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等等方面去阐述。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封建王朝达到鼎盛，由盛至衰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始皇难题”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创立中央集权，是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他的改革无疑是开创性的，但既成功又失败，既有益又有害。秦始皇扫除六国，使天下归一，威震四海。此时他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采用周朝确立起来的分封制，把征服的领土分给家人，包括兄弟、儿孙和亲戚等，并让他们世代相袭。但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国家，随着代际推移，亲情关系疏淡，各成独立王国，不但置天子于不顾，而且相互撕杀，天下永无宁日。其二，采用战国时期各国为更能有效地集中资源进行战争而开始建立起来的集权制。秦始皇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把全部领土划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由皇帝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官员都对皇帝负责，职位不能世袭。秦始皇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普天之下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只有他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集中和调动全国资源，并有能力把一切反对势力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始皇帝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全面加强皇权安全，确保天下万世不替。对外，他南征百越，北却匈奴，修筑长城，消除外敌入侵的威胁；对内，消除造反隐患，收缴和销毁民间所有武器，使百姓再无反抗之力，对六国旧的统治者除了杀一批，就是大强迫他们大量迁徙到首都咸阳，置他们于朝廷的直接监视之下。使用严刑峻法对付犯上作乱、作奸犯科者。帝国政府还大力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在修长城之外，努力修建以帝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以利于迅速集散军队。他还夷平可能为反叛势力提供据守的军事要塞、工事、城墙、险阻。最后，通过焚书坑儒，将最有可能形成反叛思想的源头彻底根除。帝国的一切部署、布置、准备，看起来周密细致，无隙可击：制度优越，国力雄厚，军事强大，强敌就范。皇帝毫不怀疑，千秋万代的基业已经奠定。但是，再周密的计划，再挖空心思的设计，比起变幻莫测的世界来，都不过是挂一漏万。帝国政府在对未来和形势的种种研判中，肯定不会想到过大泽乡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更无人知晓，也没有兴趣知晓陈胜、吴广为何许人也。帝国建国的第12个年头，也就是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也就是二世元年，这里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陈胜、吴广两个农民带着900余人去今北京附近地区戍边，不想路上遇到暴雨，耽误了行程，按法律，这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的人都要被处死，于是他们抱着反正都是一死的想法起义暴动。这数百农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民，敲响了史上最强帝国的丧钟。各种力量乘机而起，不但六国的旧贵族纷纷起事，如楚国的世家子弟项梁率部参战，这支部队后来在项羽的指挥下成为一支最大的打击力量，而且体制内的势力也应声而起，地方基层小吏刘邦刘亭长率一帮囚犯起于沛县，杀死县令，开始打天下的事业。反叛武装很快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取胜。奇怪的是，不久前横扫六国、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帝国大军，仿佛已人间蒸发！命运沉浮，缘起缘灭，殊难预料。最煊赫的势力可能一朝垮台，而最不起眼的人物也可能横空出世，一切好象既是定数，又不可思议，既有悖常理，又实属必然。刘亭长登上大位，国号汉，虽然仍然沿用了秦的郡县制，但他遇到了一个还将令今后的中国统治者始终纠结不已的两难问题：到底是血亲更能维系权力，还是用律法和利益连结起来的皇帝官员更能维系权力？二者各有利弊，无法协调。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此短命的前朝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成为汉初官方讨论的热门话题。文帝时的大才子贾谊在《过秦论》里认为秦乃亡于自己的暴政，但在刘邦看来，秦失其鹿，是由于在面临强大的反叛势力时没有血亲即同姓诸侯做中央的屏障。汉朝建国伊始，皇帝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那只不过是对战争中既成事实和有约在先的不得已承认。这些王占据王朝半壁江山的事实，使高祖如哽在喉。随后几年，皇帝使用各种招数基本摆平了异姓诸侯（让地处偏远、对刘氏江山不会产生威胁的长沙王继续保留其领地），将收回的大片土地分封同姓诸侯，并下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刘邦眼中，管理国家还是自家人最为可靠。儿子不会反老子，这是其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其二；其三，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天下，本来就应该由子孙享受。因此分封制对王朝保持着长久的吸引力，直到唐朝建国时，唐太宗还认真考虑过分封皇子和功臣的问题。确保刘家人掌控了全部的国土，刘邦心中的石头也就落地，但这块石头很快又会回来，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回来了，即血亲成为帝国动荡和分裂的源头。刘邦死后，经文帝、景帝两朝，诸侯王和皇帝的亲属关系渐行渐远，地方同中央愈加疏远，中央对诸侯愈加难以驾御。当中央设法要削弱诸侯实力的时候，各诸侯也在力求加强自身的独立性，景帝的削藩行动终于激起了吴、楚等七国的联合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央集权才又逐步加强。朝廷必须依靠代理人即官员对国家进行实际管理，官员掌握着王朝的各种实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国家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管理和控制官僚，使他们既是皇帝的好管理者，又是安份守己的朝廷忠臣，于是一边要约束他们不能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毁掉皇帝的江山社稷，一边又要给他们经济实惠和甜头，激励他们尽心为皇帝的江山服务。在高级官员相互制约方面，汉代的制度经过改革比秦更加缜密。丞相在签发和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御史大夫，或者朝廷同时任命左、右两位丞相。对地方官的监督办法，是在全国设立监督区，它的长官刺史独立行使职权，负责监察郡守等地方官。即使是最成功的统治述也仅能收一时之效，现实中的新情况随时会使过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汉王朝还是死在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西汉政权被大将军王莽所颠覆，东汉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权力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内部危机，如宦官、外戚专权，以及黄巾军叛乱给它造成的强烈危机，完全打乱了既有秩序。董卓、吕布、袁术、袁绍，曹操，刘表，孙坚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员，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机会，或作乱于上，或起兵于下，割据一方，征战讨伐。野心与阴谋，出卖与背叛，一直是最高权力争夺战中的基础内容，而在王权失控和军阀混战时代就更是政治常态。统治者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死局，无论是分封制——把国家直接交给自己的家人治理，还是集权制——把国家交给皇帝的代理人即官员负责具体治理，都不能解决政权万世不替的“始皇难题”。晋室复辟分封制，速死。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同时也鉴于汉朝失败的经验，司马氏建立晋朝后对秦始皇体制进行了改造，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制，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晋建国仅21年后，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大混战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彼此毁灭，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进攻，王朝寿终正寝，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晋朝香火勉强得以延续。隋朝采用集权制，也速死。晋朝的失败，使隋朝把制度的钟摆再一次调回到中央集权，撤郡并州的改革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混乱的局面，在权力牵制、军民分治、建立监察体系等方面全面学习汉朝的制度，但像秦帝国一样，隋帝国亦二世而亡。自秦至清，统治集团为谋求万年江山的长治久安，一直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和财政赋税改革。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长了其统治时间都是个问题，有的改革与其说有利于统治，还不如说有害于统治。一个王朝可能有一百种死法，谁也不能事先预计它到底是以哪种方式结束自己。秦始皇以为实现了中央集权，就能保证江山万世不易，但他对事情的考虑过于简单了。一统体制的确有利于集中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力，形成最大的打击力量，最无敌于天下，但这些太过表面，两千年中，它屡陷失败。力量和强大的假象欺统治者。垄断政权所引起的挑战和风险太多太大，它完全不可持续。秦始皇给中国只是带来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非常成功的；但集权制并没有给他和他所有的衣钵传人带来他们想要的江山万世流传，也从来没有给帝国带来过稳定，相反造成周期性的动荡和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完全失败的。致命的贪婪腐败深化和统治权威的衰微是王朝危机的开始，通常也是改革的开始。王朝每次遇到危机时，最高统治者近乎本能地采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强化自己的权力。在帝国，官员的腐败是普遍的。从坏的方面看，腐败是官场的腐蚀剂，对帝国行政造成破坏，从好的方面看，它又是激励官员的手段。也就是说，腐败对于体制运转是一种必要，因而它不可能消除，但反腐却是皇帝挥向官员的利剑，特别是对于新继承大统的皇帝，反腐是他整肃大臣、扫除异己、为自己树立权威的极佳途径。但中国式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游戏，反腐过于较真，打击面太大，引起官员普遍反感，怕输；反腐动静太小，腐败日益猖獗，也怕输。正是由于必要的腐败存在，皇帝才一直可以反复运用反腐之剑。中国围棋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极而言之，围棋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高手知道如何放弃，何时放弃，知道放弃和获取之间的交换，知道最大程度利用弃子的价值。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至，就是放弃的极至。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政治上把放弃的智慧发挥到极至的，非华盛顿莫属。英国古老的王室存续至今，也完全得益于它放弃的智慧。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弃绝对占有。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一直模仿秦始皇，但从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他们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近乎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政治比围棋当然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对手都在明处，双方都按照明确的规则博弈，彼此不会给对方造成不能承受的伤害。而专制政府中，政治却是一场毫无规则的游戏，出其不意，诡计和奇谋，在这里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对手通常都在暗处，即使在身边，他也可能浑然不觉，虽然也许隐约感觉到危险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险具体何在，这时，当然要做足种种准备应付可能的事变，结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领。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花大价钱、大力气修筑的政治、军事工事，有如法国耗费巨资建成的马其诺防线，虽固若金汤，却根本派不上用场，原来德国军队绕过了法国的防线，突然从法国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进。统治的安全不取决于严防死守，而取决于对抗力量的发展。释放部分统治权力，是释放社会对抗性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历史上，凡在懂得放弃权力的地方都不会也没有发生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弃权力的，特别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必定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无穷的敌人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政权面临的危险，可非常要命的事实是，统治者永远也不能准确判断危险来自何方。政府必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范身边的危险，又要防范远处的危险；既要防止内乱颠覆，又要防止外敌入侵和吞并。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统治者又必须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没有选择。他们把国家当家业，而家业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但这份家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来就没有获得天下人的认可，毋宁说，它是一份无主的家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谁有占有它的实力。这样，中国政治的实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武力赌博，每一个政权既是这种赌博的结果，又必须参与下一场赌博。赢只是暂时的，输却是绝对的。再强大的政权，智力、财力、人力总是有限，可挑战、危险、敌人则无穷尽。以有限应对无限，顾于此，必失于彼，严于内，必疏于外，这就是所有独揽天下大权的统治集团永远没有安全、永远不会长久、改革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他们永远守不住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家业，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可以长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时，却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改革意在医治痼疾，却往往成为下一个危机的起点。持续受到边境民族巨大压力的唐王朝，被迫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北边和西边边境地区建成的九大藩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能力，确实加强了应付外来挑战的力量，但不详的是，藩镇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远离中央、难以制约、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个个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演变为地方割据，决定性地改变了唐代的国内政治，动摇了王朝的权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训，后有自身发动兵变的经历，不但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更深知军队的危险性，为了严防于内，新政权刚刚安定就对军队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强化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武官的地位。减少了内患，却增加了外忧。有宋一代对外虚弱不堪，它在同北方辽、夏、金的军事斗争中屡吃败仗，割地赔款，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虏获，终其一生都受尽凌辱。世人都只看到皇帝无比风光的一面，看到他们权力无边，享尽荣华富贵，当代电视剧极力渲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和浪漫生涯，人们便以为每个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还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淫威，蜀汉后主、南唐李后主都成了敌国的俘虏，汉献帝作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被反复劫持，以便后者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队伍包围京城之际让皇后贵妃自尽，又挥刀砍杀15岁的长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后自缢煤山。不幸的皇帝何胜枚举。不幸的皇帝各有各的不幸，他们中虽然有秦二世胡亥这样残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为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则不符合事实。刘禅与诸葛亮君臣融洽，可见既贤且识大体；崇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局良好。总的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无法逆转的，是形势所定，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国的失败。当明王朝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充满锐气的清军两面夹击时，已然无回天之力。王朝自兴盛而没落，所呈现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下的直线，而不是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中兴只是虚幻的假象，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出生或继承大位时，时局已经紧张，危机正在到来，不但社会显现乱象，朝廷内部也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始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危机。在特殊情况下（实际上屡见不鲜），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经过朝廷中主要实力派别的协商、斗争、甚至发动一场政变才能产生，而这可能只是随后更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序曲。皇帝位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和中枢，身不由己，大权旁落，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刻已经到来。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开始于农民起义，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进坟墓，也是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农民起义一开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杀死官吏，即使没有对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胁，它也打开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势力此时乘机崛起，形成滚滚洪流扑向王朝。
从秦朝到大清仅仅用600字完成，怕是小瞧了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和波澜壮阔。
《中国史纲要》（元明清部分）和《明清史论集》，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中国史纲要》（元明清部分）是许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基础课时的一个讲稿，此后他又精益求精，做了多次修改，其中许多观点和资料不断为学者们引用和发挥。《明清史论集》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的是许先生于解放前写的《清代捐纳制度》；下编收录的是许先生于解放后所写的有关明史的研究论文、文章和书评等，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颇为引人瞩目。《清代捐纳制度》一书长达10万言，是许先生于194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学位论文，正如明史专家王天有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该书的研究成果以其科学性、创见性及材料详实深受学术界好评，195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在北京出版，以后又在海外一再重印，在清代制度、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既是许先生的成名之作，也为他日后在清史界的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捐纳是指地主、富民向朝廷输纳钱、财、物，然后由官府授其本人官职以作报偿，这一做法几乎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但其演变成为一整套制度并长期予以执行，却是在清代。许先生在本文中，经过广泛搜集和考辨大量史料，对清代捐纳制度的沿革、组织和影响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探讨。他在该文沿革篇中，把清代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分为开创、因袭和变更三个时期，揭示了清代捐纳制度的真相；在组织篇中，对该制的弊端，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在影响篇中，分为康熙开捐之反应、捐纳之弊和停捐策略三章，叙述了清代有识文人学士和人民对捐纳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抨击，分析了捐纳施行尤多不善的原因；在结语中，对由捐纳的实施而导致吏治之坏直馅于不可收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清代捐纳制度》将捐纳一代之制，粲然必备，的确是填补清代历史研究空白之作，且至今无人超越。许先生在《明清史论集》下编中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分析和描述了明代经济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几个重要问题，从侧面揭示了明代社会生活。《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对著名历史学家尚钺先生所提出的明代中国社会某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已采取了资本主义制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把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的中国理解为某些地方已达到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阶段，或某些地方的农业已基本上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则不免估计过高。《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一文，全面而又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洪武时期北京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北京的建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北京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明末北京地区城乡经济的凋敝状况。他在文中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十分有价值。许先生有关明末东林党的研究论文，对活跃在明代政坛的豪绅地主集团和中小地主阶层，进行了全面而透彻的分析，认为东林党代表了明代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也兼营工商业，与新兴市民阶层，即城市的下层比较接近，对市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所以在反对矿税监和反阉党的斗争中，客观上也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许先生还在有关文章中对明朝史的诸多分期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将明朝历史分为开创、腐化、整顿和衰敝四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许先生还将明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分为身份性的大地主，（包括皇家大地主集团和豪绅大地主集团）、非身份性的大地主（田赢七顷以上的粮长、义民和富民）、中小地主阶层三部分，并指出，他们虽然都是明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农民革命斗争的不断冲击下日趋没落，但绝不是一团黑暗：皇室大地主和官绅大地主在明后期已成为最腐朽反动的阶层，而中小地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由于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从经济上到政治上都起过一些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是实事求实的。许先生在他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之所以能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其治学方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我一贯主张写文章要有‘五新'：选题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和观点新。否则人云亦云，没有什么意思。这一言简意赅的话语，既是一个大学问家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对后辈学者的一个教诲，并且在科学研究中颇具指导意义。许先生治明清史的方法，对后辈学者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他用史料先取正史，同时及于方志、文集、奏疏、碑传，以及为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的杂史、野史、笔记、戏曲、小说。尤其是利用明清小说和戏曲研究明清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许先生不仅是一位蜚声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明清史专家，同时也是一位众口皆碑的教育家。他在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十分认真负责，无论对于中国通史中的明清部分（基础课），还是明清史研究（专题课），他都讲过许多遍了，许多史料、理论，倒背如流，可是他每次上课，都要重新备课，重新写讲稿，讲稿都用正楷抄写，字字工整。在讲课时，更是字斟句酌，不肯稍有疏忽。课下还认真为学生（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答疑解难，鼓励后进生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他还热诚地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可是说，许先生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一直都在认真地实践着自己的甘为人梯、自觉地做脚踏板的誓言，堪为高等学校教师的楷模。
《从“太平玉玺”的真伪看“八位万岁”的有无》，《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2期。《中国农民起义领袖是皇权主义者—从洪秀全谈起》，《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4期。《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质疑》，《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2期。《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3期。《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再质疑》，《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天京事件中韦昌辉杀人问题新探》，《中国近代史研究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洋务运动浅析》，《电大语文》，1983年3期。《论洋务派创办中国近代海军的动机》，《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6期。《中国近代第一座造船厂的创办》，《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3期。《中国近代第一批军舰的独立制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中国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5《基本功的重要性》，《电大法学》，1986年12期。《要战胜自己》，《电大法学》，1981年1期。《要学会多向思考》，《电大法学》，1986年5期。《培养创造性思维》，《电大法学》，1986年8期。《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中国出版年鉴》，1987年。《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6期。《新意迭出的〈康有为大传〉》，《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评〈康有为大传〉》，《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黄兴究属何派》，《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4期。《中国近代第一次购买军舰的尝试》，《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本别开生面的人物传记》，《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3期。《政治旋涡中的两个历史人物》，《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5期。《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6期。《慈禧当政为灭满洲之说没有根据》，《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2期。《慈禧巧夺奕欣的议政王职考》，《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2期。《〈热河密札〉中的“宫灯”一词新解》，《近代史研究》，1991年4期。《慈禧为何连斩两大臣》，《史学集刊》，1992年3期。《慈禧当政不是为了覆灭满洲》，《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1991年。《一个伪造的历史事件》， 广州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热河密札〉与“辛酉政变”》，《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论慈禧新政》，《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论光绪之死》，《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巴夏礼被捕考》，《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忆家父古丁》，《中国书讯》，1996年，总第1期。《说说我的父亲古丁》，《中国图书商报》，总519期。《<中国十大皇帝本传丛书>总序》，《十大皇帝本传丛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民初北洋十大将帅丛书>总序》，《民初北洋十大将帅丛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总序》，《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忆恩师时岳先生》，《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令人心灵震撼的<女人有泪>（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部令人心灵震撼的力作〈女人有泪〉》，《辽宁日报》，2003年10月9日。《读散文集<女人有泪>》，《文艺报》 ，2003年11月4日。《读于金兰散文新著<女人有泪>》，《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10期。《徐彻：铜墨盒里玩出大讲究》，《沈阳日报》，2004年10月8日。《实验中学给予我们的》，《教育信息》，2004年3期。《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看史与论的关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明清史探索>：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收获》，《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1期。《评张玉兴著<明清史探索>》，《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2期。《我有这样一方铜墨盒》，《沈阳铁道报》，2005年3月27日。《品味铜墨盒 承载天地阔》，《沈阳铁道报》，2005年4月24日。《拜谒日本岚山周恩来诗碑》，《沈阳铁道报》，2005年4月24日。《莱茵河的风采》，《沈阳铁道报》，2005年5月8日。《辩论应该有点绅士风度》，《沈阳铁道报》，2005年6月5日。《一部独辟蹊径的收藏学专著》，《沈阳铁道报》，2005年6月8日。《乘坐日本高速列车》，《沈阳铁道报》，2005年6月19日。《警惕落后历史观的沉渣泛起》，《沈阳铁道报》，2005年8月14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溯要>序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日本人不请我们吃饭》，《沈阳铁道报》2005年9月25日《评<清代学人录>——推荐李春光教授的新著<清代学人录>》， 《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日本的人力车夫》，《沈阳铁道报》，2006年1月15日。《论慈禧在避暑山庄的垂帘之争》，《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慈禧光绪母子决裂之谜》，《华商晨报》，2006年9月4日。
封建社会从始至终
从秦朝到大清仅仅用600字完成，怕是小瞧了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和波澜壮阔。
妇好-妹喜;妲己-娥黄|褒姒-太姒西施-姜嫄|王昭君-吕雉、栗姬|貂婵，蔡文姬-吴国太，洛甄，甘夫人、糜夫人|飞燕、合德——长孙皇后——孙二娘—郑氏苏夫人
这个补充，很猛！！！
从秦朝到大清仅仅用600字完成，怕是小瞧了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和波澜壮阔。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封建社会从始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