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古时候的一些民俗传统，天文地理，同时也可以间接的从文献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发展水平。
初期，唐代的壁画里出现了双飞天，就是两个飞天一前一后或者一左一右的位置，飞天的形象圆润，表情祥和。中期的唐朝繁荣昌盛，加上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净土宗的影响，在壁画中出现场面宏大的经变画《净土变》。到了晚期的唐朝，动荡不定，战乱频起，所以壁画中的飞天表情大多哀伤，表现的多为涅槃的悲凉景象。可能是艺术本身的表现，总会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画师本身的影响，所以在唐朝的壁画，经历过初期，繁荣和动荡三个漫长的阶段
唐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即2～14世纪）。其间，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 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分，有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官私文书”也是世俗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有利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色、摇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卷、社司转帖、账历、书犊、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关系、高利贷经营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遗书中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鹃、粟特（康居）、干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藏学（一）著作类1、《西藏萨迦格言译注》王尧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2、《藏剧故事及研究》王尧编著，戏剧出版社，1962年；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年4、《吐蕃金石录》王尧编著，文物出版社，1982年5、《吐蕃文献选读》陈践践、王尧编注，民族出版社，1983年9月6、《敦煌本藏文文献》陈践践、王尧编注，民族出版社，1983年3月7、《敦煌吐蕃文献选》王尧、陈践践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8月8、《藏剧故事集》王尧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9、《吐蕃简牍综录》王尧、陈践践编著，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10、《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王尧、陈践践编著，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11、《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王尧、陈践践编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12、《吐蕃文化》王尧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1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14、《西藏文史考信集》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5、《藏学零墨》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16、《宗喀巴评传》褚俊杰、王尧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7、《中国地域文化·藏文化卷》，王尧、丹珠昂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8、《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王尧,陈庆英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9、《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王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0、《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王尧、陈践践等，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21、《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王尧著，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22、《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王尧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3、《中国藏学史》（1949年以前）王尧、王启龙著，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24、《吐蕃文献选读》（增订本）陈践践、王尧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25、《藏学概论》王尧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26、《西藏文史探微集》王尧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文臣公主嫁入西藏
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历史文书，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遗物，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这批写卷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共存三件，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窃运海外，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大事纪年部分记录了唐朝苏定方与吐蕃军在乌海的一场战争，为传世汉文和藏文史籍所不载。（乌海：今青海省玛多县冬给措纳湖，又名托索湖、黑海，海拔4100多米，位于著名的唐蕃古道上） 1940年，巴考、托马斯等著名藏学家以巴黎、伦敦收藏的敦煌吐蕃写卷整理编辑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80年代后，大陆藏学泰斗王尧等人远赴巴黎、 伦敦二地校对了原卷，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史料，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进行译注和考释，同时增补了一些内容，纠正了巴考书中的错误，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汉文译著。2000年，黄布凡、马德编著的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吐蕃文献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译释。相关译著的汉文翻译参考如下：一、“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659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 二、“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 唐军于乌海大败达延这一记载已被范文澜、蔡美彪所著的《中国通史》和1989年出版的《吐蕃史》所收录。此外，美籍华裔学者张琨于1959年发表的英文著作《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其汉译本见《唐·吐蕃重要文献选辑》）则记为达延战死，阿柴人口从八万减到一千（注：吐蕃称吐谷浑为阿柴）。 敦煌遗书中的乌海之战虽不为传世文献所载，但在多部西藏史书中却记录了唐军攻至吐蕃国都一事。据《西藏王臣记》记载：【伦布噶（即大相噶尔东赞）为报此恨，又率领藏军十万，大袭唐军，噶尔卒于军中。此后又盛传唐军入藏，急将觉阿释加像迎至神变寺，藏于南镜门内，以泥封门，别绘一文殊像以掩之。未儿，唐军果至，纵火烧布达拉宫，未能将觉阿佛像迎走，乃将不动佛像运至半日程地】。《新红史》中也有噶尔（即禄东赞）率兵十万攻唐死于军中及唐军直入吐蕃，纵火烧红山的类似记载。《资治通鉴》667年则记有吐蕃入侵“生羌十二州”的战事。值得一提，噶尔·东赞和663年后担任安集大使防备吐蕃的唐军统帅苏定方二人卒年皆在乾封二年（667年），如果此项记载属实的话，他们这个时间似乎有交手的可能性（亦可能他派遣其他将领入藏）。 但从敦煌遗书、《西藏王臣记》和《新红史》的记载可看出，670年唐蕃双方在大非川交战前几年便爆发了冲突。
《文化苦旅》中有独到的见解～
地理位置偏，人烟稀少，当地交通不便，地处西北降雨量特别小，气候干燥，这所有条件都符合文物保护得要求，所以敦煌自然而然的保存了下来。
这是谈狭义卜法，广义卜法就是占卜法式，也包括六壬占法，太广不议。清朝胡煦撰有《卜法详考》。敦煌五兆卜法，是二十世纪的新发现。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错在“世俗文书数量较多”。敦煌遗书总量在4万件左右，其中汉文书在3万余件。而汉文书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佛教典籍。所以说应该是宗教文书多余世俗文书。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敦煌藏经洞文献(ABC) 。A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B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价值很高C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D保存了大量元、明时期的公私文书
主要有佛教文献占90%以上，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民间变体，佛像创作，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
这9件写经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距今1500多年；9月10日前可去湖南图书馆免费观赏用副本古籍换来敦煌真经 2011年9月8日昨日，湖南图书馆展出的9件敦煌写经之一——《妙法莲华经》。本版摄影/记者张轶 展出的《大智度论》为南北朝写本，是目前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提要 上世纪60年代，湖南图书馆用一批副本古籍，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 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湖南图书馆将敦煌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鉴定，经鉴定，9件敦煌写经竟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 昨日，这批敦煌写经在湖南图书馆公开展出，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以前去免费观赏。 本报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喻乐 长沙报道 取经 用副本古籍，换回一批敦煌写经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数以万计，其价值不可估量，但由于遭到列强的盗窃掠夺，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遗书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河西走廊诸省的文博单位，其他地区十分罕见，尤其是南方。 那么，这次展出的9卷敦煌写经，是如何传至湖南的？据省图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刘雪平介绍，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批写经就被该馆收藏，“当时是馆里面用馆藏副本古籍，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来的。”至于当年交换的具体情况，刘雪平坦言，“时间太久了，负责古籍工作的领导也换了几届，大家都很少了解当时的情形。” 不过，令刘雪平意外的是，得知这次展览的消息，已经八十高龄的湖南图书馆原历史文献部主任刘志盛赶到了展厅。当年，正是他亲手将这批敦煌写经接到湖南。 1963年，刘志盛就前往北京中国书店交换古籍一事，向时任湖南文化局长的胡清波进行了请示，之后，刘来到了北京中国书店。“湖南馆有很多副本古籍，这些副本刚好是中国书店需要的，而我们正好缺少敦煌写经，就这样达成了古籍交换的意见。”据刘志盛回忆，1963年至1965年，湖南图书馆共进行过3次古籍交换，分别与中国书店交换过两次，还有与上海古籍书店交换过一次，“我们用的都是副本，包括《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共计两万多册，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 藏经 “写经放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刘志盛告诉记者，与中国书店达成了敦煌写经的交换意见之后，为了使写经免遭长途跋涉。他特意采用了当时较为昂贵的航空挂号方式，将写经寄回湖南图书馆。而在邮寄之前，他也格外小心，将写经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尽量减少邮寄途中的损坏。 在刘志盛看来，9件敦煌写经是他在图书馆任职期间，收得的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为此，他对写经的保管也格外谨慎。“写经被放在善本书库，具体放在哪个位置，只有我才知道。”刘志盛说，当年善本书库共有两片钥匙，一片由他保管，另一片由书库管理员保管，而不管任何人，想进入书库，必须经过馆长签字同意。在当时的保存条件下，刘志盛还将敦煌写经放在特制的樟木箱内，并在箱中置放樟脑丸，以防潮湿和虫蚀。 鉴定 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 此后，刘志盛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对写经进行观摩和鉴定。据他回忆，早在1973年和1975年，故宫博物院鉴定小组成员刘九安就两次到湖南图书馆看过写经，认为这批写经极具价值。198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的杨新还专门率5人专家组抵达湖南对写经进行鉴定，并确定了写经的真实性。 “当时的专家之所以鉴定为真，主要是根据写经的纸张和字迹，都是用的当时特有的经黄纸，字体也是写经习惯采用的正楷。”刘志盛说。 1995年，刘志盛从湖南图书馆退休。他坦言，在工作期间，馆内的一些专家也对这批敦煌写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他退休之后，一直没有间断。 对此，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寻霖表示，之所以有人怀疑敦煌写经的真实性，一是因为写经很少在南方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9件写经的纸张质地极其坚韧，让人不敢相信是1500年前的文献。 出于上述考虑，湖南图书馆一直没有将敦煌写经公诸于众。直到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该馆将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方广锠和李际宁鉴定，“他们都是国内古典文献的权威专家，特别是在敦煌写经方面，他们说是真的，那就绝对可信了。”寻霖说。 经过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这9件敦煌写经正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5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和9至10世纪（唐朝），均用当时特有的经黄纸抄写，颜色有黄褐和白色，略有绵性，质地厚硬。书法为楷体，线条流畅优美，笔锋遒劲秀丽。 两位专家的判断，打消了寻霖的顾虑。他表示，敦煌写经使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追溯到5世纪下半叶，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超过400年。 展出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一睹写经真容，湖南图书馆将9件敦煌写经与北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等文献一同展出。 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前往该馆历史文献部鉴赏室免费观赏。寻霖表示，此次展出文献极为珍贵，在这次展出之后，考虑到保护文献的要求，敦煌写经等将有可能不再公开展出。 [相关链接] 敦煌遗书概观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在这个长7米，宽5米，高约333米的洞窟内，堆着许许多多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帛、织物、法器等。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 据调查研究，这批文物的总数在5万件以上，年代从西凉到北宋，历经10个朝代，500余年，文字有汉、藏、西夏、突厥文等，分属经、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百姓函启等，从文书形式看，有数量浩大的手写本，也有稀世罕见的雕版印刷，还有少量拓本。 藏经洞中的文书内容歧杂丰富，包括佛教文书、道教文书、景教文书、摩尼教文书、袄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等。其中佛教文书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凡重要的佛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特别是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等三百多种。 数量高达几万卷的这些写经真本，极为难得，是中国书法资料宝库。这种“敦煌写经体”中体现出中国中古时期各时代的书法体例，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尤为珍贵的资料。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有6万多号，主要散落在：英国大约收藏15000号，法国约7000号，俄国约19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中国国内公私藏三四千号，其他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的国外散藏1000多号。整理/记者徐海瑞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