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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几个省级期刊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发布四川精神卫生杂志《四川精神卫生》(双月刊)创刊于1988年,由绵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办。本刊旨在立足我省精神医学研究的特点和科技实力,向全国交流精神医学经验和成果,力求内容和质量达到国内外水平,以临床实用性为重点,更新我省精神卫生工作者的知识,提高精神疾病的预防水平,为我省人民保健事业服务。四川精神卫生优化编辑委员会、审查团队结构,期待临床和科研人员参加本刊审查专家、青年审查人才队伍和编辑委员会,共同推进精神医学事业的发展。目前,杂志汇集了一些全国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的着名专家,对论文进行了审查和指导。微创医学杂志《微创医学》(双月刊)创刊于1982年,由广西卫生厅主管、广西医学科学信息研究所主办、同济大学微创医学研究所和北京微创医院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专业医学学术期刊。微创理论研究、微创基础医学、微创手术、内镜技术、腔镜技术、介入技术、显微外科(骨科、口腔科、眼科等)、微创美容、针灸、物能技术(介入超声波、介入x线/CT、x刀、γ刀、射频消融术等)、微创设备和器械等相关论文,欢迎内科、外科、妇科、骨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麻醉科、神经外科、肿瘤外科、放射科、化疗科、放射治疗科、胸外科、泌尿外科、超声科、整形美容科等微创医学工作者写的论文、临床研究、经验、交流文件、微创医学报告、各类医疗本刊发表的论文是晋升职务、科研审查、成果鉴定和业绩审查的有效依据。本刊根据读者至上的精神,在短时间内审查原稿,安排发行。海南医学杂志《海南医学》杂志的前身是创刊于1973年的《海南卫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该刊是海南省卫生厅主管、海南省医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医学科技期刊,198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遵守国家有关科技期刊出版的法律法规,以面临床、面向基层、突出实用性为宗旨,和、丰富、栏目多样化为特点。传播医学信息,交流学术思想,探讨医学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介绍防治工作中的经验,注重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以临床推广为主,提升为辅,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辐射国外,为发展我国医学事业,保护人民健康服务。省级期刊,没有特别容易发表的,除非是假刊。当然,这个也是相对的,如果你自己论文本身质量比较高,所以对于你来说,哪个省级期刊也比较容易,但是你既然这么提问,那么你的论文质量应该不高,所以也就别想容易发表的事,更别提免费发表的事,因为收费发表的,都未必通过呢。你要是实在想快速发表,那么你可以找淘淘论文网这种机构帮忙发表,可以协助你修改并发表,速度就快一些,周期也短一些,当然费用也贵一些。

《中国校医》创刊于1987年,是江苏省卫生厅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医学学术期刊。本刊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国标准刊号:CN32-1199/R,国际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1-7062,邮发代号 :28-163,A4开本,96页。 本刊贯彻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主要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校医院、卫生所、医务室的校医和保健教师,以广大学生、教职员工的卫生保健和临床医学为重点,力求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及时报道学校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成果,致力于提高校医的业务技术水平,交流学校卫生工作经验,推动学校卫生保健事业发展,开展学术交流和政策研讨。本刊主要栏目有,论著、调查研究、疾病控制、临床医学、综述等。 自1997年创刊以来,本刊已连续3次荣获中华预防医学会颁发的优秀编辑质量奖。中国校医杂志社已成为中国期刊协会会员、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会员和江苏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单位。本刊现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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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老年人或者生了病的人会比较关注健康和保健,大学生的话,有这方面意识的可能比较少。我自学中医和营养,没注意到我的学校有保健协会。我知道绿色世纪和保健协会的关系很密切,你有兴趣可以去绿色世纪实习工作。

这个得看你们的要求,杂类的级别,是一类还是二类核心期刊,一般得要求是核心期刊,全国双百。

1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要性。 1.1 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要性是由保健对象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做好他们的保健工作,使他们安度晚年、老有所医是干部保健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也是对我党历史的充分尊重,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好弘扬。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对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做过重要指示“医疗保健工作既是医疗服务,又是政治服务,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和发展的大局,无论有多难,任务有多艰巨,都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些重要指示和要求,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干部保健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1.2 加强干部保健工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内在要求。 要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仅要求他们思想素质好、科学水平高、组织能力强,而且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承受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干部保健工作,搞好预防保健和医疗护理来提高干部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为党的事业做贡献。 1.3 医院各级领导要加强对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视。 干部保健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医院和科室领导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干部保健工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领导,依靠领导。我们负责管理的部门领导和从事具体工作的医护人员要积极主动向分管干部病房的院领导定期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保健对象的健康情况、保健医护人员的培养教育情况、病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按领导的指示及时解决问题,使干部保健工作顺利发展。2 加强培养教育,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医疗保健队伍。 “干部病房没有专业,干部病房的医护人员没有技术,干部病房的医疗水平不高”这是多年来人们对于从事干部保健工作的医护人员的评价。这一偏见使得干部病房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在当前这样的竞争年代更加不安心在干部病房工作,严重影响了干部保健队伍的稳定,制约了干部保健事业的发展。 2.1 加强学科建设和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水平和护理质量。 随着医疗市场竞争的加剧,社会和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医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干部保健医生不仅需要良好的服务态度,更要具备高超的医疗技术。所以,干部病房的医护人员必须有好学奋进的精神,要树立“要被别人看得起,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的意识,不断钻研业务,学习新技术新疗法,提高诊疗水平,加强学科建设,确立自己的专业特色和特长,逐步建立干部病房的优势,以更好地为干部保健对象和老年患者服务。 2.2 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在干部保健工作中老专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有高尚的医德医风,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并深得领导同志的信任。发挥他们的作用,首先就是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医疗技术专长,为干部保健对象服务,其次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传帮带作用,向中青年医务工作者传授医疗技术,传授优良的医德医风。 2.3 完善规章制度,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 近年来,我院为了提高干部保健医疗水平,制订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干部保健工作条例》,确定了干部病房的目标、任务、工作制度和各级人员职责,并严抓落实,奖惩分明,实行缺陷管理,调动了广大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干部病房的硬件建设、医德医风、医疗水平和护理质量等各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3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医疗保健工作的主动性和服务水平。 3.1 设立并保障就医关爱绿色通道 为了给干部保健对象提供优先、优质、快捷、便利的医疗服务,我院开通了就医关爱绿色通道。干部保健对象在门诊体检、就医和住院时可以提前预约,医院安排副高以上的专家接诊,并由专职护士全程陪同检查、交费、取药,确保了他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3.2 重视体检工作、建立健全医疗档案 健康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身体所存在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在干部保健的日常工作中越来越重视健康体检。我们结合近几年疾病谱的变化,并根据每个干部不同的年龄、即往身体状况、上年度体检结果,制定体检项目和内容,在指定必查项目的基础上,再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提供一些可选项目,避免查体流于形式,力求个体化,以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为每个干部建立《健康手册》,保存好体检结果,针对查体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健康指导和诊治措施,并定期回访,使得体检和保健、医疗之间保持连续性。对于体检资料进行信息化管理和科学统计,体检结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疾病谱的新变化,要及时向省保健委员会和省保健局等上级管理部门做汇报,以便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有效的预防措施。 3.3 大力普及科普知识、做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高保健对象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干部保健工作因为服务对象的不同有着它的特殊性,在日常的医疗护理工作中,我们的医护人员要始终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心身疾病的患者和处于慢性病康复期的患者时,一定要做好健康指导和健康教育,减轻患者的痛苦,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患者的寿命。此外,从事干部保健的医护人员还要走出医院,利用义诊、咨询、健康讲座等不同的形式普及保健知识,提高广大干部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首先说明一下,期刊杂志并没有国家级与非国家级之分,只有核心与非核心之说。我查询了一下《中国校医》这本杂志是非核心,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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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药卫生导报、华厦医学、右江医学院学报、右江医学、医学文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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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养生》一本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养生健身科普杂志,它融古今中外传统养生知识与现代保健养生理念于一体,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风格高雅,内容健康,版式新颖,实用性强。一刊常在手,健康又长寿。主要读者对象是与健康有关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医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学院校、环境学院、体育院校以及心理学专业的师生、基层医务工作者和关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广大爱好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图表规范。每篇论文2000-6000字(一般不超过8000字),短篇1500字以内,直接发至电子邮箱或打印在A4纸上邮寄至杂志社,来稿请详细注明作者单位、地址、科室、邮编、办公电话、手机号码及E-mail。来稿不得涉及保密问题,署名无争议,稿件一律文责自负,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修改。 本刊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请勿一稿多投。凡投稿后10个工作日未接到稿件处理通知的作者,请及时与本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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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31年以来,积极努力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多年来累计400多篇科普文章发表在《新疆医学院学报》、《新疆日报》、《乌鲁木齐厂齐晚报》、《工作时报》、《新疆经济报》等公开发行的报刊,及新疆广播电台、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大部分文章发表在《新疆妇女》、《新疆保健事业》、《乌鲁木齐医学》等杂志上。《呼吸系统疾病问答》一本书独著,于1986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加强医德医风对医院工作的双重效应》、《高血压病的诊断与治疗》、《老年人与胰披腺疾病》等有价值的12篇论文分别在《新疆保健事业》刊物中公开发表。有的分别全国十四省市红十字会工作研讨会中大会交流;新疆医院管理学会论文研讨会中交流,被纳入论文集中,分别获奖。参加了卫生厅组织《县级医院管理》一书的编写。独著《谈谈长寿》一书由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于1997年6月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由于成绩突出,她被评过市级优秀科技工作者,被评过支持妇女“巾帼建功”工作的好领导等光荣称号,并被选入《国际名人志》、《新疆优秀维吾尔妇女名人志》、《中国当代医疗名人志》等共10多次。

中国保健杂志目前已停刊,原因年检没有通过,现在在征稿的中国保健杂志都是非法杂志如海淀的信箱,房山地址、信箱,昌平信箱,朝阳九龙花园这些地址都是非法使用中国保健的刊名、刊号及封面进行非法出版。中国保健的注册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苹果社区A座2116室和北京市南区100071-158信箱。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查询。

保健事业杂志封面

严范孙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清朝鼎覆,先生继续活跃于文化教育领域,发扬我国私人办学之传统优势,并注入时代活力,积极探索与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奖掖后进,成就者多;且擅书法,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幼梅并称津门四大书家,世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故颇值得一书。先生原名严修,范孙乃其别号。原籍浙江慈溪。先世于顺治年间移居天津。咸丰八年(1858年)为避英法联军之祸,举家寄居直隶(今河北)三河县。咸丰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于此。幼年就傅,习字读经;及长,入庠,补廪膳生。光绪四年(1878年),从陈奉周习西学,遍学数理化医等科,终身不辍。光绪八年(1882年)应乡试并中举人。翌年参加会试,连考连捷,中进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严修考中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赐出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严修字梦扶,号范孙,直隶天津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度支大臣。当然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职。范孙先生科举起家,以才华立身,少年壮志,锐气夺人。在翰林院时,曾向当时名臣张之洞请教为学之道,并信奉“学以致用”之信条。他研读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授编修后,初任会典馆评校官,不久授贵州学政,踏上黔轺五千里之征途。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的消息不绝于耳,范孙“嗒然若丧”而又无可奈何。抵黔后,目睹边省贫穷,士习闭塞,决意予以更张。甫到任,即赶往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各地士风文情。提出“敦晶励学,讲求实用”,考试时一改旧规,试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试算学。优贡、拔贡之考选,不惟笔答,还亲自主持面试,且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德行。又大胆变通书院旧法,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士子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史外,增设英文和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使之成为晚清贵州首所新型学校。为助学兴教,范孙将自藏书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学舍,并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以供阅览,此外,又以俸银千两筹开书局。范孙诲人不倦,常亲自为学生解答算题,十数月如一日,风雨无阻,使学风为之一振。范孙还大胆革处积弊,明令革除补禀费、封印等费等名目,严禁铺张糜费,随员、家人亦无所取。当范孙任满还京时,竟负债银4000两。离黔后,贵州学界立“去思碑”与“誓学碑”各一通,称其“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可见其为官之清廉与口碑之佳美。范孙以学政任上之亲身感受,认定科举积弊深重,不除则国运危矣。尤其是中日马关之约,使之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便无从谈起。经多日酝酿,范孙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据《清史稿·选举志·制科荐擢》记载: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复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复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此番特科得人虽不能与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相提并论,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张一麟等皆活跃于清末民初,亦一时之选。而当范孙于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却因倡设经济特科为顽固派所不喜,并就此失欢于其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仅留得编修虚衔。范孙大志难酬,便告假回津开设家馆,以推进“西学”。聘张伯苓为馆师,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范孙挺身而出,尽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想方设法,兴办地方教育机构。翌年9月,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资,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为借鉴“教育救国”经验,又两次去日本考察。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原设两斋塾学基础上有所拓展,更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此为天津创办正式小学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范孙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三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另设立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是年秋,范孙举荐李琴湘、陈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人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于各学堂任教。范孙还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间,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私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尤多。范孙十分注重师资力量之培养。范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馆(民间称考棚,为科举制童试之地。笔者注)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本科、简易科等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地区学子,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培养师资力量。年底,又选派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同年,开始筹设北洋女子师范,次年正式成立。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由于范孙在教育界影响日隆,口碑甚佳,清廷决定予以任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隶学校司,负责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几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同年八月,严范孙回到天津。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教师三四人。第二年春,师范班又增招4人。经两年学习。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毕业生有陶盂和、时子周、孟琴襄、严约敏等10人,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严范孙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等地。为推进全省教育,他首创劝学所,设立于直隶各州县,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订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设上,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创办了《学务报》,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又编纂《国民必渎》、《民教相安》两书,印行10万册,以为启蒙读物。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女子师范学堂1所。除了兴办学校教育,严范孙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天津的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展出日本图书、教具,任人观览,以启民智。1907年,又与人合办《醒俗画报》,为移风易俗而鼓呼。同时,还鼓吹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院”、“范孙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兴办平民教育,开设“贫民义塾”,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提倡旧剧的改革,亲自指导,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箴膏起废》,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严范孙还与天津、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讨论戏剧改革,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是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荣庆为学部尚书,熙瑛为左侍郎,严范孙为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全面负责厘定全国教育规程。范孙到任伊始,便参与起草奏折,请颁“教育宗旨”,提出“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理念,以“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以道德教育、军事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为内容。他参照自己在直隶时的经验,将劝学所推向全国,并公布了《教育会章程》,使教育会成为各省、府、厅、州、县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自宣统帝之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后,满洲亲贵乘势控制权力,满汉朝臣严重对立,范孙在学部也多被掣肘,载沣曾几次借题发挥,令其难堪。1910年初,范孙自感难有作为,便离开学部,回到天津。民国成立,诸事崇新。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推行新式教育。范孙甚受鼓舞,对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等为内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赞同。严范孙积极筹划并实施教育体制变革,南开中学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范孙与卢木斋、王少泉任校董。而创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严范孙、张伯苓很早就打算创办大学,1916年,在南开中学内成立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就是为办大学创造条件。严、张还曾考察美国的私立大学。张伯苓先行,于1917年8月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范孙也到达美国纽约。张伯苓每天上完课,晚上去严下榻处给他讲教育学。有时他也去大学听课,更多时间则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人学、康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高等学府,详细了解其办学体制、行政管理、经费来源、教育方法及图书设备情况,对美国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严范孙还从他们当中物色了南开大学的教师。1918年12月严、张回到天津,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南开大学。春节刚过,范孙便不顾年老多病,偕张伯苓到北京,拜会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同时,为筹集经费,范孙本人慷慨解囊,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又捐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1分8厘,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范孙不仅以其财力、物力给予南开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其办学思想对南开大学校风之形成影响甚巨。南开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理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均与范孙的教育主张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范孙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灵魂。1922年,范孙曾打算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梁启超自上年秋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受到天津学界的热烈欢迎。范孙亲临讲堂,移樽就教。当梁启超提出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时,立即得到范孙和南开大学的支持和响应。1922年下半年,严、张多次与梁启超磋商。但最后因经费未能落实助,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计划终致夭折。在办学过程中,范孙特别关心学校校风和学生品德的培养,经常到学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发现并奖励优秀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以品行优良才能卓越,很快便得到范孙的格外赏识。1914年9月29日,周恩来到严宅,请范孙题写《敬业》杂志封面,马上得到应允。1916年5月间,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各班纷纷推举本班作文好手一争高低,在校学生已近千人,共有260余人参赛,卷上姓名采用密封方式,由教师集体评阅。范孙亲自参加,审慎评选。结果从40份优秀作文中,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荣获集体第1名。范孙亲自书写“含咀英华”奖旗,颁发给丁2班。以资鼓励。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26日学校隆重举行毕业典礼,范孙出席,并邀请陈独秀等来宾出席。周恩来取得最优毕业成绩,并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不久,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本求学。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五四前夕回到天津。9月经严范孙、张伯苓特别批准,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范孙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的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1920年1月,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曹锐是范孙的妹夫。曹推脱不见,并将周恩来等人逮捕。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范孙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议,动用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范孙书信往还,联系密切。为资助周恩来,范孙特在自家帐目上为周开立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命人转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周恩来对此十分感激。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去拜谢严范孙。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表现出范孙的气度与境界。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国学沦丧,传统文化式微,全盘西化之喧嚣甚嚣尘上。而范孙赓续国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壮志始终未泯。1927年8月,他与华世奎,林墨青等人发起成立研究国学的团体,并声言:“窃查中国教育,近年取法欧美,日求改进,而于国学,不暇兼顾,致乏通才。修等鉴于此,爱集合同人募款,组织学会,以讲求国学,补学校所不及为宗旨,名曰崇化学会”。学会成立讲习科,分义理、训法、掌故等科目,招收学员,系统学习古代典籍,延请宿儒名师,定期讲授经义,按期命题试文,严范孙特辟私宅为讲堂,以自己藏书供学员阅读,“亲莅试所,亲书试题。”崇化学会的成立,是其“中学为体”理念在他晚年的反映。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崇化学会成立不到两年,范孙竟一病不起。1929年3月15日,范孙与世长辞,享年六十有九。巨星陨落,举世同哀。当时各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大公报》于1929年3月16日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范孙先生之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以兴学为务,慨出私产,发起南开,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至今日蔚华北一大学府。数十年前严氏提倡之诚,赴义之勇,饮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肃色起敬者!”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欧美为南开募款事宜而奔波。闻此噩耗,不禁哀叹天不假人。离开南开远赴欧美之前,范孙尚一切安好,可等到满载而归时,与这位热心支持南开发展的“校父”已是天人永隔,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能相见。情何以堪!伯苓满怀悲痛,召集南开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发表悼文,以纪念这位一生支持教育事业、支持南开的老人。悼文云:“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之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遵严先生为校父。”国内外的南开校友闻听此讯,纷纷捐款,在南开中学建成“范孙楼”,以兹纪念。70年之后,即1989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严范孙的名字重又唤起人们的怀念。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南开大学为严范孙立了纪念铜像。至今,这座铜像仍安放在南开大学东门内的花园中,供南开学子瞻仰。光阴似箭,时节如流,但岁月抹不去哲人之光辉。严范孙先生以燕赵英杰,翰林伟器;追求进步,与时偕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滋兰树蕙,桃李满园;品行高洁,日月同辉。诚为玉堂前辈中之佼佼者也。

艰辛的求学1925年12月,吴旻生于北平。吴旻的父亲吴贻荪是江苏常州人,只读过几年私塾,凭着勤奋,靠自学考上了北平的报务员训练班,毕业后成为三等报务员留在北平。吴旻的母亲丁韫如曾读过初中。吴旻小名鑫宝,学名吴铭祖(吴旻是上大学时改的名字),出世几个月后,吴旻就随父母回到了南方。从小体弱多病的吴旻偏偏赶上祖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中。然而,少不更事的吴旻并不知道用功读书,他从小沉醉于《封神榜》、《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中,一心想到名山寻师得道,张嘴就能吐出一道剑光……尽管家中随着吴旻三个弟妹的到来经济日趋拮据,从未上过学的吴贻荪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1936年底,吴旻小学毕业,由于公立学校冬季不招生,父亲把吴旻送进南京金陵中学这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一学期后,吴旻因学习不用功,几门课不及格而留级。这时,“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吴旻和父母一起辗转逃亡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吴旻的初中读了好几个学校,到四川合江才毕业。经历了颠沛流离,吴旻开始懂得学习机会的可贵,在四川永川上高中时,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抗战期间生活困难,又染上了几年不愈的疟疾,他都以坚强的毅力激励自己努力,常常半夜悄悄起来,从路灯中倒出一点油,在油灯下攻读到快天亮时才回寝室躺下休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学习成绩开始名列前茅了。1943年暑假,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的吴旻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1949年7月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新中国成立了,吴旻从汉口同济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经过1年的医院实习,留校担任了病理学助教。吴旻怀着实现自己抱负的热情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革命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报名参加医疗手术队,并荣获小功两次。1954年,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成立,吴旻被调到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杨简教授的指导下工作。1955年,他进行了Ehrlich腹水癌的细胞生物学研究,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实验肿瘤学研究。莫斯科求学1957年冬天,经过了1年的留苏预备班学习之后,吴旻来到了苏联,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和临床肿瘤研究所病因与发病学系做研究生。从踏上苏联国土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考虑怎样利用这宝贵的机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在等待他的导师给自己定研究计划。这一天,吴旻的导师,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专家阿·德·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把吴旻叫到家中,给了十个不同的题目让他自己选择。这些题目中,有些比较简单,有一些则较难。若选择较简单的题目,对一个要想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比较保险。吴旻选择了《恶性肿瘤细胞瓶中克隆的获得》课题。所谓细胞克隆,就是要从成千上万的细胞群中分离一个单一细胞进行繁衍,这在当时还只有美国科学家刚刚研究成功。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告诉吴旻,以前他的一位研究生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失败了,让他慎重考虑自己的选择。吴旻没有退缩,决心攻下这一难关。吴旻把自己的路线限定在图书馆—实验室—宿舍之间,苦苦思索获得单个细胞繁殖的技术手段。靠一根毛细玻璃管,他吸出了一个肿瘤细胞,可在怎样培养上遇到了更大的难题。在美国的个别实验室已经设计了二氧化碳培养箱以维持培养液酸碱度,可在苏联并没有这个条件。人肺不就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吗?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把呼气末尾的一点“底气”吹进了培养瓶,正好是含5%CO2的水蒸气饱和了的气体,同CO2培养箱里的气体一样。3个星期后,单克隆肿瘤细胞生长起来了,人体肿瘤细胞克隆培养成功了!而这时,他进实验室仅3个月。吴旻并没有满足,他再接再厉,又用类似的方法获得了三个移植性实体肿瘤克隆,比较了这几个克隆的耐药性差别,并开始对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体外培养过程中发生的形态学变化、细胞株在不同培养时期中所获得的克隆差异、克隆细胞长期培养发生的改变以及克隆和亚克隆之间的差异等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细胞遗传学进军。此时的苏联,李森科学说占了统治地位,经典遗传学被视为禁区,苏联科学家一般都不敢问津。吴旻冲破这一学术禁区,应用现代方法研究胎儿组织和肿瘤细胞染色体,对正常人体染色体、肿瘤克隆细胞染色体的变化做了大量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数据,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以后回国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些工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首次。短短的三年半留学期间,吴旻发表和投出了13篇论文,他的出色工作获得苏联科学界的一致赞赏。1961年6月13日,18位来自苏联最高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组成的苏联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答辩委员会,主持一位中国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还宣读了苏联著名学者Chlopin在病危中为吴旻论文写下的热情洋溢的评语。面对苏联科学界的权威们,吴旻宣读了论文,用充足的实验数据回答了专家们的提问。经过短暂的讨论,18位专家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紧接着,主席宣布,鉴于吴旻杰出的研究工作,答辩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轮投票,考虑能否破格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18 位专家又以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吴旻成为我国留学生中获得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创建细胞遗传学一切生物的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里面像钳子一样的许多小东西里,这种小东西叫染色体。研究染色体的学科就叫细胞遗传学。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先天愚型是由于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所致,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染色体病。接着,女性缺少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男性多了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等疾病相继被发现。世界医学界被震动了。1961年,刚刚回国的吴旻决心创建中国的细胞遗传学。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极度艰辛,更不用提科研条件了。没有培养箱,吴旻和他的助手找来过去日本人占领协和医院时遗留下的温箱;没有培养瓶,他们在废物堆里寻找丢弃的玻璃眼药瓶;他们还买来菜豆,自己研磨、浸泡,提取能刺激淋巴细胞分裂的植物血凝素。当第一次制备出漂亮的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时,吴旻和他的助手凌丽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奔走相告,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喜悦。吴旻和他的助手们建立了一整套外周血、人胚胎组织、肿瘤胸腹水细胞染色体制备的技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遗传病、肿瘤、放射病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1962年,他和凌丽华以及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大夫詹宝光一起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应用羊水细胞中的性染色质检测胎儿性别的研究,并查出一例先天性辜丸发育不全综合征,这是国内第一个产前诊断的病例。1963年,他和肿瘤医院申榕年应用染色体分析检出一名46 岁,XY的晚期女性性腺细胞癌患者,患者死亡了。但吴旻和他的助手通过家系调查检出患者的姐姐有同样的染色体异常和处于早期阶段的性腺细胞癌,让她及时进行了手术。患者术后十多年仍健在。这是世界上首次应用染色体检查使一位癌症患者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例子。1963年,一次意外事故使四位农民受到大剂量γ射线照射,吴旻和凌丽华等检测出世界上罕见的染色体畸变。通过动态检测,吴旻提出可以用细胞遗传学指标监测放射病患者病情和判断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除了人类染色体外,吴旻的研究组蔡有余、凌丽华等还开展了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建立了实验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和睾丸减数分裂染色体的制备方法,制订了中国地鼠、小鼠、大鼠、金仓鼠和大仓鼠的核型图,还绘制了小鼠染色体G带的标准模式图,为实验动物的细胞遗传学提供了基本技术方法和参考数据。30多年来,吴旻领导的实验室为全国培训了一大批从事细胞遗传学的科技人员,他创建的细胞遗传学方法如今已普及到全国大多数医院和研究机构,染色体检查在遗传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如先天性智力发育不全、先天性畸形的产前诊断)、习惯性流产和不育的病因分析、放射损伤、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检测、肿瘤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指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青海高原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吴旻决心为新中国的医学遗传学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涂炭。吴旻的科研工作也不例外。吴旻承受着一个科学家不能工作的痛苦。很长时间以来,吴旻一直为中国缺少人类遗传学的参考书而遗憾。1963年,他接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着手把美国斯特恩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成中文。在近3年的时间里,他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独力译完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可是,当一大捆誊清、校对好的稿子送到出版社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本书的出版也搁浅了。6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的混乱还没有结束。吴旻接受了下放青海的安排。1969年年底,吴旻和妻子彭仁玲带着6岁的女儿吴双在严寒中离开北京,来到青海高原。吴旻想,既然到边疆,就索性到最基层去为当地的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们一家没有要求留在省会或县城,而是直接下到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公社。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六月天也会突然飘雪。吴旻一家来到夏日哈公社安家落户时,正是青海的隆冬季节。彭仁玲大夫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开始,我们连炉子也生不着,全家冻得够呛。尤其吴双手脚都生了冻疮,痛得直哭。但我们还是挺下来了。”事实上,他们不仅使自己适应了青海的环境,还为当地农牧民做了许多工作。在高原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加上气候恶劣,交通极其困难,农牧民无法送病人到医院就医,卫生所就是他们生命和健康的庇护所。刚到卫生所时,除了吴旻夫妇外只有一位“门巴”。吴旻夫妇担负了卫生所大量工作。他们要负责四个大队农牧民的疾病防治工作。彭仁玲大夫,这位1955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1959年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卫生所看门诊,管当地赤脚医生,给他们发药,进行医疗技术的指导。已经年逾不惑的吴旻则又从多年从事的微观科学研究领域回到了临床。他把一本蓝色封面的《农村医生手册》几乎翻烂了,从小伤小病、吃药打针开始,农牧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他还学会了骑马,牧民一叫就骑着马去出诊,常常一去就是几天。他住藏民的帐篷,和牧民一起吃酥油茶、青稞糌巴。青海常寒风刺骨,漫天风雪,吴旻就这样在风雪中奔走。在青海的第一年夏天,他奉命贯彻中央二号文件,冒着生命危险到鼠疫疫源地拔源,差点把命送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直到公社领导派人把他接回来。彭大夫心疼地回忆说,“他回来时简直不像个人样”。在青海夏日哈的几年里,吴旻不知为多少农牧民看过病,接过生。尽管在青海的近四年对吴旻的科学研究是个耽误,但吴旻获得的一大叠地区、县和公社卫生部门的奖状说明他没有荒废这段时间,而且,这段经历也许更增强了吴旻为人民健康奋斗终生的信念。向肿瘤宣战1973年对吴旻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开始复苏的中国科学界又在着手出版科技著作了。科学出版社找出已落满灰尘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稿,打听到吴旻的下落,写信请他到北京写点补充材料准备出版。“沉舟侧畔千帆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世界的科学研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人类遗传学原理》又出了新的一版——第三版。吴旻向卫生所请了两个月的假,在科学出版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献,为译稿增写了第32章——“医学遗传学的进展”。他调回北京后,又根据新版对译稿进行了全面修订。为了让读者掌握实用的方法,又特别增写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标准化”和“人类染色体制备方法”两个附录。这本浸透了吴旻心血和汗水的巨著,从吴旻1963~1965 年译出第二版,到1976年最后交出第三版的译稿,前后经历了14年。书籍正式出版时,已经是1979年了。1973年夏天,正在北京写稿的吴旻听到一个好消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重建肿瘤研究所。1973年10月吴旻一家回到北京,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重新创业。在重新组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吴旻和潘琼婧共同建立了细胞生物室,除了恢复人类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外,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遗传学的研究,探讨肿瘤病因和癌变原理,再次向肿瘤宣战。1975年,国际上建立人体细胞体外恶性转化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仅有的几篇报道只涉及人体成纤维细胞的转化,然而,80%以上的人类肿瘤都来源于上皮细胞。吴旻指导王秀琴、黄明等首先针对我国北方最常见的食管癌进行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利用同事们在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粮食中分离到的几种可疑的化学致癌物,如二乙基亚硝胺等,成功地在体外诱发了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的恶性转化,接着,他们又用二乙基亚硝胺诱发了人胎儿肾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他们还用直接致癌物甲基硝基亚硝基胍诱发食管癌患者的癌旁成纤维细胞,使其在体外恶性转化,再将这种恶性细胞进行异体(大鼠)接种实验,长出了纤维肉瘤。吴旻的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应用体外细胞恶性转化系统验证了食管癌的可疑致癌物。经过吴旻和他的研究组十几年来的不断努力,这一方向目前已发展成为诱导食管癌细胞分化、凋亡和分离分化基因,对食管癌进行基因治疗的探索。为优生学正名优生学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于1883年提出来的,当时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赞成优生学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从消极生育到积极生育的分水岭,对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反对优生学的舆论认为,优生学的提出破坏了传统的伦理,亵渎了上帝创造人的教义,属于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20 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打着优生学的幌子,公开宣扬人种的优劣。以优化人种为借口,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以及大量的吉卜赛人和政治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把优生学当做种族灭绝的同义语,优生学的积极意义被湮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许多方面都跟随苏联,优生学也被贴上“反动的种族主义”等政治标签,成了谈虎色变的研究禁区。1978年,正当中国的科学研究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刚刚开始复苏时,中国的两位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优生学正名。其中一位是我国遗传学界的老前辈、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卢惠霖教授,另一位就是吴旻。1978年秋,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借此机会征询遗传学词条。吴旻明确表示,应当全面、客观地介绍优生学。1979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的“生物学未来讨论会”上,吴旻作了关于优生学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自然辨证法通讯》上。在一次全国人大的小组会上,卢惠霖教授提出对优生学要重新认识的建议,当即遭到某中央领导的反对。这位老教授没有屈服于压力,他邀请吴旻在1979年11月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上作“关于优生学”的大会专题报告。在湖南省委大礼堂里,吴旻向近千名来自全国的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优生学的定义、历史和意义。呼吁立足于中国实际,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积极开展优生学的调查和研究。新华社某通讯员当即报道了这一消息,北京各大报刊纷纷刊载,这在当时,不啻于一声惊雷。为了促进对优生学的认识,吴旻在《遗传》杂志上发表“关于优生学”、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优生学”等文章,还在机关、部队作了多次科普报告。吴旻提出:“在我国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应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优生学的知识,广泛开展人类和医学遗传学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工作,加强医学院校和大学生物系的医学遗传学教学。在中学教材中即应增加有关计划生育、优生学和遗传学的科学知识”(见《遗传》,1980年第3期)。这一切,引起了读者和听众极大的反响,获得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被禁锢了许多年的优生学禁区终于打开了。现在,大规模人群调查、遗传咨询、婚前检查和产前诊断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优生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得到发展,在提高我国民族素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肿瘤是遗传病吗?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根据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和国际上的研究进展,明确提出:“不应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割裂开来,就是在肿瘤的多发区,遗传因素也能决定人体对该地区所存在特殊致癌因素反应的程度和性质,而对于某些具有遗传倾向的肿瘤,也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作为它的发病条件”(见《实用肿瘤学》第109页)。吴旻认为,大多数人类肿瘤都是环境致癌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等)作用于人体细胞的遗传物质的结果。在相同的环境因素下,有人患癌症,有人却不易患癌症,这就是个体的遗传易感性不同所致。吴旻提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并非肿瘤本身,而是肿瘤的易感性。”因此,要弄清肿瘤的发病机制,必须从环境和遗传两个方面着手,而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肿瘤的遗传因素,在实施肿瘤的预防措施上也是这样,限于我们人力物力,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实行预防,即使我们这样做,大多数人也不会接受,如果能找出具有肿瘤易感性的人群并对其进行预防,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降低肿瘤发病率的效果。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吴旻研究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我国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县和山西阳城等地为研究现场开展了大量工作。吴旻指导他的研究生丁家桓、胡楠、宿远、徐宁志、吴德丰等建立了一整套研究肿瘤遗传易感性的方法,他们利用胸苷掺入率、染色体畸变率、脆性部位、检测DNA修复能力的类核沉降技术等,从人群、细胞、染色体到DNA水平逐渐深入,对肿瘤的遗传易感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结合大量遗传流行学调查的资料,吴旻研究组证实了在上述肿瘤高发区存在着明显的食管癌家族聚集性。1983年,在中美人类遗传学研讨会上,吴旻提出在食管癌高发区通过检出易感人群进行肿瘤预防的策略。肿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观念已逐渐得到大家的接受,这不仅反映了对肿瘤本质认识上的深化,也对肿瘤的防治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征服癌症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提出了治疗基因的问题。他写道:“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先天性代谢紊乱的遗传和生化基础的理解和整个生物科学的进展,已经可以设想出全新的防治原则。对于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缺乏某种酶的‘不治之症’,是否可以设法把正常基因补充到患者的基因组里去呢?这就是所谓‘遗传工程学’的任务之一。”1985年,吴旻再次撰文向国内介绍生物技术的新方向——基因治疗,并提出基因治疗的重要目标应该是肿瘤。吴旻是这样认为的:比起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来,肿瘤的患者更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也更大。恶性肿瘤现有的治疗手段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晚期甚至某些较早期的恶性肿瘤仍然束手无策。按目前对癌变分子机理的了解和进展速度,以及外源基因导入和表达调控研究的成就,利用改造的RNA病毒把外源DNA顺序引入到恶性细胞是不难做到的。关键就在于使具有分裂能力的肿瘤干细胞停止繁殖。在基因水平上做到这一点,显然将成为对患者损害最小的一种有效疗法。由于外源基因对肿瘤细胞的引入不会对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肿瘤的基因治疗受到的阻力会更小。吴旻不仅在国内的许多学术会议和主要杂志如《遗传》、《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中华医学杂志》撰文,提倡开展肿瘤的基因治疗,而且他领导的研究室从1987年开始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冯骆等人分离了人食管癌抑癌基因,获得了一个有促进食管癌细胞分化的cDNA;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叶昕、赵晓航在反义RNA的研究中取得进展,分离出一段具有较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人反义c-myc序列。这些,都为我国的肿瘤基因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个人贡献DNA是一份篇幅浩瀚的文件,以A、T、G、C(分别代表四个核酸碱基: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四个字母书写,包含了人类大约3万~4万个基因。迄今为止,人类只部分破译了其中的极少部分。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研究计划,其目的在于确定人类DNA中30亿个核甘酸的全序列,弄清人类全部基因对人体各种遗传性状(包括遗传性疾病)控制和调节的规律,对认识生命的本质和改善人类的保健事业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计划最先是由美国科学家于1986年发起的。1987年,美国将能源部这一计划正式列入预算。随后,英国、意大利、前苏联、欧共体、法国、日本、印度、突尼斯和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响应,成立专门机构,投巨资支持这项研究。于是,1988年形成了跨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HUGO),使这项计划成为国际性的巨大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的学者们对中国的参与一直寄予很大希望。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HUGO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专家会议邀请吴旻参加。199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在巴西召开第一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邀请吴旻担任组织委员会成员,并代表南方国家作大会发言,可惜因签证迟到未能成行。早在国际上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时,我国的吴旻等遗传学家就以科学家的睿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深远意义,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然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水稻基因组计划同时提出的情况下,限于国家的财力,也限于对这一研究的认识,水稻基因组最先被列入国家计划,而人类基因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资助。吴旻没有放弃努力,他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人口的22%以上,人类基因组没有中国各民族基因组的数据便不能代表全人类。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促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1991年底,美国人类遗传学者和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科学家联名在“Genomics”上紧急呼吁,要求对人类的遗传多样性立即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查和保护,否则人类基因组项目即将永远失去这个机会。科学家呼吁:保存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早已引起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能恰恰把人类本身的遗传多样性遗忘了!吴旻也反复强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寓于世界民族和各遗传隔离群中,研究这种多样性应是人类基因组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可以提供认识人类进化、种族的血缘关系、不同遗传背景同环境的相互影响、寿命、衰老和疾病的钥匙,这是人类战胜疾病、克服各种生存障碍(太空、高原、深海等)的宝贵财富。中国有56个民族和许多遗传隔离群,他们在遗传上均有其特点,如在遗传性疾病种类、发病率以及其他疾病的易感性方面有较大差异。我国各民族是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丰富资源。鉴于各民族已逐渐互相通婚,有些民族的基因已濒临消失,保留各少数民族的基因组已成为迫切问题,如果现在不做,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基因组项目不能缺少中国,我国科学家应理所当然地参加国际大协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可利用这一项目发展出来的最新信息和技术,以加强我国的生命科学和高技术产业。吴旻以保存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的迫切性作为契机,于1992年底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递交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课题建议书,并在全委会进行了答辩。经过充分讨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通过了吴旻的建议书。考虑到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任务,吴旻自己退居项目的顾问,让较年轻的强伯勤、陈竺教授担任了课题负责人,并吸收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担任了主要任务。至此,我国的人类基因组项目终于正式启动了。1994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吴旻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这一会议。我国有7位科学家作了大会专题报告,介绍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的进展,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此后,美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的科学家纷纷要求与我国的科学家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研究。作为顾问,吴旻仍关心着项目的进展,他说,只要中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就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医学遗传路从1961年在医科院实验医学所病理学系建立我国第一个细胞遗传组,1975年在肿瘤所建立细胞生物室至今,40年过去了,吴旻也已年届75岁了。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提倡独创精神。他一贯作风严谨,反对浮夸。他的经验之谈是:“认准了方向,便不随意改变,否则将一事无成。”他有一副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他的倔强是出名的,他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永不满足,他亲自参与撰写的论文已有300多篇,他的研究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等奖励,他本人早在1984年就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又两次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金牛奖。但他并不满足,仍在努力进取。从1978年以来,他为国家培养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106名,这还不算几乎遍布全国的来学习和进修的人员。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实验中的困难和问题他要过问,每个学生的论文修改、定稿、译成外文,不知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但他又是要求严格的,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没被他批评过。现在,他指导过的学生有的已在国外的重点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国内成为教授、成为重点课题的带头人。但每一个他指导过的学生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时,都会感激他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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