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撷取与运用，是屈骚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楚辞”浪漫主义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屈原在文章中还运用咏史抒情的写作手法，描述了一个意蕴深长的“往古世界”： “往古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反照：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批判；“往古世界”给全诗注入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及理性光辉。这些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现实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理性爱国主义无不是《离骚》中的点滴体现。而这也是我欣赏之处，它不像一般的文章只注重其在当时意义，不注意给后人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许这就是《离骚》只所以成为千古绝唱的原因之一吧！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 “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 “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语言再美也只是起装饰外表的作用，就像一个女人，外表再美也只是起装饰的作用，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因为美丽的外表是经不起时间磨练的。一如一些当代的优美散文：只有华丽的语言，没有深层次的主题内容，让人看了只得到短暂的美感而已，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要成为千古绝唱就像是天方夜谭了。 但《离骚》不同，它的内容让人寻味。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屈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这样的内容所折射出来的这样的人物形象怎能不叫人拍案叫绝？ 没有感情的东西是不会有人愿意多读的，换句话就是说文章需要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才会有美感可言。然而《离骚》也正做到了这点，它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修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美与实相结合，大有浑然天成之势，这不禁让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创举。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无论是多么完美的美与实的结合体，依然无法掩盖住屈原那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汤汤，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虽然整片的语言结构看似在语言中周旋，但仍然能让人品味到其的内在东西，这不失为一种高超的写作境界，即便是对于今天的写作者也是值得效仿。
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钦知会而被捕。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人的际遇真是难说。刘师培原名光汉，在清末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士，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议。他上了一篇谢恩折：“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 ，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严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政府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先后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他对于翻译工作有一种概念，认为应该求“信”求“达”求“雅”。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清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他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袁要称帝前，想找几个大名流来支持，先找梁启超碰了钉子，杨度乃主张找严，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严冷冷地答：“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只觉得有点茫茫然。 9月1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这些请愿书。6日，袁世凯示意国体问题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粱士诒、杨度等人风闻而动，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16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及其党徒又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于是梁士诒、杨度等人再一次发动请愿，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成案，要求参政院“另设机关，征求民意”。参政院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监督下，加紧选举国民代表，即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全部完毕，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11日，参政院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投票。各省代表1993人所投的票，全部拥护君主制，并“完全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立即于当天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于同日假惺惺地将劝进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当日，参政院再次开会决定“再劝进”，在15分钟内“草成”长达20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次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31日，袁世凯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这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至此达到高潮。
因为《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 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 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 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 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 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 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 “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 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 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 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 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 《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 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 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 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 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 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 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 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 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 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 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 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 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汨”、“搴”、“莽”、 “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 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 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 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 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 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 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 而史记大部分都是记录历史，对后世的影响要比离骚小。假如说离骚是我们现在可以很直白的理解它的意思，那么你会发现离骚比史记要重要得多。
回答 你好 很高兴可以为您提供解答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更多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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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02年刘师培中举，次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并改名光汉，归途经过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同年秋，刘师培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当年《警钟日报》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难。1905年，刘师培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为之撰稿，先后刊发《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著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之先驱。又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由于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1906年春，刘师培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同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女权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1915年8月，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 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古代表示官职任免调动的文言词语归纳一、表“授官、做官”的词语1．辟：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荐举，任以官职。2．除：任命，授职（一般指免去旧职授予新职）。如①李密《陈情表》：寻蒙国恩，除臣冼马。3．察：考察后予以推荐、选举。4．荐：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5．举：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文选•陈情表》：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6．授：授予官职。7．选：通过推荐或科举选拔任以官职。8．起：重新启用，任以官职。9．复：恢复原职务。如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10．征：由朝廷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职。征召，特指君招臣。11．仕：做官。如《论语•子张》：学而优则仕。12．仕宦：做官，任官职。如《孔雀东南飞》：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13．仕进：进身为官。14．任：担负、担任。二、表“调动、补任”的词语。1．改：改任官职。2．调、徙、转：调动官职（特定语境下可以表示升职或降职）。3．迁：调动改派。一般情况下，“转迁”“迁调”表示调职；“右迁”“迁除”表示升职；“左迁”“迁谪”表示削职降等。4．累迁：表示多次调动。5．放：京官调任地方官。6．出：京官外放，与“放”意思相近。7．补：补任空缺官职。8．荫补：靠先人的业绩补缺做某官。三、表“升官、加封”的词语。1．拜：按一定礼节授予(任命)官职，一般用于升任高官。如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拜亮为丞相。2．晋、进：晋升官职，提高职位或级别。如成语“加官晋爵”。3．加：加封，即在原来官衔上增加某种荣衔，一般可以享受一些特权。4．超迁：越级升迁。5．擢：在原官职上提拔官职。6．超擢：破格提拔。7．陟：提升官职。如诸葛亮《出师表》：陟罚臧否，不宜异同。8．升：提升。9．拔：提升没有官职的人。如《文选•陈情表》：过蒙拔擢，宠命优渥。10．提：提拔。四、表“贬官、免官”的词语。1．贬：①降低官职，降级。②降职并外放。2．窜：放逐、贬官。3．放：一般指由京官改任地方官。4．谪：降职，封建时代把高级官吏降职并调到边远地方做官。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5．左迁：降职贬官，特指贬官在外。6．左除、左降、左转：降职。7．出：离开京城外调，一般指贬官（与“入”相对，古人一般以入京任官为荣），有时也指平调。8．出宰：京官外放出任地方官。9．黜、绌：废掉官职。如《司马迁〈屈原列传〉》：屈平既绌。10．免：罢免官职。11．夺：削去，罢免。五、表“辞官”的词语。1．告老：官员年老辞职。2．解官：辞去官职。3．请老：古代官吏请求退休养老。4．乞身：古时认为官吏做官是委身事君，因此称请求退职为“乞身”。5．乞骸骨：古代官吏请求退职，意思是使骸骨归葬故乡。6．移病：上书称病，为居官者请求退职的委婉语。7．谢病：托病引退或谢绝宾客。8．致仕：交还官职，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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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①古书多无书名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公羊传校本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2、古书篇名与序传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木简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必看的书有文献学讲义，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文献学概要，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伪书综，古籍辨伪学，古文学学导论，读书杂志，中国文学学史，中国目录学等，接入门的书籍是需要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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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历年的考试题 针对来复习 ，试题的话到北大中文论坛看看 有人发布的 或者加入古文献考研群 对你帮助很大，论坛上都有的。
看看张三夕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可以看看杜泽逊的，我还买了杜泽逊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简编》，多看看就好，过一段时间可以买一下真题试卷就会知道大概考什么了。我们当初用的是王力的《古代汉语》，多看看上面选的古文和通论什么的，多练练繁体字的写法 。大综合掌握基础就行了，考前再复习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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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难的学就对了
孙钦善，偶用笔名闻贤，男，1934年3月出生于烟台市，祖籍山东乳山，汉族。先后在烟台养正小学、青岛复真小学、青岛礼贤中学、山东省立青岛第一中学就读。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7月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同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63年3月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1985年晋升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1990年起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继续承担本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课程。2004年被学校返聘，参加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工作，任《儒藏》总编纂（四人之一）及古典文献学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2007年被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等联合完成的《2007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遴选入建国以来首届“505位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2008年第二届名单（经过再次遴选、调整）继续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