我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今寄诗作几首，在你们这类市级刊物上发表应该是绰绰有余吧``````。诚想，有哪一位编辑愿发这种骄傲自大的作者稿件。你既然这么高的水平，既然眼中没市级刊物，何以给市级刊物投稿呢!当时，我还年轻，耐着性子看完诗作，其实所谓的诗作连上县级刊物的水平都达不到，纯粹是作者自吹自擂罢了。再者作者往往不了解自己的创作水平，总认为自己的稿件水平高，真应了那句“孩子是自己的好”的谚语，来稿时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稿件，甚至讲已得到了某主编的肯定或得到了某位作家的赏识。其实，稿件的好与坏，编辑阅完便知，作者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投稿时作者一定要谦虚，不要过高地宣传自己。 三、投稿要有的放矢。目前，国内报刊林立，据不完全统计，文学报刊在国内有一千余家，再加上各类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就数不胜数。经常有作者埋怨自己的稿件得不到编辑的赏识，除了质量外，不外乎是作者没找对投稿的报刊。其实，每一家报刊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用稿的标准，不能写完稿不加选择就投，那肯定是不容易投中。一般来讲，报纸副刊发表的文章都要比纯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水平低，而且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一般都要配合本时期报纸宣传主题，也可以说是应景之作。如果是这种稿件，一般不易在纯文学刊物发表。当然，也有一些大报副刊发表的文学作品水平并不低，这要看是什么报了。文学刊物一般分为市级、省级、中央级。通常来讲，级别的不同，所选稿件质量就不同，比如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可以说选载的都是小说精萃，一般作者的作品不易被选中。如何让自己的稿件提高命中率，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创作水平，根据自己的创作水平向相应的报刊投稿，这样就容易投中。 四、 稿件最好不要寄给某一位编辑。作编辑久了，认识的文友也就多了。因此，编辑的私人信件或寄给编辑的稿件就多了，案头上压满了来信、来稿，处理都处理不完。编辑部都有专门的收发人员，来稿及时登记，及时分发，一般都不会积压，反而寄给某一位编辑的稿件常常会积压，得不到及时处理。 五、 稿件要自留底稿，便于一稿多投。现在所有报刊都不退稿，一是工作量大;二是支付不起大量的邮费。一般来讲二个月(有约定的除外)内未见采用通知可另投它刊。稿件还是要多投几家报刊(同一时间不要一稿两投)，说不定被哪一家报刊选上了。未发表不一定就是水平低，关键是要有的放矢的投稿。 六、给报纸副刊投稿切忌投长稿。众所周知，报纸副刊的容量极其有限，稿件字数太多，版面无法容纳，编辑修改起来费时费脑，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一般都会选择其它稿件，稿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七、 寄稿时要在稿末写清固定地址、邮编、姓名，以便编辑联系。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有不少作者往往忘了在稿末写地址，使编辑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
论文格式：1、标题2、作者简介：姓名（19XX—），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XXXXX。3、摘要中文摘要的字数为100—300字。应具有独立性和概括性，不应出现图表、数学公式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缩略语。摘要的内容应是主要观点或主要内容；综述性、评论性文章可不写摘要。4、关键词一般选3—8个关键词。词间用分号“；”分隔。5、中图分类号在关键词的下行，按中国图书分类法给出本篇文章的“中图分类号”。6、文献标识码在“中图分类号”后，同一行填写本文的“文献标识码”。本刊所载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主要设以下2种：A ：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D：一般动态性信息，如专访等。7、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注释必须是实引（具体出处与页码），在文末列出，文中用上角标标注参考文献（如[1]）、注释（如①）的序号。参考文献格式依次为：[序号]主要负责者．文献题名[文献标识码]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参考文献举例说明：[1]周冯琦、刘新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刘华容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的低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