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足球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统一足球比赛规则 竞争激烈、观赏性强的足球比赛，靠什么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靠的就是详尽而严格的比赛规则。 史载，19世纪初，英国足球运动开始进入校园。当时，各个学校都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规则，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则，导致比赛中常常出现混乱场面，纠纷、斗殴事件时有发生。1863年，一些足球爱好者在伦敦的一家小酒馆开会。会议制定了比赛规则，规定了比赛的场地面积、上场队员人数以及禁止用手触球等共13条。这是英国第一部全国性足球比赛规则，也是世界上首部足球比赛规则。这一年，在伦敦进行了世界足球史上第一次有规则的足球比赛。比赛既精彩又激烈，进行得相当顺利。显然，在球类运动中，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球员们在场上横冲直闯，推推搡搡，乱成一团，比赛是无法进行的。比赛规则好像是对参赛者的很大束缚，但是，这种约束带来了比赛双方不受犯规侵害的自由，是比赛得以正常进行的根本保证。 1863年10月26日，英格兰足球协会成立。同时，会议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统一的足球比赛规则。这一天被世界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世界各国也公认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 足球裁判员与哨子 规则确立以后，比赛能否正常进行，主要取决于裁判。1863年，英国开始有足球裁判。当时，裁判员没有哨子，只是靠大声喊叫和相应的手势，站在场外进行裁判。由于足球场地大，看球的人数多，每当观众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或球员之间发生纠纷时，尽管裁判员在场边大声喊叫，但在场内比赛的队员却常常听不清裁判发出的指令，因而混乱场面很难避免。 1875年，一场足球比赛因观众拥入场内，秩序大乱而无法进行。这场比赛的裁判是位警察，情急之下，出于职业的本能，他掏出警笛吹了起来。同样出于本能，激动的人群一下静了下来，场上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从此，足球场上的裁判开始使用哨子并进入场内。 从出现第一个哨子到目前足球场上普遍采用音量较大的哨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越位规则的改进 现代足球诞生时的规则规定：凡进攻队员在球的前面就是越位。因此，当时的进攻手段只能是向前踢球后进行冲刺或向前带。而防守方只设一名球员就能抵挡9名进攻队员，自然也就会呈现出‘九锋一卫’的阵形。 19世纪70年代初，足球运动开始在西方国家盛行起来，那时，普遍重视进攻，而不大注意防守。放在前面的锋线队员竟多达六七个。攻方攻到前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而守方一抢到球，也往往容易偷袭成功。这样，由于进攻的人多，防守的人少，造成攻与守的力量极不平衡，严重地影响了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与提高。另外，由于攻守双方缺少人数上势均力敌的对抗，比赛的可观赏性不尽如人意。 1925年，国际足联修改了越位规则，规定：当队员踢或顶球时，同队接球队员在对方半场内所站的位置是在球的前面，并且他与对方端线之间，只有对方一个队员时，就是越位。这一规定对足球运动技术和战术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越位规定的改变，也就没有足球运动的今天。 12码罚球 1890年，爱尔兰米尔弗特的一位名叫威廉· 麦克鲁姆的商人，向爱尔兰足球协会提交了12码罚球的倡议。麦克鲁姆是爱尔兰一个小俱乐部的足球守门员，他亲身感受到违反规则、球风不正带来的恶劣后果。这位绅士认为，足球运动只能踢球而不能踢掉高尚的品德和理想。任何不尊重这一点的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不仅是犯规者，而且也包括整个球队。麦克鲁姆的倡议提出后，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嘲笑。实现这一倡议的是爱尔兰维拉俱乐部著名中锋杰克· 雷顿。爱尔兰足协通过雷顿把麦克鲁姆的倡议提交给国际足总研究。1891年6月2日下午6点，国际足总执委会在格拉斯哥市亚历山大饭店召开年会。会议由苏格兰足协会长西奈顿主持。爱尔兰的倡议得到英格兰足协的附议。最后，国际足总委员们一致同意并通过了12码罚球的新规则。 麦克鲁姆虽不是技术精湛的球星，但他倡议的12码罚球，却使足球成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体育运动。 足球阵形的大变革 1958年，巴西在瑞典世界杯上运用4—2—4进攻型阵形，一举夺得第6届世界杯冠军，成为热带足球的代表。 4—2—4阵型是一种以攻为主、攻守平衡、攻守转换快而流畅的阵形。由边锋和边后卫协助控制中场来夺得比赛主动权，把防守的第一线建立在前场和中场，把对手的进攻扼杀在发动和组织阶段，将攻与守融为一体，以此减轻后场防守压力。采用这种阵形必然造成中前场“扎堆”现象出现，因此，要求球员个人基本技术精湛、脚法细腻、身体柔韧性好、短传配合娴熟自如，灵活多变。 在热带气候环境下，4—2—4阵形有利于球员体能的合理分配，从而把体温控制在39—40℃范围内。4—2—4阵形体现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足球理念，是现代热带足球的发展模式。 由于进攻型足球的胜利和精妙的个人技术所产生的威慑力，迫使各国球队不得不用加强防守来遏制进攻。1966年第8届世界杯，在伦敦举行。英国为适应温度较低的气候环境，充分发挥球员身高体壮、长于奔跑的优势，采用加强防守的4—4—2阵形，一举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4—4—2阵形体现了“防守决定一切”的足球理念。理念决定思路。比赛中，要求攻则全动，守则全防。精准、快捷的“一脚球”技术，使比赛节奏大大加快。4—4—2阵形使场上球员的站位呈网状，很少出现“扎堆”现象。在温带气候环境下，这种打法能把体温保持在39~40℃范围内。当今，这种有利于发挥整体力量的足球阵形其内涵已今非昔比，成为全攻全守、攻守平衡的现代温带足球发展模式。 竞争激烈的对抗性体育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把体内贮备的能量，在特定的时段内，以不同形式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亚热带气候介于热带气候与温带气候之间。要达到在整个比赛时段内体能合理地、有效地释放出来，如果采用“英式足球”打法，在亚热带温度环境下，很难使体温控制在39—40℃范围内。也不能像热带足球那样，由前锋唱主角，依靠个人技术，突破对方防线，让多数球员处于待机状态。因此，亚热带足球把进攻与防守枢纽设在中场就成了必然。 1984年，第七届欧锦赛在法国举行。地中海地区国家推出了3—5—2阵形。进攻时，边后卫进入中场，加强中场势力，并伺机插上助攻；防守时，在中场展开阻击，瓦解对方的进攻。若对方从两侧推进，边后卫立即回归原位防守，以此来夺得比赛的主动权。这样的阵形必然使中场成为双方必争之地，出现“扎堆”现象不可避免。因此，要求球员有高超的控球能力，而中场组织者无疑是攻防转换的核心人物。第七届欧锦赛，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三个亚热带国家包揽了冠、亚、季军奖杯。在第十三届世界杯上，阿根廷、法国分获冠、季军。 3—5—2阵形体现了“得中场者得天下”的足球理念，已成为现代亚热带足球的发展模式。 足球比赛中的红、黄牌 1962年第7届世界杯在智利举行。小组赛中，智利队与意大利队交锋，比赛场面粗野异常，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终场时，英国裁判员肯· 阿斯顿是在武装警察的保护下匆匆离场的。1966年，第8届世界杯在英国举行。1/4决赛中，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场面十分混乱。裁判员的无柰、无助令肯· 阿斯顿郁闷不已。赛后，在驱车回家的路上，红、黄、绿闪烁的交通灯激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他向国际足联提出引进红、黄牌帮助裁判执法的建议。 为了克服语言不同而给裁判工作带来的困难，同时也向场外领队、教练及其他人员明确表示对谁给予了警告或罚出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决定，1970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足球比赛中使用红、黄牌。裁判使用红、黄牌后，球员立刻变得规矩起来。 自此以后，凡由国际足联主办的世界性足球比赛均使用红、黄牌，各大洲和各国足协纷纷仿效。我国从1974年起，在全国足球比赛中使用红、黄牌，并一直沿用至今。 足球运动三定律 在世界足坛上，风采各异的足球流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1年，长期从事运动气象学研究的四川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退休高级专家刘更生，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论足球风格的形成与选择》的学术论文；2005年又针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表了《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一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者为了中国足球的崛起，又先后在网上发表了《足球风格是环境的产物》、《足球与天气》、《足球与气候》、《温带足球风格的形成》、《热带足球风格的形成》、《足球阵形的演变与发展》、《中国足球为何无缘世界杯》、《足球运动中的核心技术》、《绿茵场上的“马格努斯效应”》、《中国足球症结何在？》、《中国足球界现在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如何提高国奥队的竞技能力》、《正本清源 独辟蹊径》等一系列文章。上述文章的基本论点概括起来就是： 1 不同的足球风格与不同的气候带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2 足球风格是环境的产物、是优势的集中体现； 3 足球阵形是足球风格的体现。 科学上对某种客观规律的概括，反映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一定变化过程的必然关系，称之为定律。因此，上述论断可以称之为“足球运动三定律”。 无可讳言，足球运动只讲规则、技术、战术、意识、人种、天赋，却没有基础理论指导、支撑的时代结束了。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现代足球科学理论诞生于中国。
从奥运看到我国体育制度存在的几点问题 国运盛则体育兴，从“东亚病夫”到现在名列金牌榜第一见证了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之路。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体育总会成立仪式上，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的口号，这句话充分的说明了发展体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是，现在通过奥运会来看现在我国的体育制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选拔机制： 现在，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有潜质的孩子送进体校去学习，即使送进去了还有对教练的问题。有的教练真的很黑暗，这个运动员明明有实力，在日常训练中有好成绩，可是因为没给送礼之类的，教练就不往上报，导致我们一部分的运动员有好成绩但是没法在大赛上亮相。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从腐败的根源来扼杀，对于这种行为要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绝不姑息养奸。其次要做好对于教练员思想的教育，要让教练员明白他从事的工作是为国家来培养后备人才，提高我国在全球的竞赛成绩。而不仅仅是个人一时的利益，要明白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现在很难看到像老电影中那种某些教练，在某些学校中找到好苗子的事情了。是没有苗子吗？我想不是，而是我们的教练员不肯下去了。我们从概率学来说，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从这么多人中难道还挑选不出几个好的运动员吗？就像我们的足球，我们首先要承认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比，身体有一定的距离，但日本的足球又怎么解释呢？我们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发现人才的眼睛，这样就很可怕，让我们体育无法发展，仅靠家长主动来找，是不行的。我们要从被动转向主动，找一些很有潜力的孩子，作为接班人。 2、 搞好全民体育： 体育不仅仅是运动员的事，更多的是整个民族的事。我们要做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育的核心是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意志品质来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向繁荣走向富强。我们要通过群众体育搞好国民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让我们的人民走在一起，心在一起。 全民体育除了在精神方面的好处，还有就是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全民体育可以提高人的平均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的国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根据老中青不同年龄，分层次制定全民体育计划，势在必行。要借助好此次奥运会举办之机，开展全民体育宣传，做到奥运结束但全民健身不结束。 3、 体育官员选拔和机构设置： 这牵涉到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从大面来说，体育总局及下属的各个管理中心是很重要的，他们引导着我国各种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随之配合的各单项协会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足协除外。这个部门是一个很尴尬的部门，我觉得应该改革甚至取消。从法律角度来说足协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但是现在他更多的是在行使国家机关的作用，引导着我国足球的发展。体育总局的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有一些作用是重叠的。足协内部很混乱，弄了一些不懂体育，甚至不懂足球的人来当领导会好吗？其实其他的大类项目，也是存在着管理中心和协会重叠的问题，但是人家根本不像中国足协这样成绩糟糕，相当的糟糕。而且糟糕就糟糕吧，还总是给自己找各种理由。谢亚龙主席甚至说出了一个相当偏僻的名词叉腰肌，谢主席现在是贻笑大方了。从一个官员的角度来考虑谢亚龙，根本不配当一名司局级干部。首先，一名干部的职责是负责，出了问题我们要积极面对，而不是找各种理由。因为你是领导，首长责任制，出了问题，你应该负责。第二管理方法，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创新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应该瞎创新吧？你搞了一个双教练的模式，如果不是对你这方面的行为不好认定的话，一定会按照渎职来处理你。所以在对于体育官员这面，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考核制度，从本质上要求他们，防止由于渎职所导致的成绩不好。 4、 对于竞赛项目关注力度和经费的调整： 现在我国的竞技体育中对于足球、篮球的关注力度太大，相反举重、体操的关注力度过少。国家在这方面财政投入也相对过弱。我们应该打破以往的那种，注重大项忽视小项的模式，把给大项的钱，拿出来给小项。做到均衡发展，在田径项目上，要选拔人才，前面我也提到了概率学理论，所以说我们的人多，这就是优势，因为我们不一定就没有可以与外国运动员抗衡的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现而已。 奥运会，我们得到了很多荣誉，但是荣誉后面我们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发现，我们对任何问题不要只看一个方面，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一件事必定有两方面，体育工作，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就要圆满落幕，中国人的百年奥运之梦终于得圆。从辉煌壮丽的开幕式到光彩照人的奥运场馆设施，从用微笑感动世界的志愿者到人文和科技元素的完美融入，从不断创造奇迹的世界运动健儿到一路凯 歌高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一切不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之美，也向世界显示出当代中国繁荣富强的美好形象。蓬勃向上的中国体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成就的最好名片，激动人心的奥运会就是中国人民举国欢庆的最好舞台，中国人民有理由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然而，给奥运会烙上美丽的“中国印”或者给北京乃至中国带来无限商机，绝不是我们举办这次盛会的唯一目的，甚至也不会是最重要的目的。北京奥运会体现出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和向往，表明了我们力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决心。《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就是将体育融入文化和教育，促进人类身体、意志和心灵的综合完善。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基本伦理的共同尊重为基础的。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伦理和秩序尚待不断完善，人们心态上的浮躁和迷茫、行为上的错乱与失范都与此有关。现实告诉我们，当代中国需要建立健全一套符合现实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规范，既能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与情感，又能促进社会的活力、进步与和谐。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是一种和谐、自由、健康、积极的现代伦理，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 首先，鼓励健康向上的竞争和创新。合理的制度规范能够鼓励人们的健康竞争，从而激发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一项制度倘若窒息竞争或者放任恶性竞争，都将为社会带来灾难。奥林匹克运动鼓励竞争，它向菲尔普斯、博尔特这样的竞争优胜者提供巨大的荣誉和奖励，鼓舞人们拼搏向上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鼓励创新，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只有田径、游泳、举重、射击、自行车、古典式摔跤、体操、击剑和网球等9个大项。而在北京奥运会上，已经扩展到28个大项、302个小项，新颖的运动项目不断加入进来。 其次，强调公平、公正、公开，恪守规则。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并良好地执行它，一系列明晰可靠的法律系统、一套公正有效的执法系统、一群高素质的执法人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代体育是竞技体育，保持比赛规则的中立和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古代奥运会诞生之初，就对竞赛规则作了严格规定，一直提倡遵守规则和公平竞争。在古希腊哲学家卓罗斯为古代奥运会起草的规则当中，就曾规定凡在比赛中贿赂裁判或行为不检点的人要被罚以巨款，裁判员要在宙斯神像前庄严宣誓保证不接受贿赂；为维持裁判权威性，规定如果裁判误判将被罚以重金，且判决不能被推翻。 第三，强调以人为本，弘扬宽容、同情和理解等共同的人类价值。历届奥运会都强调“重在参与”“享受奥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如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的，“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在本届奥运会中，观众们不但为获胜者喝彩，还为遭受挫折的运动员加油助威，不但对本国运动员充满期待，也从不吝惜为他国优秀运动员热烈鼓掌。这种奥运精神与我们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从根本上说都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和谐发展。 奥运会四年一度，赛程包括残奥会在内只有短短的几十天，但是奥林匹克精神是永存的。毫无疑问，本届奥运会带给北京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社会影响和国际声誉，但更重要的也是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奥运精神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这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加快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步伐。
现在的教育是悖逆天道、颠倒人伦，本末倒置、离经叛道、崇洋媚外、数典忘祖！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丢弃了。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丢弃民族文化的国家。四大文明古国，如今只剩下中国了，可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文明古国也将消失，这个有著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也将消失！短短两百年历史的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价值观，核心就是唯我；宣扬竞争，刺激欲望，鼓励消费，在全世界氾滥成灾，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危险到极点！伍拾亿年的地球资源，就在人类贪婪掠夺下，短短的几百年就要消失殆尽！而我们是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哪！现在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相信自己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却崇拜西方两百年的糟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传统思想和价值观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传统经典是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这些是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依据，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屡遭灾难而不会解体的凝聚力。如果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灭，我们将是民族罪人、历史罪人……大家拿着线装书不认得，对不起我们中国的列祖列宗，对不起世界人民，对不起人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德要道。以人为本，首要的任务是把人教育好。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把人教育好了，一切皆好，社会和谐，百事如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老祖宗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五千多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盛世，这些盛世的出现就是贯彻“教学为先”的结果。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重视人的德行教育呢？这是因为有没有德行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我们知道，人的需求有三个方面：第一，求食，以维持生命；第二，求偶，以延续生命；第三，求仁，以光大生命。求食、求偶，人与动物相同。求仁，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为人类所独有，动物是没有的。一个人如果迷恋于食色，不修持伦理道德，那就同动物一样了。人以德为本，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没有德行的人，虽然披着人皮，实际上不能算是人了。
摘要 中国的教育现状，有一个很令人费解的现象：几乎全社会的人都知道现行的教育制度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人们还是义无反顾的服从于他，就像明知前面有一个坑，但还是心甘情愿的往里跳。人们明明知道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就业。然而在残酷的“唯学历论”面前，人们又不得不涌向大学，被那一纸文凭绑架着匍匐前进。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考试问题上如此清醒而无奈地纠结着，毫无反抗地行走于生活的悖论中。关键词高考、大学、教育、反思正文 二十一世纪悄然翻开行的篇章，中国将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党高瞻远瞩地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早在1977年9月，邓小平刚刚复出就深谋远虑地把教育问题突出地提到全国全党人民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 到1985年5月，又提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2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政治，明天的经济。可以这么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投入到国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在21世纪这个号称信息，知识的时代，不重视教育民族只能等待的淘汰的命运。然而今天的中国，高考已经俨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仪式，每年的高考新闻总是饶有趣味地制造着新的舆论场。家长孔庙烧香祈求孩子高分，高三女生喊楼“邀睡”减压，衡水二中“高考誓师大会”激情上演，为让迟到女儿进场考试母亲甘愿下跪……在现实环境下，这些新闻迫使人们去反思些什么，但似乎又有其合理的一部分，因为高考为大，一切逻辑为高考让路。”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3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4 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经之路。高考创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特殊情景，因为那里安放着难以抹去的故事和细节，而且浓缩了“中国式奋斗”的全部精髓和灵魂。 十年磨一剑，只为在这个六月“一考定乾坤”。在由“竞争”二字所诠释的逻辑体系中，高考是举起生命重托的最佳路径，“黑色六月”成为一种恒定而牢固的社会现象。竞争，不单单是高三学生的血酬定律，更是被早早地推向了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由高考卷起的这场竞争注定是深远的，是彻底的，是社会性的。它悄无声息地接管了应试教育的全部逻辑，所有关于素质教育的美丽愿景被狠狠地打入冷宫，动弹不得。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那里，从科举开始，读书更像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政治安排，而考试是一个人改变命运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性的“程序”。“官本位”、“知识贵族”、“学而优则仕”隐隐地揭示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高考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类似的社会功能。从1999年开始，扩招政策圆了更多学生的大学梦，然而在教育振兴、拉动内需、维护稳定、阶层流动等话语编织的复杂逻辑中，大学生面临着极大的就业压力。残酷的现实击溃了人们对高考的美丽想象，以致无法接受“北大毕业生卖猪肉”这样的事实，知识与命运被迫脱离了对方的解释逻辑。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以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5曾经饱含希望的汗水，偏偏埋葬了世人的期许和信心。如果说“高考之门”还相对公平的话，“社会阶层世袭制”、“寒门难出贵子”、“父辈就业时代”等现象则剑指“工作之门”的是是非非。 高考，这个曾经承载着教育良心的选拔方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极为纠结的符号表象，最终失去了它原本强大的象征交换功能。在为人诟病的“工作之门”面前，扩招某种程度上给了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轻松地越过高考，而后凭借发达的人脉关系挤占了原本属于优秀孩子的工作岗位。“高考之门”这道关卡在托起“中国式奋斗”的集体期许下步履蹒跚。在极具幻灭感的“工作之门”面前，“高考之门”并没有被历史性地架空，这条路上依旧“人满为患”。这不能不提到我们时代普遍浮躁的“唯学历论”用人机制。如今，保姆、服务员等工作几乎清一色地转向大学生学历。当“人才贬值”成为事实，学历将能力逼向了死角，这进一步激活了大学文凭的“市场需求”。其结果是，有些民办大学、独立院校堂而皇之地兜售文凭，艺术类招生更是遍地开花，艺术热仅仅因为艺术专业“好考”。诸如此类的“泡沫教育”已经泛滥成灾，间接地稀释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 “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或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6 我现在就在大学中学习，说实话，当我亲身经历了大学之后，这与我心目中的那座圣洁的象牙塔真的相差很远。我仅仅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资格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数三道四。在这里我就引用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的几句话来谈谈中国的大学教育吧：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他们计划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这位校长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评论还有很多。当然这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在那些国际奥数等比赛中获得一次次金牌，而十几亿的中国人却很少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学术上的最高荣誉呢？难道这就是中国教育？ 另外中国的教育现状不仅仅存在这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也是很值得人们去反思的。英语强制化的学习，小学时期创造思维的扼杀等。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学着所谓国际化的语言，却被韩国申请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也就是所谓的崇洋媚外吧。当然，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止这些，但以我的水平只能想到这些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难道高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否则为何国家还要持续三十多年实行高考制度呢？我想高考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首先，方便统一实施考试，招生，录取。管理教育的人省事，学校省事，大学也省事。至少大学不用费尽心思的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选拔学生，全国都采用统一的标准，不管跟国外比怎么样，在国内大家都是一样的。 另外，高考还有一个优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平。可以说公平是很难做到的，几乎时间的一切纷争都源于不公平。而高考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不管那些作弊和暗箱操作，至少大家的起点一样，时间一样，机会平等。我想这一点也是高考能够实行至今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高考纵然有许多弊端，但在新的选拔制度出现之前，它恐怕还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存在很长的时间。因为就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它真的比其他的制度要合适。
自己动手，才符合要求嘛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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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大学的电子图书馆不是都能上期刊网吗？那里多得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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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 )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 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 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