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度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194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印度人民同英帝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印度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日益高涨。印度作家的思想也发生深刻变化，作品中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战斗精神。1936年，以普列姆昌德为首成立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印度文学进入新阶段。现代印度文学以表现人民的疾苦和斗争，揭露英帝国主义和印度上层统治者的罪恶为重要主题。在与西方颓废派、神秘主义及个人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现代印度文学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普列姆昌德是现代印度文学的杰出代表。这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乌尔都语诗人阿里·萨尔达尔·贾弗里，作家阿来德·阿巴斯、克里山钱达尔，以及同时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写作的诗人伊克巴尔；孟加拉语作家马尼克·班纳吉，诗人苏冈德·帕达加里耶；印地语作家沃林达文拉尔·沃尔马；马拉雅拉姆语诗人纳拉衍扬·梅农·瓦拉托尔；英语作家穆尔克·拉吉·安纳德等等。 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征服印度后，英语逐渐成为印度上层的通用语言，由此产生了印度英语文学，即印度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它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它的第一个散文作家拉姆．莫汉．拉伊(1774～1833)，以一种明快流畅的英语宣传社会改革。它的第一个诗人是亨利．代罗兹奥(1807～1831)，其代表作是叙事诗《琼基拉的托钵僧》，写一个婆罗门寡妇的不幸遭遇。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的代表作是叙事诗《被俘的女人》(1849)，表现拉杰布德人的勇武精神。19世纪下半叶，阿露．德特(1854～1874)和朵露．德特(1856～1877)两姐妹用英语翻译的法国浪漫主义抒情诗集《采自法国田野的一束》(1876)获得众口交誉。拉姆希．金德尔．德特(1848～1909)改写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被认为是这两部史诗的最好的英语缩写本。这时期著名诗人还有曼莫汉．高斯(1867～1924)，代表作是《情歌和挽歌》(1898)和《爱情和死亡之歌》(1926)。20世纪初期是印度民族运动高涨时期，印英文学也反映了这一时代潮流。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主要属于孟加拉文学，但他也用英语写作散文和论文，并将自己的诗歌、戏剧作品译成英语。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自译成英语出版，获得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时期重要的作家还有奥罗宾多．高斯(1872～1950)，主要作品有叙事诗《优哩婆湿》、《爱情与死亡》、《赌主》，诗剧《救星佩尔修斯》等；倾其毕生心力写成的《莎维德丽》是一部长达二万四千行的长篇叙事诗。萨罗季妮．奈都(1879～1949)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女诗人，她的诗集有《金色的门槛》(1905)、《时间之鸟》(1912)和《折断了的翅膀》(1917)。她的弟弟赫林德拉纳特．恰托巴底亚耶(1898～ )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有《青春宴会》(1918)、《大地的芳香》(1922)、《灰云和白雨》(1924)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印英文学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崛起的一位作家是穆尔克．拉吉．安纳德(1905～ )，他与乌尔都语作家萨加德．查希尔、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等共同发起组织“印度进步作家协会”。他的长篇小说着力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如《苦力》(1933)、《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和《两叶一芽》(1937)。拉．克．纳拉扬(1906～ )的长篇小说大多以南印度一个虚构的摩尔古迪镇为背景，揭示生活中的荒谬现象，笔调幽默诙谐，如《斯瓦米和朋友们》(1935)、《文学士》(1937)、《暗室》(1938)、《英语教师》(1945)等。拉贾．拉沃(1909～ )的长篇小说《根特浦尔》(1938)叙述了30年代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南印度农村产生的深刻影响。加．西．温格特拉默尼的《农民穆鲁甘》(1927)、《爱国者甘丹》(1932)和巽格尔．拉姆的《尘土之爱》(1938)也是这时期的重要长篇小说。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英文学仍然与印度其他语言的文学并存和发展。在小说领域，老作家的新作不断问世，如安纳德的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拉．克．纳拉扬的长篇小说《等候圣雄》(1955)、《向导》(1958)、《摩尔古迪的食人者》(1961)，拉贾．拉沃的长篇小说《蛇和绳》(1960)和《猫和莎士比亚》(1965)等。巴巴尼．巴达查里雅(1906～ )是独立后涌现的一位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反映印度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揭露和批判的特点，主要长篇小说有《饥饿》(1947)、《骑虎的人》(1954)、《黄金女神》(1960)等。在诗歌领域，印度传统的宗教诗歌继续在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也日益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熏染。前者的代表诗人和作品有：塞特纳的《启示录历险记》(1949)，迪利普．古马尔．拉耶的《光之眼》(1948)、《薄伽梵往世书的诸神》(1957)等；后者的代表诗人和作品有：拉尔的《鹦鹉之死及其他》(1960)，道姆．莫雷斯的《开端》(1957)、《诗集》(1960)，尼辛．伊齐基尔的《转变的时刻》(1951)、《第三》(1959)、《未完成的人》(1960)等。
西方文学史上最古的经典作品是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统称荷马史诗。 《伊索寓言》《伊利亚特》与《奥德修记》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 阿马蒂亚·森）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hban书名：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作者：[印度] 阿马蒂亚·森译者：刘建豆瓣评分：8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07-12-01页数：330内容简介：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 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争鸣传统不仅影响了印度文学、文化、政治、科学与数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影响了构威其宗教多样性之基础的知识多元主义。知识多元主义包括属于印度教哲学范围之内的非正统见解，也包括印度的其他宗教经验，从佛教、耆那教和无神论在早期的盛行，到与外来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具有建设性的遭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理解当代印度所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挑战，就应当充分认识其多元主义的、相互作用的和生生不息的传统。森认为，通过互动进程，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外来观点也会对民族本体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往往将印度视为一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性和无缘无故的神秘主义的地方。然而，印度具有怀疑主义和追求理性的悠久传统，除了在数学、天文学、语言学、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世俗领域的贡献之外，或许还拥有所有文明古国之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文献。森还论述了印度丰富的知识遗产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的侨底利耶与阿育王直至十六世纪的阿克巴所概述的经世治国哲学：印度在公元第一千纪与中国之密切关系的历史及其至今依然存续的重要意义：印度古老而严谨的历法：萨蒂亚吉特·拉伊的电影：具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与莫汉达斯·甘地之间关于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辩论。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本书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全书分直言与异议、文化与交流、政治与抗争、政治与抗争、理性与身份四部分内容。中译本序序梵文语词变音标志方法第一编 直言与异议一、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二、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_一、印度：大与小四、移民社群与世界第二编 文化与交流五、泰戈尔与他的印度六、我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七、印度的传统与西方的想象八、中国与印度第三编 政治与抗争九、与命运之神的幽会十、印度的阶级十一、女人与男人十二、印度与原子弹第四编 理性与身份十三、理性的范畴十四、世俗主义与不满因素十五、透过历法看印度十六、印度人的身份注释人名索引总索引译后记作者简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持印度国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深切关心，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已于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最新力作《身份认同与暴力》也将于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冷战时期印美关系研究 在线阅读 整本下载 分章下载 分页下载 【英文题名】A Study on the India-US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作者】陶莹;【导师】刘德斌;【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学科专业名称】世界史【学位年度】2008【论文级别】博士【网络出版投稿人】吉林大学；陶莹【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8-10-20【关键词】印度; 美国; 冷战;【中文摘要】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与我国的外交及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的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包括南亚地区在内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对抗和争夺。由于地缘关系,美苏特别是美国与印巴的关系对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美国、苏联的关系影响很大。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政治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印美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印度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入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材料,对冷战时期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进行考察和研究。 冷战时期的印美关系一直在友好与淡漠之间徘徊,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一种非结盟却并不完全交恶的状态。印美关系是冷战“中心一外围”关系的典型案例,正是印美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导致双方在四十多年时间里的微妙关系。对于印度而言,冷战时期的对美关系一直是其外交政策中的重点之一。在印美关系中,印度追求与美国的对等状态,并力图排除大国在南亚的介入。对于美国而言,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因此,美国对印政策的典型模式是“干预—退出”,缺乏连贯性和长远性。总之,冷战时期,影响印美关系疏远或改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英文摘要】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Americ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plomacy of our During the half-centur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two superpowers, USA and USSR, had been confronting and contes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Third World Region" which included South Asian R Considering the regional matt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USA and USSR,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USA and India & Pakistan, can b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Pakistan, USA【DOI】CNKI:CDMD:128942【更新日期】2008-11-11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267, New York:Routledge,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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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历史我只是粗浅有一点阅读，零碎不成系统。与朋友聊到印度，第一个跳进脑袋里的词是印度教，第二个就是种姓。在我看来，印度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四分五裂，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语言多至十三四种，却能固守着一种统一的民族性，印度教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应当是巨大的。 印度教的崇拜对象，也与其他主要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不同，呈现出一种不同信仰之间壁垒清晰却和谐统一的状态。这种稳定了千年的结构，是和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相辅相成，骨肉难分的。可以说，现代文明对印度种姓社会的挑战，实质上就是对印度教的挑战，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IT业发展居世界前列的印度社会里，种姓制度就象看不见的雨林藤萝，还在紧紧地纠缠着这个所谓的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灵魂。 在前印度教时期，也就是婆罗门教时期，原始的种姓制度已经出现，界定了现代印度主要的四大种姓（实质上是五大种姓，因贱民不被认可为一个种姓）。英语里的种姓译成Caste，梵文音译成Varna（瓦尔纳）。我一直觉得“种姓”这个汉译，非常准确地传达出瓦尔纳的含义，比Caste的含义更丰富，更接近原义。原因在于，Caset强调了“种”，而忽略了“姓”。 事实上，现代印度社会里的种姓数量已经多达上万，这上万个种姓都是从四个Varna（五个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印度学研究中称作亚种姓（Sub-caste），梵文音译成Jati。很多印度人的姓氏，往往就是他们的Jati。理论上的四大种姓（Varna）分别是婆罗门（Brahmin，神职人员）、刹帝利（Kshatriya，武士）、吠舍（Vaishya，平民）、首陀罗（Sudra，奴隶），另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被称作不可接触者（有点类似日本的“秽多”）。但经过历史的演变，种姓制度本身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已经很难完全按照四大Varna严格区分。 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他的家族属于古吉拉特的班尼亚种姓（吠舍的一个Jati），但从甘地的祖父开始，就担任过波尔班达和朱纳卡德两个土邦的首相（Diwan）；甘地的父亲卡巴*甘地则担任过拉奇科特和樊康那两个土邦的首相。而且班尼亚Jati是印度教中的毗湿奴教徒（印度教中有湿婆崇拜、黑天崇拜、毗湿奴崇拜、各类女神崇拜等不同信仰）。如果从四大Varna的分野来看，吠舍的出身，是不能让甘地在印度教社会里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的。但班尼亚Jati的政治地位，以及甘地在南非印度裔民主斗争取得的声望，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殊环境下，就可以跨越传统种姓制度的壁垒，成为印度宗教社会的领袖。 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却从来没有完全统一成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印度次大陆的南端的泰米尔纳杜邦，一直处于印度中心国家之外，直到印巴分治才并入印度联邦。而且从11世纪初加兹尼的马茂德17次袭击印度之后，突厥人在印度建立了错乱纷杂的800年的伊斯兰教统治，各种印度教的、伊斯兰教的、耆那教的土邦，最多时候有三百多个。种姓制度能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如此复杂的宗教文化冲突中，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愈加发扬光大，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佛教复兴运动在19世纪出现在印度后，吸引了大量的贱民，怀着摆脱种姓制度的美好愿望，投入到这宣传普世的宗教中去。但是历史的发展开了个玩笑，佛教这么个强大得感化了整个东亚的宗教，在印度的发展结果，却是产生了更多新的种姓。 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种姓是一个身份的表示，代表着自己的出身、职业、信仰和母语。已经生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渗透进每一个印度人的思想中。可以说没有种姓的印度人，就不是印度人（穆斯林的群落也被视作种姓，现任印度总统就是个穆斯林）。同一种姓的认同感，不能简单地类比为中国的本家或者同乡关系，还要深刻得多，就如计算机中的“属性”中的每一个参数的整齐划一的认同。在树立了人人平等观念的现代社会中，这种顽固坚硬的小圈子意识，在印度是如此的天经地义，似乎不可想象。 事实上，人以类分、人以群居，即使在标榜不分种族的大熔炉的美国，也是难以被消除的社会基本意识。但在“绝对正确”的主流意识中，这种社会微观现象的存在却往往处于灰色、负面的地位。主流的历史观，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在历史演进的学说中把这种人为的阶层结构描绘成文明进步中的过去式，即使是打着民主大旗的印度政府也不会把种姓制度挂在嘴上。 但种姓制度与印度社会的浑然一体，却是支撑起印度这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石所在。南亚国家为什么频频出现家族政治？父死子女继，甚至夫死妻继都非常普遍，而且这并非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完全是依靠家族影响力，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结果。在这个现象中，不难嗅出种姓观念的气味。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在中国脍炙人口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片中的法官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现在看来这就是种姓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社会里，种姓思维也曾经残渣泛起。五六十年代的唯成分论喧嚣一时，也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种姓制度的翻版。不过中国人的思维里是不能接受这种缺乏土壤的社会等级观念的，所以文革的结束就宣告了唯成分论的快速破产。当然在我们的观念中，种姓制度是落后的，野蛮的，专制的体现。但是否真的可以把种姓制度一棒子打死呢？ 其实，种姓制度在印度存在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印度文化能够保存至今的根基所在。正是种姓制度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印度政治之下的强大的稳定结构，保证了印度在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了印度教的不同信仰的统一性。从而凝聚起印度讲印地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马拉提语、孟加拉语、阿萨姆语、泰米尔语等等各种人群的印度民族意识，才会在英国殖民退出后，形成现在这么一个人口世界第二的民族国家。 种姓制度，在印度出现之初，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更多地具有了一种社会分工上的意义。这种世袭的职业种姓制度，在印度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建立起印度社会中严格而细致的职业分工。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离开不了经济这个基础，可以说印度教社会的职业分工结构，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也是最稳定的，由此产生了历史最悠久、最稳定的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完全是在一种无主的状态中自发形成的，无论是马茂德及其后继者的突厥王朝，还是帖木耳家族的莫卧尔王朝，还是英国殖民政府，都是构建在这个最古老最稳定的经济结构之上的。 我们可以看出，种姓制度在印度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强大力量，使得印度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之后，以一种强力胶的方式，牢牢地固化下来，几乎没有发展和创新地延续了千年。直到现在，谈起印度的哲学，话题的下限还停留在公元1000年伊斯兰教统治印度之前。这种文明的固化的作用和意义，有点类似中国的儒家文明的作用和意义，既有因其雄厚的基础而成熟和强大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阻碍发展的一面。 进入20世纪，印度的社会发展，开始对种姓制度形成威胁。传统价值观在新的经济技术的发展面前，新的生活方式面前，日益脆弱。我相信印度的老派人中，也有类似中国的“人心不古”的感叹。在甘地主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他试图冲破与不可接触者的种姓壁垒的努力是非常失败的。但是当宝莱坞、中产阶级、印度籍世界小姐、软件产业发达等等的冲击到来，在印度的城市社会中，种姓制度已经开始淡化，这同时也体现出印度教文化在印度城市中的衰落。不过，印度的大多数人口还在乡村，强大的印度教宗教势力和严格的种姓制度以印度乡村为基地，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其在印度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古印度文明 印度的远古文明是在1922年才被发现的。由于它的遗址首先是在印度哈拉巴地区发掘出来的,所以通常称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这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 哈拉巴文化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从已经发掘的城市遗址来看,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摩亨佐·达罗城,面积达260公顷,全城划分为12个街区,有整齐宽阔的街道和良好的排水系统,有的住宅精美宽敞,开始迈入文明的门槛。这一文明延续了几百年之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18世纪灭亡。哈拉巴文化衰落后,由印度西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在印度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西北部,逐渐向南扩张。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相传在印度形成了16个国家。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4世纪,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起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在这一时期,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遭到波斯帝国的入侵。波斯人统治印度河流域近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才一度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征服。旃陀罗笈多领导了反马其顿起义,在驱逐了侵略者后统一了北印度,不久又推翻了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从而建立起古代印度最为强盛的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代发展到全盛时期。他经过多年征战,使王朝版图扩展到除印度半岛最南端以外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即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是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阿育王死后不久便陷入分裂。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此后,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目前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只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而已。公元前6世纪,在古代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后来先后传入中国、朝鲜、日本
在季羡林的书中找找
两者无关，当然没有文献。
西方文学史上最古的经典作品是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统称荷马史诗。 《伊索寓言》《伊利亚特》与《奥德修记》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印度文学 （Indian literature） 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和10世纪前后发展起来的各地方语言文学的总称。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宗教发达，种族复杂，语言众多，印度文学以丰富多彩著称于世 。
19世纪中叶之后，印度文学进入了近代时期，反映民族觉醒、表现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这时，印度已经完全被英国殖民者所占领，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且得到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也迅速成长起来。这一切为民族的觉醒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