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道德的人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美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不会！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宋代诗人苏辙说过这样一句话：“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古人对道德修养是相当讲究的。不管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无不都是以高尚的道德做为他们的理想境界的吗？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经过历史的演变，时代的变迁，我们炎黄子孙更加重视道德的修养，更加提升人们对道德的认识与态度。2008年，一个激动而又悲伤的一年，奥运会于这一年在北京隆重地举行了！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又是这一年，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降临在了不幸的汶川，里氏8级大地震震垮了这个欢声笑语的城市，将人间变成了阿鼻地狱！但同样是这一年，中华儿女展露出了令全世界震惊的团结精神与崇高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危难时刻伸援手 ”、“地震无情人有情”、“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等等口号响彻云霄。捐钱、捐物、献血、甚至是最最常见的祝福，都是每一个中国人该做的！这不正是展现了中华儿女传承五千年的道德积淀吗？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 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二十四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因为他的这种崇尚道德的精神，使得西汉社会治安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发展。道德有时也能使人有如此高的成就!但是，就算我们如何的努力，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道德的认知是浅薄的。有人为了一时痛快，随地吐一口痰，你是否想过，别人看到这恶物时的表情？有人为了省几步路，将令人反胃的垃圾倒在马路旁，你是否想过，这堆垃圾影响了左邻右舍？当你半夜三更还在家播放音乐时，你是否想过，那“美妙”的音乐是否会导致他人无法正常休息……？在这些现象面前，“道德”二字似乎是那样的黯淡。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在道德之路上走得并不远，做得还不够。身为古老的东方民族的后裔，我们更应该展现出道德的魅力。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想要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给劳累一天的父母泡上一杯茶水，在公交车上主动为老年人让个座，在走廊上主动弯腰捡起一片废纸片，能够在公共场合遵守公共秩序等等，我们的道德修养在一个个轻而易举的行动中得到升华。长此以往，道德就会成为一个习惯，道德便会在不经意间流露。那时，我们方为道德高尚之人。社会因为有道德而变得和谐，世界因为有道德而变得美好。让我们踏着古人的足迹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此文乃本人所写，仅供参考，不得抄袭！！）
中华武术，人人皆知。孝敬父母，天经地义。感恩老师，感恩父母，感恩集体，感恩社会， 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诚实守信，礼貌待人。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美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不会！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美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不会！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感动中国人物就是很好的素材。还有学校的书店里有很多时新的素材杂志，可以多去借鉴。
在社会转型之际，人们正经历着一个价值震荡和众多人行为失范的阵痛。在探寻结束阵痛、重建社会规范的途径时，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传统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这个近两年颇引人注目的论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本文就这个题目谈两点意见。一、以充分的理性精神审视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和性质。如何对待它，当抱有充分的理性精神，否则难免走入歧途。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又偏偏表现得那么缺乏理性精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极为有害的非理性思潮支配。且不说在民间，花样百出的伪文化、假古迹泛滥成灾，一些年深日久的历史陈迹铸就的不良心理和卑劣积习恣意表现。单说学术界，在这原本最应具备理性精神的领域，也出现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现象。学术界的非理性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实用立场，对以传统文化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抱着不切实际的期盼。结果是既把过重的任务加诸于传统文化之上，又造致了一种急功近利、牵强附会、轻率而不严肃的学风。这在伦理学界尤为突出。例如，绞尽脑汁去发掘所谓“儒家经济伦理思想”，试图从古老传统中为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寻根正名，似乎非得攀上儒家思想，搞市场经济才理直气壮，却不管这种攀连是多么的不着边际。又如，不加分析地褒扬专制皇权下的吏治和官德，以此为解决干部腐败献灵丹妙药，却既有意或无意地隐匿了封建吏治的本质和那个时代的官风中十分腐朽的一面，又回避了现今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与这种根据需要来玩捏历史的实用态度形影相随的，是对传统文化过于浪漫的态度。尽管实用与浪漫看似对立，在非理性地对待传统上，却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互为凭借和补充。有的学者有感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面临的问题转而诉诸传统时，往往求助于“孝”的理想和规范。但在谈及“孝”时却缺乏应有的慎重和求实精神，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在“孝”的观念支配下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其乐融融的历史田园诗景象。然而“孝”固然含有尊敬、瞻养老人、注重人的天然联系并维系和强化这种情感联系的一面，又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显然悖谬的内容，更有其作为宗法家族伦常关系和专制等级关系之核心规范而表达绝对父权、以身份论是非的荒诞性，以及将这绝对父权移植到君臣关系上“以孝事君”的专断性。这极为荒诞和专断的一面在历史上兑现为生活现实时，具有非常残酷的性质，而且常常充满了血腥。抛开这些原本就附着于“孝”之上的历史内容，以一种远距离审美的浪漫态度大而划之地侈谈中国“孝”的传统，不仅无助于当代道德建设，而且由于把历史真相湮没在浪漫主义幻想之中，在事实上对人们起到一种欺和误导作用。作上述批评并非要否定传统。我国两千多年伦理文化的传承，这一事实提醒人们：新伦理文化的建构不是与传统不相干的工作。我们决不可以设想能抛弃传统伦理文化，在一片空地上去随心所欲地建造新伦理文化大厦。历史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割断，倘若割断、回避历史，再好的设想也会由于缺乏根基而无法兑现。何况，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传统无时不在对当代人发生着作用，构成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客观背景。更重要的，无论是我们追求的伦理精神的现代性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性，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所指出的：“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问题在于，这种健康的继续和延伸不能通过基于对传统的实用主义加浪漫主义态度来实现，而只能诉诸理性精神，在认真反思、清理、分析传统的基础上改造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使之实现适应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换。以理性精神对待传统不仅意味着治学的诚实和严谨，还意味着把对传统文化的考察置于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近代以来，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不同文化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了解，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无论不同文化之间有多大差异，比起那些使所有人都成为同类的一致性来说，差异是表层的。任何差异都不能掩盖人在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些一致性或共通性构成了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这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健康继续和延伸必须以认同和尊重人类基本价值和相应公理为前提，因而要求把对传统的考察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之下，而不是脱离这个背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而孤立地进行。这种立足于本民族而又同时注目于全球的眼界和胸襟，不仅使我们在传统问题上免于裹挟着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自大和自悲之间游移，而且使我们得以真正发掘出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得以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找到结合点，将其改造成为国际文化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素材1，路边摔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素材2，散落的钞票——哄抢一空还是如数归还？素材3，仇富心理与炫富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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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之际，人们正经历着一个价值震荡和众多人行为失范的阵痛。在探寻结束阵痛、重建社会规范的途径时，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传统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这个近两年颇引人注目的论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本文就这个题目谈两点意见。包括传统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和性质。如何对待它，当抱有充分的理性精神，否则难免走入歧途。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又偏偏表现得那么缺乏理性精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极为有害的非理性思潮支配。且不说在民间，花样百出的伪文化、假古迹泛滥成灾，一些年深日久的历史陈迹铸就的不良心理和卑劣积习恣意表现。单说学术界，在这原本最应具备理性精神的领域，也出现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现象。学术界的非理性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实用立场，对以传统文化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抱着不切实际的期盼。结果是既把过重的任务加诸于传统文化之上，又造致了一种急功近利、牵强附会、轻率而不严肃的学风。这在伦理学界尤为突出。例如，绞尽脑汁去发掘所谓“儒家经济伦理思想”，试图从古老传统中为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寻根正名，似乎非得攀上儒家思想，搞市场经济才理直气壮，却不管这种攀连是多么的不着边际。又如，不加分析地褒扬专制皇权下的吏治和官德，以此为解决干部腐败献灵丹妙药，却既有意或无意地隐匿了封建吏治的本质和那个时代的官风中十分腐朽的一面，又回避了现今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与这种根据需要来玩捏历史的实用态度形影相随的，是对传统文化过于浪漫的态度。尽管实用与浪漫看似对立，在非理性地对待传统上，却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互为凭借和补充。有的学者有感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面临的问题转而诉诸传统时，往往求助于“孝”的理想和规范。但在谈及“孝”时却缺乏应有的慎重和求实精神，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在“孝”的观念支配下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其乐融融的历史田园诗景象。然而“孝”固然含有尊敬、瞻养老人、注重人的天然联系并维系和强化这种情感联系的一面，又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显然悖谬的内容，更有其作为宗法家族伦常关系和专制等级关系之核心规范而表达绝对父权、以身份论是非的荒诞性，以及将这绝对父权移植到君臣关系上“以孝事君”的专断性。这极为荒诞和专断的一面在历史上兑现为生活现实时，具有非常残酷的性质，而且常常充满了血腥。抛开这些原本就附着于“孝”之上的历史内容，以一种远距离审美的浪漫态度大而划之地侈谈中国“孝”的传统，不仅无助于当代道德建设，而且由于把历史真相湮没在浪漫主义幻想之中，在事实上对人们起到一种欺和误导作用。作上述批评并非要否定传统。我国两千多年伦理文化的传承，这一事实提醒人们：新伦理文化的建构不是与传统不相干的工作。我们决不可以设想能抛弃传统伦理文化，在一片空地上去随心所欲地建造新伦理文化大厦。历史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割断，倘若割断、回避历史，再好的设想也会由于缺乏根基而无法兑现。何况，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传统无时不在对当代人发生着作用，构成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客观背景。更重要的，无论是我们追求的伦理精神的现代性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性，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所指出的：“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问题在于，这种健康的继续和延伸不能通过基于对传统的实用主义加浪漫主义态度来实现，而只能诉诸理性精神，在认真反思、清理、分析传统的基础上改造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使之实现适应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换。以理性精神对待传统不仅意味着治学的诚实和严谨，还意味着把对传统文化的考察置于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近代以来，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不同文化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了解，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无论不同文化之间有多大差异，比起那些使所有人都成为同类的一致性来说，差异是表层的。任何差异都不能掩盖人在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些一致性或共通性构成了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这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健康继续和延伸必须以认同和尊重人类基本价值和相应公理为前提，因而要求把对传统的考察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之下，而不是脱离这个背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而孤立地进行。这种立足于本民族而又同时注目于全球的眼界和胸襟，不仅使我们在传统问题上免于裹挟着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自大和自悲之间游移，而且使我们得以真正发掘出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得以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找到结合点，将其改造成为国际文化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我非常之荣幸的参加了宁海县的首届公民道德公益大讲堂，本次大讲堂的主题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人”，大讲堂的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再现中华盛世”。 谈起“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使人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一句话叫“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这是教科书中常见的用来描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句话，可是，要是问到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又有几个人能回答上来呢？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反思，身为一名中国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却不知道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我想这是让我自愧的事情，更是让我痛心的事情。 虽是短短四天的学习时间，却是让我受益匪浅，感悟颇深，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向大家阐述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因为连我也正处在认识和学习中华文传统化的道路上，我知道，要想要真正的领悟几千年前的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智慧和真理，是要我的用一生时光来学习和践行的！我能做的就是做好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 就谈谈我这四天来学习的感受吧！ 大讲堂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午餐和学习资料，还有免费的纪念品！这样的公益活动已经很少见了。据我所知，参加大讲堂的义工是五百多人，想必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义工”，就是除了要干最脏最累的活以外，他们的付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我所要讲的不仅仅是义工的概念，而是他们身上令人尊敬的品德，见人鞠躬一定达到九十度，无论对方年龄大小都称呼为“老师”，每一次台下观众鼓掌，站在一旁的义工们必是鞠躬表示感谢，四天来，我看见的加上我没看见的，我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义工鞠了多少次躬，真的是数也数不清。在这些义工当中，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一二岁的儿童，在我看来，
文化与到的相辅相成
道德可以弥补文化的缺陷，但文化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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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思想道德修养重在实践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是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一靠教育，二靠实践。积极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在道德实践中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将使人民群众在自觉参与中陶冶情操，为道德建设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道德实践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道德实践是道德形成、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内在要求。人们道德理想的树立和道德信念的巩固，离不开丰富多采的道德实践。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把道德实践渗透到道德建设的全过程。 其一，道德实践是吸引群众参与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作为道德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既是道德建设的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受益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说，道德建设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它集中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利益。道德建设搞得好，人们思想道德水平高尚，社会风气优良，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便能得到切实保障；反之，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其二，道德实践是提升公民道德境界的重要保证。道德实践属于养成教育，是知行统一的过程。公民道德境界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其中，道德行为是衡量人们道德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准。在从道德认识到道德行为的演变过程中，道德实践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在道德实践中亲身体验和感悟道德的力量，才能逐步提高对道德的认知程度，进而支配各自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前提，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依赖道德实践的检验，通过生动具体的道德实践，道德认识才能逐步升华为相对稳定的道德行为，达到知行统一的目的。有效克服当前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知与行相脱节的现象，根本途径也在于引导人们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强化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 其三，道德实践是落实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措施。《纲要》首次鲜明地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结晶。把这些基本道德规范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同样离不开道德实践的支撑。一方面，落实20字基本道德规范，需要教育与实践两者协调一致、共同推进；另一方面，将20字基本道德规范融入道德实践，能够与广大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产生强烈共鸣，增强道德实践的吸引力、感召力。 道德实践是落实《纲要》的关键环节，是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中，必须始终注意正确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要把道德教育贯穿于道德实践的全过程。注重发挥道德实践的教育功能，围绕道德教育主题组织实践活动，使人们明确实践的意义和要求，增强参与道德实践的主动性、自觉性。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中引入道德实践。只有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围绕公民道德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开展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育才有时代感和感染力，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道德实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继承传统，勇于创新。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道德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载体，充实新内容，有针对性地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内容细化、分解，把道德实践活动往深里做，往实里做，不断开辟道德实践活动的新领域，增强道德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三是道德实践与法治实践的关系。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既要靠道德实践，也要靠法治约束。道德建设属于“德治”的范畴，但又离不开“法治”的密切配合，需要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强调道德实践，就是重视道德本身的作用，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使人们从内心里自觉地服从道德评价，接受道德约束，达到平衡自身、稳定社会的目的；强调法治实践，就是要从立法的角度，强制性地对不道德行为或习惯进行评判或制裁，使违背道德的东西无立足之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律”与“他律”的作用，把内在自醒与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地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