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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礼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或八个菜来款待。 纳西族禁忌，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 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 纳西族节日，纳西族以农历纪年。除了有与汉族大体相同的节日外，还有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正月白沙农具交流会、二月北岳庙会、三月黑龙潭物资交流会、六月火把节，七月“烧包”节、骡马会等等。
纳西族礼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或八个菜来款待。 纳西族禁忌，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 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 纳西族节日，纳西族以农历纪年。除了有与汉族大体相同的节日外，还有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正月白沙农具交流会、二月北岳庙会、三月黑龙潭物资交流会、六月火把节，七月“烧包”节、骡马会等等。
纳西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纳西族有本民族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纳西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诗文、绘画、雕塑、乐舞艺术名扬古今中外。纳西族中家族组织普遍存在，是一个聚居程度较高的民族，泸沽湖地区纳日人（摩梭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 ，民族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东 巴 文 化 约30万人口的纳西族在中国50多个民族中算不上是一个大民族，但是它的东巴文化却名扬中外，引起世人的兴趣和关注，已成为当今前往丽江旅游探秘的热点之一。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东巴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即东巴教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民俗活动。东巴教是纳西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万物有灵。它是在纳西族的本土文化--巫文化与后来传入丽江的藏族“苯”教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宗教。其祭司叫“东巴”，意译为智者，这些“智者”知识渊博，能画、能歌、能舞，具备天文、地理、农牧、医药、礼仪等知识。他们书写经文使用的文字是一种“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古老文字，称“东巴文”。他们是东巴文化的主要的继承者和传播人。换言之，东巴文化就是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东巴文化包括象形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舞蹈等。其中东巴象形文字是被誉为目前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作为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东巴文化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与重视。一个世纪以来，先后有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挪威、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瑞士、波兰等国家的学者，前来收集、调查、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最早把纳西族东巴文化公诸于世的是法国人太伦拉科佩伦，他把一本东巴象形文经书抄本收入所编的《西藏附近文字的起源》一书，于1894年在伦敦出版。1913年，法国学者巴克（BOCOT）教授，把自己收集到的纳西族东巴文及调查见闻编写成《LESMSOS》一书出版。在众多的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学者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学者李霖灿和美国的学者洛克。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先生，原来是从事绘画艺术的。当他来到纳西族居住的丽江玉龙大雪山，接触了纳西东巴文化后，便毅然放下画笔，学习和研究起东巴文化，写下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么些研究论文集》等重要著作。美国的学者洛克，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来到中国研究植物，他在纳西族地区居住了二十多年，收集了大量的东巴文化资料, 写出了许多研究东巴文化的著作，其中《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册）已成为研究东巴文化的重要著作。洛克被称为西方研究东巴文化的鼻祖。八十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一大批青年学者，出现了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的热潮，研究成果逐年递增，一个国际性的纳西东巴文化学正在形成。东巴经书是东巴文化的核心和内涵。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东巴文化的过程中,也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东巴经书，作为研究的资料。目前世界上收存有约三万册东巴经书。其中一万册左右收藏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有两万册收藏在台湾、南京、北京、昆明、丽江、中甸等地。除了在本土中国以外，国际上收藏东巴经书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等共存有七千八百三十六册。 由于东巴经是用原始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一般人不易释读，所以，东巴经一直被视之为“天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翻译东巴经典的这项工程。在东巴老先生的配合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工程，译稿已陆续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它的出版，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神秘的东巴文化，也将对纳西东巴文化学的形成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纳西族的《东巴经》五百多卷，七百多万宇，[1]全用象形文字写成。这种象形文字，纳西语叫“森究鲁究”，意为“木石之痕迹”，或译为“木字石字”，指其象木石之字。这种文字起源于图画，始终保持着图画的特征，但又约定俗成，成为一种文字符号，在丽江、中甸、维西等县纳西族地区，沿用达十多个世纪，国内外有不少研究纳西族象形文字的著作。《东巴经》比较完整地记载着反映纳西族远古时期生活的神话，其数量质量都很惊人。他不仅对后来纳西族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大大丰富了祖国各民族的神话宝库。许多神话的篇幅都比较大，如已整理发表的《创世纪》、《黑白之战》等[2]，都长达二千多行。 从这些神话里，我们看到了古代纳西族独特的各种各样的神，如天神、地神、太阳神、月亮神、星宿神、善神、恶神、男神、女神、雷神、风神、云神、山神、水神、土神、石神、 铁神、智慧神、灵巧神、善良神、丰盛神、测量神、度数神、胜利神、五谷神、畜牧神等等。当然，也还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在这个神的世界里，不仅各种神的形象迥然不同，就是神的行事也具有不同的风趣，说明神话的绚丽多采。 东巴文化简介：东巴画 古老的东巴画是最具特色的纳西族美术遗产。纳西族东在做仪式时，要绘画各种各样的佛神、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妖魔鬼怪的形象，并对他们进膜拜与祭祀，这种服务于宗教活动的各种绘画，统称为东巴画。东巴绘画艺术具有象形文字经典所具有的五个艺术品特性，即贝叶经的形式、优美的线条、美丽的色彩、动态的表现和特征的摄取。东巴画是东巴文化重要内容之一，有木牌画、纸牌画、布卷画和经文画几类。东巴画的内容主要表现古代纳西族信仰的神灵鬼怪和各种理想世界，其中也反映了古代纳西族社会的各种世俗生活。 东巴画中，以布卷画《神路图》最为有名。《神路图》一般长达十四米多，宽二十六厘米左右。分为地狱、人类世界、自然天国、天国四个部分，画面色彩鲜明、艳丽，人物造形生动、个鲜明，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响，又具有纳西族传统风格和特色，是东巴绘画艺术中的珍品。 《神路图》主要用于丧葬时超度死者亡灵仪式中，描述了死者亡灵要经过的地狱、人间、自然界、天堂等各阶段的具体场面，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 东巴文化简介：东巴舞蹈 东巴舞蹈是指东巴教的进行宗教仪式过程中，东巴祭司根据不同仪式，按照道场规则所跳的一种宗教舞蹈。 东巴舞来源于古代纳西言辞的社会生活，不少动作都是模拟各种动物的动作来进行的，形象十分生动。 东巴舞蹈是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巴教经典中有专门记述东巴舞蹈的舞谱《舞蹈教材》和《舞蹈来历》，这两部教程称为“蹉姆”，意为舞蹈的规范或舞蹈的调式。详细记录了60多人舞蹈的跳法。《东巴舞蹈》具体记述了舞蹈的起源、种类、步伐、手势、动作和功能等等,是世界上唯一的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古代舞谱。《东巴舞蹈》是研究人类原始舞蹈的起源和早期舞谱形成的极难得的经典。 在东巴教八大类的神坛祭祀道场中，除了“祭天类”的祭祀道场外，其它的七大类神坛祭祀道场里，皆要跳东巴舞蹈。 远古纳西先民祭祀时，东巴祭司为病者招魂，模拟一些驯服的动物的动作，背着彩羽、白灰篮子，在祈求的神像面前狂舞，跳得彩羽、白灰满天飞扬。在那时先民的观念里，通过这些舞蹈奉承和献媚于术神，认为术神也会像人一样能够被舞蹈激发得欣喜若狂、哈哈大笑，取悦于神，使神感激人的祭祀，达到佑人的目的。东巴舞蹈，除了向术神祈求的舞蹈以外，还有驱斥术神的舞蹈。东巴祭司在神坛对术神跳镇慑驱斥的舞蹈时，头戴“老鹰毛帽”，插着鹰翎，模拟老鹰的动作舞蹈。在纳西族《鹏术之争》的故事里，老鹰是能够制伏术神的精灵，它搭救人类出困境，是纳西先民的守护神，是先民崇拜的真象。东巴舞蹈在表现悦神和斥神的舞蹈时，也承传了民间传统的以歌唱伴舞蹈的表现形式。多数东巴舞刚健柔婉、明快舒放、变化灵活，保持着淳厚而典雅有致的特色。东巴舞浓郁的原始气息和严格的动作规范构成的风格特色，在丽江地区的舞蹈中独树一帜，在省内外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中也是十分特殊的。东巴舞蹈是纳西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及形式上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神舞；二是鸟兽虫舞；三是器物舞；四是战争舞；五是踢脚舞。东巴舞反映的是纳西族历史上随畜迁徙，以鸟兽为邻的原始生活，是纳西族精神文化的一种反映。纳西族的东巴舞蹈，有老鹰舞、大鹏舞、孔雀舞、白鹇舞、大象舞、青龙舞、白马舞、牦牛舞、白额黑犏牛舞、大脚赤虎舞、飞龙舞、马鹿舞、豪猪舞、刺猬舞、山羊舞、金色巨蛙舞、等多种模拟动物的舞蹈，还有鹰翅舞、鹰爪舞、降魔舞、灯舞、荷花枝舞、火把舞等法器舞蹈。 东巴文化简介：东巴艺术品 东巴艺术品是指东巴在宗教祭祀仪式中制作使用的木偶、面偶、泥塑和各种竹木编扎品，造型独特，生动逼真，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东巴雕塑艺术集中反映在木偶、面偶、泥偶和木雕的制作上。用树木雕刻成的木偶，是东巴在宗教仪式中制作所用神鬼泥面偶时参考的模型，已收集到三十多件。东巴们都有一双具有艺 术灵性的巧手,个个能雕会塑，所雕出的各种神木偶,有的似凝神沉思，有的像举手远眺，有的张口欲鸣,形貌古怪。东巴木偶则头戴法帽、胸挂神珠，端坐自如，轮廓粗犷，线条刚劲。在东巴教的三十多种仪式中，都要使用神、鬼及动物的面偶, 它用青稞面或大麦面捏，总计约有两百个之多。 面偶一般须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头天晚上捏制完成，一个东巴一夜能捏出上百个。每个面偶都有固定形象，神态各异。在仪式活动中，神面偶置于上方神坛上，鬼面偶放于下方鬼寨中。同一类型的鬼面偶，其形状也互有差异，如生有蛇头、鸡头、牛头、马头、羊头等等。此外还有用泥捏塑的泥偶。这些泥面偶都是东巴信手捏制，一气呵成的,有单纯明快的审美特点。东巴面偶、泥偶和木偶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不注重去刻画形象外部的逼真酷似，而是用整体写意的手法，如眼睛就似随意凹陷的两个洞，嘴巴的轮廓也只似微张的一条缝，从局部看显得十分简单，但如果从整体看，整个造型给人 一种活灵活 现的神态，从并不维妙维肖的外形中透出一种内在的生命精神。 这些神灵偶像的造型自然浑朴，神态天真憨稚、普通平和，使人到亲切，全无神灵那种道貌岸然、威严神圣、高高在上的敬畏感,有的还显现出一种滑稽的意味,其人情味、世俗生活气息十 分浓郁，造型也完全是山民村夫那种纯朴的气质格调。在东巴文化艺苑中，还出现了东巴文字和神灵鬼怪形象的木刻雕板。东巴制作木刻雕板的目的主要是想用来拓印，这为广泛传播东巴文化艺术作品创造了一个条件。 纳西族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是古代羌人的一个支系，主要生活于云南、四川和西藏的交界处（云南丽江地区为主），为母系社会。按最近统计人口为约8万人（2000年）。纳西族这个名字是一个比较新的名字，但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中国古代羌的一支，在汉朝时也被称为牦牛夷或摩沙夷。语言文字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纳西族的语言是纳西语，它有两种文字：东巴文和哥巴文，其中东巴文创造于一千多年前，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仍被使用的一种象形文字。宗教纳西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东巴教，这是一种多神的宗教，主要的经典是《东巴经》。也有部分信仰藏传佛教。姓氏纳西族以前没有姓氏，后贵族赐姓木，平民多姓和。现在纳西族约有90多个姓氏。特色饮食吹肝、粑粑、米灌肠服饰纳西族妇女一般穿着宽大布衣、戴圆帽（现在很多妇女直接戴蓝色的圆形红军帽）、披羊皮披肩，羊皮批上有两根白色背带在胸前交叉，一般有7个白色圆形装饰，俗称“披星戴月”。纳西族 东巴文化的神奇异彩(图) 刻有象形文的石墙 纳西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这个被世人称之为“象形文古国”的纳西人生活区域内，纳西人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象形文字不但创造了一种辉煌的古文明，而且丰富了纳西族乃至中国的古文化。7月28日，生活报踏访56个民族的记者在对纳西族进行采访时深深感到，纳西人始终在为拥有这一独特的文字而骄傲。有资料显示，纳西族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象形文的民族。 80%的居民使用纳西语纳西族有着自己的语言，在纳西人当中，约有80%的居民使用纳西语，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族先民，生活在汉、白、藏、彝等民族之间，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字。 相传，古时有一天，突然发大水，只有一个叫崇忍利恩的人劫后余生，与天神知劳阿普的女儿衬红裹白一见钟情。衬红裹白带领崇忍利恩上了天堂，但知劳阿普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想出了杀害崇忍利恩的主意。知劳阿普让崇忍利恩赤脚过刀梯，让他在一昼夜砍伐完99片森林，一昼夜烧光所砍伐的树木，一昼夜在被砍伐的99片森林的地上撒下种子，一昼夜把撒下的种子再如数收回等。但知劳阿普没有想到崇忍利恩是9位开天男神、7位辟地女神的族系，他是连翻99座山不知道疲倦、连涉77条深谷不需要歇息的族系后代，任何人打不死也不会被征服。当知劳阿普所有的伎俩都用完后，只好将女儿嫁给崇忍利恩。于是，崇忍利恩夫妻二人来到地上过着耕牧的生活。不久，他们就有了恩恒三兄弟。这三兄弟长大后，却不会说话。后来，经过祭拜天父天母后，三兄弟才会说话，但他们的话语却各不相同，大哥说的是藏语，后来发展成如今的藏族；老二说的是纳西语，并逐渐发展成纳西族；而老三则讲白语，而后发展成为白族。传说虽然过于浪漫，但说明纳西语与白、藏等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世界上唯一存活的图画象形文字有了语言才会形成文字，纳西族特有的文字叫人称奇。当走进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时，眼前琳琅满目的工艺品会让您目不暇接。不过在欣赏之余，记者发现，许多工艺品上面都刻画着类似于甲骨文的图案，小到风铃、首饰，大到运动鞋、T恤衫上面都能找到这种图案，甚至在丽江古城的城墙上同样能够看到类似的图案。这些图案有的像漫画中的人物，有的像古朴的房屋，有的像耕牛，有的像刀具。纳西人告诉记者，这就是纳西族的文字——象形文，也有人将其称为东巴文或东巴象形文。东巴象形文字究竟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纳西族的传统宗教是东巴教，东巴教信徒的名字叫东巴。在东巴教的发展过程中，东巴先后刻制了象形文字和音节文字，并用这些字书写了东巴教的经书。因此这些文字被称之为东巴文，这些经书被称之为东巴经。在古老的纳西人心目中，东巴能知晓天地，能测祸福，能降鬼驱邪，能求吉祥祛除灾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传教士走进了纳西族生活的区域时，发现了这个古老的民族竟然在使用象形文字，于是将纳西族的生活区域称为“象形文古国”。当这个发现被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在纳西语中，他们将这种象形文称之为“森究鲁究”，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迹”或“木与石的记录”。木与石是纳西东巴教中寓有深奥宗教含义的两种神秘的象征物，木是女性创世创物的神——沈的象征，而石则是男性创世创物的神——董的象征。古老的纳西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规矩和知识都是由这两个神创造出来的，并将他们认定是智慧和世界本原的开启者。所以，直到现在，这种东巴文字仍在木制品或石制品上最为常见。
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 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 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 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 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 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 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 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 “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 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 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 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 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 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 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纳西族礼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或八个菜来款待。 纳西族禁忌，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 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 纳西族节日，纳西族以农历纪年。除了有与汉族大体相同的节日外，还有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正月白沙农具交流会、二月北岳庙会、三月黑龙潭物资交流会、六月火把节，七月“烧包”节、骡马会等等。
呵呵，虽然是50字但是我找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给你哦，可以慢慢选择丽江纳西族是我国居住在金沙江上游地带的少数民族，除四川、西藏有少量分布外，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其周边的中甸、宁蒗、维西、永胜、德钦等县。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纳西族有278009人，其中云南省有260388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有184894人，占全国纳西族总人口的5%，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 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大致以金沙江为界分为两个方言，方言之间相互不能通话，而纳西语的标准语则以纳西语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丽江县城大研镇的语音为标准音。在纳西族悠久的 历史进程中，曾经脖东巴文、哥巴文两种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以前）就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由象形符号、标音符号和附加符号组成，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还流传在民间的活的象形文字。 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发展不太平衡。到共和国建立前，丽江县的纳西族聚居区是封建地主经济，并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甸县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着领主经济的残余；宁蒗到还基本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并保持着对偶婚和母系家庭残余。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本民特点的灿烂文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纳西东巴文化在云南各民族独树一帜，是纳西族人民的骄傲，比如东巴文对于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在《东巴经》中，一方面保留了许多古语古词，是纳西语和其他亲属语言作历史比较的极好材料，另一方面又记录了大量的纳西古代文学。 与东巴文化发展的同时，纳西族又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内容。从明代开始，以丽江土司为首的贵族领主首先接受了汉文化，他们大都能诗能文，如木公曾写下了《雪山诗选》，木增曾写下了《云迈淡墨》等诗集。 纳西族一般居信在坝区、河谷和半山区。坝区民间住房多系土木结构瓦房，格局多为“三房一照壁”，山区多是低矮的木楞房，以木板覆顶。纳西族的婚姻家庭，多数地区实行一夫一妻制，旧时婚姻由父母作主，婚前社交自由。宁蒗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则还保留着母系家庭和对偶婚的残余。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一些古老的婚俗正在逐渐改变。纳西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家族的人结亲。男女一般二十岁左右结婚，早婚现象较少。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盛行姑舅表俦婚配习俗。结婚一般要经过订亲、请酒、举办婚礼等程序。订亲，纳西语“日蚌”，意为送酒，男孩长到五六岁，父母便托媒人带一壶酒到适合的女方家为儿子说亲，双方父母同意后，待女孩长到十岁左右便择吉日订婚。之后男方家要向妇家行“小酒”、“大酒”等礼，每年端午中秋、冬至等节都要到女方家送礼。结婚仪式有不见天之俗，在天井搭大帐篷，下铺松毛，扎迎亲牌坊。女家闭门，隔门唱盘问喜歌，答唱对头方开门迎入，接亲者即撤“开门钱”。新娘边祭祖先、告别父母亲友，边哭泣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新娘进夫家大门时，必须跨过门槛下右的马鞍，以此表示成为男家的成员了。纳西族民间住房，在明清时还普遍是井干式“木楞房”，用圆木纵横相架，层面高至七八尺，即加缘行，覆之以板，石压其上。在木楞房的正房（祖房）中，有一个高出地面的灶台称为“格古鲁”，中间为火唐塘，安上大型铁制三角架，用来烧水，烤火和安锅做饭，会客、用餐和老人就寝均在这个灶台上。火塘两边铺木板，右是主位，左是客位，不能相混。 丽江坝区，尤其是大研古城内，纳西民居则普遍是土木结构的瓦屋楼房。建筑平面结构大多是“三房一照壁”，富裕人家也有“四合五天井”的布局。纳西族的“三房一照壁”正房较高，主要供老人居住，两侧厢房略低，由下辈居住，再加上正房对面一堵照壁，看上去主次分明，布局协调。天井供生活之用，多用砖石铺成，常以花草美化。如有临街的房屋，多被辟为铺面，主人自己经营，或转租他人经营。屋基采用石头砌成，墙用土坯砌起，有的四角用砖修饰，上段则用木板围封，屋架强化穿斗功能，增强了搞震能力，使房房具有“墙倒屋不塌”的特点。屋面都用筒板瓦覆盖，前后出檐，人字面坡交接处装饰“垂鱼”。 二、服饰 纳西族男子的服饰大体与汉族相同，各地妇女服饰则有差异。中甸县白地一带妇女，身穿对襟长衫，再系百褶长裙，腰束毛织彩带，脚穿云头黑靴，背披白毛山养皮，编发盘辫，保有古风，宁蒗县永宁一带摩梭妇女，头戴布料大包头，身穿大襟小褂，系长可及地百褶裙，腰系彩带，美观大方。丽江县大研一带纳西族妇女，从清初改土归流以膈衣着便有很大改变，上空大襟宽袖布袍，袖口捋至肘部，外加紫色或藏青色截肩；下着长裤，腰系用黑、白、蓝色棉布缝制的围裙，上打百褶，下镶天兰色宽边；背披“七星羊皮”，羊皮上端缝有两根白色长带，披时从肩搭过，在胸前交错又系在腰后，既可保暖，又可垫背负重。近年，一种既保持纳西古装特色，又有现代服饰特点的新型青年妇女服饰问世，其产要特点是改大襟的坎肩为对开或半边开收腰坎肩，改围腰为长裙，在礼仪活动中颇受欢迎。 羊皮披肩是丽江纳西妇女服饰的重要樗。它一般是整块纯黑色羊皮制成，剪裁为上方下圆，上部疑着6厘米宽的黑边，下面再钉上一字横排的七个彩绣的圆形布盘，圆心各垂两根白色的羊皮飘带，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以示勤劳之意。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上方下圆的羊皮是摹仿青蛙的形状剪裁，而缀在背面的圆盘纳西人称为“巴妙”，意为“青蛙的眼晴”，这是崇拜蛙的丽江土著农耕居民与崇拜羊的南迁古羌人相融合形成纳西族后的产物。 三、饮食 纳西族习惯一日三餐，主食以小麦、玉米和大米为主，加工制作成窝头、馒头、粑粑、米饭等花样，山区杂以洋芋、荞和青稞，喜喝酥油茶，常吃杂锅菜、火锅和大块肉。城镇、坝区的烹调技术较高，待客时，饭前多设海棠、瓜果、蜜饯等自制茶点，而“八大碗”、“六碗六盘”等花色品种很有特色。宴请贵客多用“三叠水”，一般用三种大小不同的碗具盛菜，形成高矮三个层次，菜谱除了通常使用的蔬菜外，特意加上一些山珍海味。 四、禁忌 除夕晚忌不洗脚，而吃团年饭的碗筷忌洗刷。正月初一晨忌陌生人进家门。 除夕晚忌留出嫁女在娘家。正月初一晨忌妇女早起床。 忌跨竖在门口的陆色白石，忌跨火塘的座锅石，忌水泼火塘中的火。 客人进屋忌讳主人吐唾沫。忌客人座火塘左边的座位。 忌戴头笠进屋，忌扛着锄头进厨房。 晚上点火回家，忌火把点进屋内。晚上回家先入火塘屋， 忌先入卧室。
纳西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净地，纳西酒歌等等，其中纳西净地最为有名风靡古城。【风俗习惯】丧葬自古通行火葬，清末后部分地区开始盛行土葬。纳西族男子的服装大体与汉族相同。丽江纳西族妇女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系百褶围腰，穿长裤，披羊皮披肩，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旁缀日、月，表示勤劳之意。宁蒗纳西族妇女着长可及地的多褶裙、短上衣、青布大包头，佩大银耳环。【习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不能跷二郎腿;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进入纳西人家时不能主动进入老人,女人的卧室和女孩的"花楼 ",不能询问"阿夏"的情况【食俗】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节日】 海坡会 在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在湖的两岸，俯卧着一个雄奇的山峰――狮子峰。狮子峰是纳西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名叫“干木”。她绝美的容貌，致使各地的男神都为之倾倒。不过她和永宁纳西人一样，没有固定的丈夫，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偶居生活。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众山神都要到永宁与干木女神聚会娱乐，接受祝福。后来，纳西人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天，都要欢聚泸沽湖圈，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坡会，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娱乐，一是为女神助威，二是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女神，祈示她保佑人们平安，五谷丰登，畜牧兴旺。男女青年也趁此良机，互结“阿注”。 三朵节三朵节是云南丽江一带纳西族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八举行。 相传，远古时代，纳西先祖三朵曾在这里降服了妖魔，从那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初八日，人们汇集到三朵庙里祭拜保护神三朵。祭品有整猪、全羊、鸡、鱼等。 节日期间，纳西族男女老少踏着游春赏花，小伙子骑上骏马，进行拨旗、拾银圆赛马活动，胜者，倍受姑娘们的青睐。晚饭后，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能歌善舞的纳西姑娘跳起欢快的“阿哩哩”。 棒棒会 纳西族的商贸节日也比较多。云南丽江县的纳西族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棒棒会”，以交流竹木农具为主要内容。据记载，这种集市活动自明朝起就有了。按照纳西族传统，正月十五是小年，小年之后开始春耕生产，棒棒会正好为准备农具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场所。这里犁耙、锄头、镰刀、竹筐、背篓、扁担等等一应俱全。纳西族农民每年要更换一些带把柄的农具的木把，所以把这种农具交易会称为“棒棒会”。棒棒会上也有出售花卉、果木树苗、盆景、家具及家庭生活日用品的。 抢婚遗风在部分纳西族地区，仍存在着一种“抢婚”遗风。这也是一种古老婚俗的遗风，反映了女子对父系制从夫居的反抗。妻方要坚持旧传统住在母家，男子就用抢婚来实现把妻子留在夫家居住的愿望。现代社会中的“抢婚”，仅是一种形式，并非真的强抢，而是男女双方的一种默契，为了以“生米已成熟饭”来搪塞对婚姻持有异义的女方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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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净地，纳西酒歌等等，其中纳西净地最为有名风靡古城。【风俗习惯】丧葬自古通行火葬，清末后部分地区开始盛行土葬。纳西族男子的服装大体与汉族相同。丽江纳西族妇女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系百褶围腰，穿长裤，披羊皮披肩，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旁缀日、月，表示勤劳之意。宁蒗纳西族妇女着长可及地的多褶裙、短上衣、青布大包头，佩大银耳环。【习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不能跷二郎腿;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进入纳西人家时不能主动进入老人,女人的卧室和女孩的"花楼 ",不能询问"阿夏"的情况【食俗】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节日】 海坡会 在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在湖的两岸，俯卧着一个雄奇的山峰――狮子峰。狮子峰是纳西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名叫“干木”。她绝美的容貌，致使各地的男神都为之倾倒。不过她和永宁纳西人一样，没有固定的丈夫，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偶居生活。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众山神都要到永宁与干木女神聚会娱乐，接受祝福。后来，纳西人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天，都要欢聚泸沽湖圈，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坡会，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娱乐，一是为女神助威，二是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女神，祈示她保佑人们平安，五谷丰登，畜牧兴旺。男女青年也趁此良机，互结“阿注”。 三朵节三朵节是云南丽江一带纳西族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八举行。 相传，远古时代，纳西先祖三朵曾在这里降服了妖魔，从那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初八日，人们汇集到三朵庙里祭拜保护神三朵。祭品有整猪、全羊、鸡、鱼等。 节日期间，纳西族男女老少踏着游春赏花，小伙子骑上骏马，进行拨旗、拾银圆赛马活动，胜者，倍受姑娘们的青睐。晚饭后，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能歌善舞的纳西姑娘跳起欢快的“阿哩哩”。 棒棒会 纳西族的商贸节日也比较多。云南丽江县的纳西族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棒棒会”，以交流竹木农具为主要内容。据记载，这种集市活动自明朝起就有了。按照纳西族传统，正月十五是小年，小年之后开始春耕生产，棒棒会正好为准备农具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场所。这里犁耙、锄头、镰刀、竹筐、背篓、扁担等等一应俱全。纳西族农民每年要更换一些带把柄的农具的木把，所以把这种农具交易会称为“棒棒会”。棒棒会上也有出售花卉、果木树苗、盆景、家具及家庭生活日用品的。 抢婚遗风在部分纳西族地区，仍存在着一种“抢婚”遗风。这也是一种古老婚俗的遗风，反映了女子对父系制从夫居的反抗。妻方要坚持旧传统住在母家，男子就用抢婚来实现把妻子留在夫家居住的愿望。现代社会中的“抢婚”，仅是一种形式，并非真的强抢，而是男女双方的一种默契，为了以“生米已成熟饭”来搪塞对婚姻持有异义的女方父母。
纳西族（Naxi minority）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云南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1] 纳西族有本民族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 。纳西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诗文、绘画、雕塑、乐舞艺术名扬古今中外。纳西族中家族组织普遍存在，是一个聚居程度较高的民族，泸沽湖地区纳日人（摩梭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1] ，纳西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中文名纳西族外文名Naxi minority别 名摩西，麽些人 口8839万人（2000年）[1] 文 字东巴文字信 仰东巴教分布地区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语 系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 语 言纳西语
纳西族族组织普遍存在于纳西族中。家族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地区，家族依照父系血统而组成。丽江纳西族的家族关系有这样的称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窝”。纳西人把父系亲族视为“骨”，母系亲族视为“肉”。“崇窝”之“窝”即来自父系亲族“窝阔”之“窝”，即父系亲族的根骨，“崇窝”即由一个男性远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 丽江纳西族曾有“梅、”、“禾”、“肆”、“尤”4个氏族，“梅”与“禾”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梅” “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束”“尤”两支后裔。新中国成立后，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早已消失。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时起封授的世袭“土官知府”，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民众，有很多庄园。民众则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要服各种劳役、兵役；庄奴则直接在木氏庄园中劳动。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来区分贵族和平民。土司府设“大把事”（分文武）、把事和通事等职，有称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头人。 1949年以前，永宁纳人（摩梭人）社会中存在着“司沛”（汉称贵族）、“责卡”（汉称百姓）、“俄”（汉称俾子，即奴婢）三个等级。 “司沛”等级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的贵族集团。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斯沛等级占有，并允许他们占有水源、草场和山林，以及数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级对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场有稳固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级内部买卖，不得卖出斯沛等级之外，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斯沛可以担任土司政权中的各种官职，享有很多特权，不论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变化，其贵族身份是世代不变的。当权的斯沛，有审理案件、调解纠纷、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特权。一般的斯沛，享有建住瓦房，穿绸缎和黄、红、蓝色衣服，不服劳役，不交钱粮杂派等优待。 “责卡”等级是由氏族公社成员演变而来的封建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向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实物贡赋。责卡有内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称内责卡，由各个管人管理的称外责卡。内责卡以服劳役为主，外责卡以交纳实物贡赋为主。内责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营地中的八至十二块土地上服役的，称黑责卡；在二至七块地上服役的，称花责卡；在一块土地上服役的，称白责卡。外责卡除交纳实物外，一般服劳役数天，内外责卡的这份劳役，土司不准用钱赎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级是由家庭奴隶、罪犯、外来民族和等级下降的责卡构成的。他们大部分属于土司、总管、堪布等当权斯沛占有，少数属于责卡等级中的头人和个别富裕的俄。俄等级的身份是世袭的。根据服役情况的不同，又分为白、花、黑三种。担任土司的基层官职的，称白俾子，一家之内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称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称黑俾子。俄是按性别世袭的；即男子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则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实际上还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时，仍可抽调他们去短期服役。个别俄经主子允许，可用钱赎免自身的劳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等级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须承袭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数单身俄外，俄等级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财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他们占有主子给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宁蒗、盐源一带纳西族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实际面积相当于二至四亩）。多的不超过三架。纳西语称“厚垮鲁布”，意为“一碗稀饭的土地”。大多数俄通过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获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牲畜、农具。俄除非绝嗣或犯重罪，主子不能侵占他们的财产。主子有权将俄转赠、陪嫁、交换和出卖，不能任意杀戮。俄等级具有半奴隶半农奴的性质。 宁蒗纳西族三个等级之间，有比较森严的界限。斯沛等级享有永远保持等级身份的特权，再穷都是斯沛。责卡和俄等级，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责卡再富也不能升为斯沛；俄即使发了财，做了官，仍不能晋升为百姓等级。 永宁纳人的土司一职是世袭制，由长子承袭。堪布和总管两职，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缘近亲担任，分别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权力。土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土知府，土司之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 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称；有共同的祭祖活动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类似家族长的人物——斯日俄米，个别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为世袭者；保留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残余等。纳日人有母系家族组织“斯日”，后来母系家族逐渐分裂演变为母系家庭。20世纪50年代前，“斯日”内部各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不多。纳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尔”，直至20世纪60年代，永宁纳日人的决大多数家户还能说出自己分别属于“西”、“牙”、“胡”、“俄”4个母系氏族。 在当代，由于社区的变迁发展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崇窝”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已变得松弛分散，一个“崇窝”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村落中，看不到一个“崇窝”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个村的情况。由于“崇窝”繁衍发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为远亲，相互间的关系纽带不是那么紧密，很少有整个“崇窝”的共同活动。 现在纳西族家族组织中联系比较密切，有共同活动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窝”分衍出来的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构成的一个家户群，各个“支”或同一支家户之亲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亲密关系程度以住同一个村或近邻村为条件，他们共尊一个近亲始祖，过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窝”中委派的护林员。“丁支”还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的支”又依远近亲疏关系分衍为若干家户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扫墓祭祖。 历史上由于纳西族存在多元的婚姻制度，因而也有不同的家庭形态，即纳西族同时并存着父系、母系、父系与母系并行3种家庭形态。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父亲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权力很大，对外以家长身份拜官、迎宾、处理诉讼、买卖田地、借放债款、出席家族及村的会议；对内负责管理全家的生产和生活，对婚姻、丧葬、修建房屋等大事都有决定权。母亲只有当父亲不在的情况下，才代行父亲的部分权力。丽江纳西族的父权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五世同堂的不多。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 母系家庭，主要存在于泸沽湖畔的纳西人中。这类家庭的特征是；家庭成员普遍过阿注婚姻生活；始祖母都是一个，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里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诸如安排生活、管理仓库、接待客人、均由她掌管。妇女又是某些祭祀活动的主持者。男子常称赞妇女：“庄稼做得好，生意做得起，人前敢讲话，屋里会当家”。母系家庭的财产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具有较多原始共产的色彩。。 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随着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男娶女嫁的正式结婚而形成的。传统习惯是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正式娶妻所生的子女，以及男子过继(收养)女阿夏所生的子女，均属男方的家庭成员，血统一律按父系计算。这些父系成员和女子未嫁所生的母系成员共住一家，便构成了两种血统成员并存的家庭。这种家庭的特征是：家庭世系是按母系与父系双系分开计算的；双系成员均有平等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由母系家庭演变为父系家庭的过渡形式。但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并存家庭会出现反复，一旦其后裔又过起男不娶妻，女不嫁夫的阿夏婚生活，它就倒退为母系家庭。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丽江一带纳西族男子服饰与当地汉族相同，寒冬加穿羊皮披肩，中甸一带的穿大襟长衫，着过膝肥腿裤，腰系羊皮兜，扎绑腿。宁蒗、永宁、盐源、木里地区的男子，上穿短衫，下着长裤，宁蒗一带的男子还喜戴手镯，老人穿麻布无领长衫，外加青布坎肩，系腰带。近几十年来穿藏服者渐多。 纳西族妇女的服饰因地区而异。丽江纳西族妇女穿长过膝、宽腰、大袖的大褂，外加坎肩，腰系百褶围腰，下着长裤，披羊皮披肩。宁蒗纳西族妇女穿短衫，下系长可及地的百褶裙，披羊皮，裹青布头巾，戴金、银、玉、石等制作的耳环和手镯，并喜欢束“羊皮带”或“围腰带”。羊皮带用棉布制成，每根长约四尺半，宽 约二寸，使用时必须是成对的。围腰带非常精致，只有在节日才系。它是一对长约三尺、宽约两寸的棉布带子，上面绣有盆栽菊花、二龙戏珠等图案。永宁纳西族妇女用牦牛尾巴上的毛编成粗大的假发辫，再在假发外边缠上一大圈蓝、黑两色丝线，并将丝线后垂至腰部。 每逢节日，纳西族妇女都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和披上她们最喜爱的服饰—七星披肩。这种披肩五彩缤纷，十分美丽。它是用整块的黑羊皮做成的，上部缝着6厘米的黑呢子边，两肩处有用丝线绣成的日月图案和依次排列的“七星”。人们称这种披肩为“披星戴月”。它象征着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披肩既有装饰的作用，又非常实用。纳西族妇女劳动时，不习惯用肩挑，多是喜欢用背驮，因此披肩又可当垫肩使用。一物两用。 主词条：纳西语、东巴文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语言处于羌语支和彝语支分界点上，与这两种语言具有双向相似性。纳西语分化为以丽江坝区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市县。此外，鹤庆、剑川、兰坪、德钦、宁蒗永宁坝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盐源县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宁蒗、盐源、木里、盐边等县。 两个方言间虽然语音、语法基本一致，词汇相同率约在70%，但互相交流有一定困难。洱源纳西族在家庭内部仍使用纳西语，由于长期和当地的白、汉族交错杂居，通常使用汉语和白语作为交际语言 。 文字纳西族由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罕见仍使用着的原始象形文字，它比图画进步，但又比已属于表意文字发展阶段的甲骨文原始，是属于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原始象形文字。 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种表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 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是指与常用的字形同音同义而写法不同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通过了《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 1981年，相关部门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组织修改。这套纳西拼音文字方案，在小学进行双语教学中使用。 主词条：东巴经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 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 东巴经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是入乐入调的演唱，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有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收入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
纳西族礼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或八个菜来款待。 纳西族禁忌，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 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 纳西族节日，纳西族以农历纪年。除了有与汉族大体相同的节日外，还有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正月白沙农具交流会、二月北岳庙会、三月黑龙潭物资交流会、六月火把节，七月“烧包”节、骡马会等等。
纳西族族组织普遍存在于纳西族中。家族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地区，家族依照父系血统而组成。丽江纳西族的家族关系有这样的称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窝”。纳西人把父系亲族视为“骨”，母系亲族视为“肉”。“崇窝”之“窝”即来自父系亲族“窝阔”之“窝”，即父系亲族的根骨，“崇窝”即由一个男性远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 丽江纳西族曾有“梅、”、“禾”、“肆”、“尤”4个氏族，“梅”与“禾”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梅” “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束”“尤”两支后裔。新中国成立后，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早已消失。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时起封授的世袭“土官知府”，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民众，有很多庄园。民众则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要服各种劳役、兵役；庄奴则直接在木氏庄园中劳动。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来区分贵族和平民。土司府设“大把事”（分文武）、把事和通事等职，有称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头人。 1949年以前，永宁纳人（摩梭人）社会中存在着“司沛”（汉称贵族）、“责卡”（汉称百姓）、“俄”（汉称俾子，即奴婢）三个等级。 “司沛”等级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的贵族集团。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斯沛等级占有，并允许他们占有水源、草场和山林，以及数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级对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场有稳固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级内部买卖，不得卖出斯沛等级之外，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斯沛可以担任土司政权中的各种官职，享有很多特权，不论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变化，其贵族身份是世代不变的。当权的斯沛，有审理案件、调解纠纷、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特权。一般的斯沛，享有建住瓦房，穿绸缎和黄、红、蓝色衣服，不服劳役，不交钱粮杂派等优待。 “责卡”等级是由氏族公社成员演变而来的封建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向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实物贡赋。责卡有内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称内责卡，由各个管人管理的称外责卡。内责卡以服劳役为主，外责卡以交纳实物贡赋为主。内责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营地中的八至十二块土地上服役的，称黑责卡；在二至七块地上服役的，称花责卡；在一块土地上服役的，称白责卡。外责卡除交纳实物外，一般服劳役数天，内外责卡的这份劳役，土司不准用钱赎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级是由家庭奴隶、罪犯、外来民族和等级下降的责卡构成的。他们大部分属于土司、总管、堪布等当权斯沛占有，少数属于责卡等级中的头人和个别富裕的俄。俄等级的身份是世袭的。根据服役情况的不同，又分为白、花、黑三种。担任土司的基层官职的，称白俾子，一家之内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称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称黑俾子。俄是按性别世袭的；即男子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则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实际上还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时，仍可抽调他们去短期服役。个别俄经主子允许，可用钱赎免自身的劳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等级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须承袭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数单身俄外，俄等级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财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他们占有主子给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宁蒗、盐源一带纳西族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实际面积相当于二至四亩）。多的不超过三架。纳西语称“厚垮鲁布”，意为“一碗稀饭的土地”。大多数俄通过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获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牲畜、农具。俄除非绝嗣或犯重罪，主子不能侵占他们的财产。主子有权将俄转赠、陪嫁、交换和出卖，不能任意杀戮。俄等级具有半奴隶半农奴的性质。 宁蒗纳西族三个等级之间，有比较森严的界限。斯沛等级享有永远保持等级身份的特权，再穷都是斯沛。责卡和俄等级，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责卡再富也不能升为斯沛；俄即使发了财，做了官，仍不能晋升为百姓等级。 永宁纳人的土司一职是世袭制，由长子承袭。堪布和总管两职，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缘近亲担任，分别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权力。土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土知府，土司之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 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称；有共同的祭祖活动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类似家族长的人物——斯日俄米，个别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为世袭者；保留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残余等。纳日人有母系家族组织“斯日”，后来母系家族逐渐分裂演变为母系家庭。20世纪50年代前，“斯日”内部各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不多。纳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尔”，直至20世纪60年代，永宁纳日人的决大多数家户还能说出自己分别属于“西”、“牙”、“胡”、“俄”4个母系氏族。 在当代，由于社区的变迁发展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崇窝”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已变得松弛分散，一个“崇窝”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村落中，看不到一个“崇窝”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个村的情况。由于“崇窝”繁衍发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为远亲，相互间的关系纽带不是那么紧密，很少有整个“崇窝”的共同活动。 现在纳西族家族组织中联系比较密切，有共同活动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窝”分衍出来的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构成的一个家户群，各个“支”或同一支家户之亲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亲密关系程度以住同一个村或近邻村为条件，他们共尊一个近亲始祖，过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窝”中委派的护林员。“丁支”还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的支”又依远近亲疏关系分衍为若干家户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扫墓祭祖。 历史上由于纳西族存在多元的婚姻制度，因而也有不同的家庭形态，即纳西族同时并存着父系、母系、父系与母系并行3种家庭形态。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父亲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权力很大，对外以家长身份拜官、迎宾、处理诉讼、买卖田地、借放债款、出席家族及村的会议；对内负责管理全家的生产和生活，对婚姻、丧葬、修建房屋等大事都有决定权。母亲只有当父亲不在的情况下，才代行父亲的部分权力。丽江纳西族的父权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五世同堂的不多。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 母系家庭，主要存在于泸沽湖畔的纳西人中。这类家庭的特征是；家庭成员普遍过阿注婚姻生活；始祖母都是一个，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里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诸如安排生活、管理仓库、接待客人、均由她掌管。妇女又是某些祭祀活动的主持者。男子常称赞妇女：“庄稼做得好，生意做得起，人前敢讲话，屋里会当家”。母系家庭的财产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具有较多原始共产的色彩。。 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随着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男娶女嫁的正式结婚而形成的。传统习惯是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正式娶妻所生的子女，以及男子过继(收养)女阿夏所生的子女，均属男方的家庭成员，血统一律按父系计算。这些父系成员和女子未嫁所生的母系成员共住一家，便构成了两种血统成员并存的家庭。这种家庭的特征是：家庭世系是按母系与父系双系分开计算的；双系成员均有平等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由母系家庭演变为父系家庭的过渡形式。但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并存家庭会出现反复，一旦其后裔又过起男不娶妻，女不嫁夫的阿夏婚生活，它就倒退为母系家庭。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丽江一带纳西族男子服饰与当地汉族相同，寒冬加穿羊皮披肩，中甸一带的穿大襟长衫，着过膝肥腿裤，腰系羊皮兜，扎绑腿。宁蒗、永宁、盐源、木里地区的男子，上穿短衫，下着长裤，宁蒗一带的男子还喜戴手镯，老人穿麻布无领长衫，外加青布坎肩，系腰带。近几十年来穿藏服者渐多。 纳西族妇女的服饰因地区而异。丽江纳西族妇女穿长过膝、宽腰、大袖的大褂，外加坎肩，腰系百褶围腰，下着长裤，披羊皮披肩。宁蒗纳西族妇女穿短衫，下系长可及地的百褶裙，披羊皮，裹青布头巾，戴金、银、玉、石等制作的耳环和手镯，并喜欢束“羊皮带”或“围腰带”。羊皮带用棉布制成，每根长约四尺半，宽 约二寸，使用时必须是成对的。围腰带非常精致，只有在节日才系。它是一对长约三尺、宽约两寸的棉布带子，上面绣有盆栽菊花、二龙戏珠等图案。永宁纳西族妇女用牦牛尾巴上的毛编成粗大的假发辫，再在假发外边缠上一大圈蓝、黑两色丝线，并将丝线后垂至腰部。 每逢节日，纳西族妇女都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和披上她们最喜爱的服饰—七星披肩。这种披肩五彩缤纷，十分美丽。它是用整块的黑羊皮做成的，上部缝着6厘米的黑呢子边，两肩处有用丝线绣成的日月图案和依次排列的“七星”。人们称这种披肩为“披星戴月”。它象征着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披肩既有装饰的作用，又非常实用。纳西族妇女劳动时，不习惯用肩挑，多是喜欢用背驮，因此披肩又可当垫肩使用。一物两用。 主词条：纳西语、东巴文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语言处于羌语支和彝语支分界点上，与这两种语言具有双向相似性。纳西语分化为以丽江坝区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市县。此外，鹤庆、剑川、兰坪、德钦、宁蒗永宁坝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盐源县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宁蒗、盐源、木里、盐边等县。 两个方言间虽然语音、语法基本一致，词汇相同率约在70%，但互相交流有一定困难。洱源纳西族在家庭内部仍使用纳西语，由于长期和当地的白、汉族交错杂居，通常使用汉语和白语作为交际语言 。 文字纳西族由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罕见仍使用着的原始象形文字，它比图画进步，但又比已属于表意文字发展阶段的甲骨文原始，是属于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原始象形文字。 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种表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 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是指与常用的字形同音同义而写法不同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通过了《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 1981年，相关部门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组织修改。这套纳西拼音文字方案，在小学进行双语教学中使用。 主词条：东巴经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 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 东巴经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是入乐入调的演唱，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有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收入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纳西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净地，纳西酒歌等等，其中纳西净地最为有名风靡古城。【风俗习惯】丧葬自古通行火葬，清末后部分地区开始盛行土葬。纳西族男子的服装大体与汉族相同。丽江纳西族妇女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系百褶围腰，穿长裤，披羊皮披肩，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旁缀日、月，表示勤劳之意。宁蒗纳西族妇女着长可及地的多褶裙、短上衣、青布大包头，佩大银耳环。【习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不能跷二郎腿;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进入纳西人家时不能主动进入老人,女人的卧室和女孩的"花楼 ",不能询问"阿夏"的情况【食俗】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节日】 海坡会 在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在湖的两岸，俯卧着一个雄奇的山峰――狮子峰。狮子峰是纳西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名叫“干木”。她绝美的容貌，致使各地的男神都为之倾倒。不过她和永宁纳西人一样，没有固定的丈夫，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偶居生活。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众山神都要到永宁与干木女神聚会娱乐，接受祝福。后来，纳西人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天，都要欢聚泸沽湖圈，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坡会，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娱乐，一是为女神助威，二是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女神，祈示她保佑人们平安，五谷丰登，畜牧兴旺。男女青年也趁此良机，互结“阿注”。 三朵节三朵节是云南丽江一带纳西族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八举行。 相传，远古时代，纳西先祖三朵曾在这里降服了妖魔，从那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初八日，人们汇集到三朵庙里祭拜保护神三朵。祭品有整猪、全羊、鸡、鱼等。 节日期间，纳西族男女老少踏着游春赏花，小伙子骑上骏马，进行拨旗、拾银圆赛马活动，胜者，倍受姑娘们的青睐。晚饭后，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能歌善舞的纳西姑娘跳起欢快的“阿哩哩”。 棒棒会 纳西族的商贸节日也比较多。云南丽江县的纳西族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棒棒会”，以交流竹木农具为主要内容。据记载，这种集市活动自明朝起就有了。按照纳西族传统，正月十五是小年，小年之后开始春耕生产，棒棒会正好为准备农具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场所。这里犁耙、锄头、镰刀、竹筐、背篓、扁担等等一应俱全。纳西族农民每年要更换一些带把柄的农具的木把，所以把这种农具交易会称为“棒棒会”。棒棒会上也有出售花卉、果木树苗、盆景、家具及家庭生活日用品的。 抢婚遗风在部分纳西族地区，仍存在着一种“抢婚”遗风。这也是一种古老婚俗的遗风，反映了女子对父系制从夫居的反抗。妻方要坚持旧传统住在母家，男子就用抢婚来实现把妻子留在夫家居住的愿望。现代社会中的“抢婚”，仅是一种形式，并非真的强抢，而是男女双方的一种默契，为了以“生米已成熟饭”来搪塞对婚姻持有异义的女方父母。
呵呵，虽然是50字但是我找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给你哦，可以慢慢选择丽江纳西族是我国居住在金沙江上游地带的少数民族，除四川、西藏有少量分布外，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其周边的中甸、宁蒗、维西、永胜、德钦等县。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纳西族有278009人，其中云南省有260388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有184894人，占全国纳西族总人口的5%，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 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大致以金沙江为界分为两个方言，方言之间相互不能通话，而纳西语的标准语则以纳西语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丽江县城大研镇的语音为标准音。在纳西族悠久的 历史进程中，曾经脖东巴文、哥巴文两种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以前）就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由象形符号、标音符号和附加符号组成，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还流传在民间的活的象形文字。 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发展不太平衡。到共和国建立前，丽江县的纳西族聚居区是封建地主经济，并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甸县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着领主经济的残余；宁蒗到还基本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并保持着对偶婚和母系家庭残余。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本民特点的灿烂文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纳西东巴文化在云南各民族独树一帜，是纳西族人民的骄傲，比如东巴文对于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在《东巴经》中，一方面保留了许多古语古词，是纳西语和其他亲属语言作历史比较的极好材料，另一方面又记录了大量的纳西古代文学。 与东巴文化发展的同时，纳西族又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内容。从明代开始，以丽江土司为首的贵族领主首先接受了汉文化，他们大都能诗能文，如木公曾写下了《雪山诗选》，木增曾写下了《云迈淡墨》等诗集。 纳西族一般居信在坝区、河谷和半山区。坝区民间住房多系土木结构瓦房，格局多为“三房一照壁”，山区多是低矮的木楞房，以木板覆顶。纳西族的婚姻家庭，多数地区实行一夫一妻制，旧时婚姻由父母作主，婚前社交自由。宁蒗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则还保留着母系家庭和对偶婚的残余。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一些古老的婚俗正在逐渐改变。纳西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家族的人结亲。男女一般二十岁左右结婚，早婚现象较少。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盛行姑舅表俦婚配习俗。结婚一般要经过订亲、请酒、举办婚礼等程序。订亲，纳西语“日蚌”，意为送酒，男孩长到五六岁，父母便托媒人带一壶酒到适合的女方家为儿子说亲，双方父母同意后，待女孩长到十岁左右便择吉日订婚。之后男方家要向妇家行“小酒”、“大酒”等礼，每年端午中秋、冬至等节都要到女方家送礼。结婚仪式有不见天之俗，在天井搭大帐篷，下铺松毛，扎迎亲牌坊。女家闭门，隔门唱盘问喜歌，答唱对头方开门迎入，接亲者即撤“开门钱”。新娘边祭祖先、告别父母亲友，边哭泣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新娘进夫家大门时，必须跨过门槛下右的马鞍，以此表示成为男家的成员了。纳西族民间住房，在明清时还普遍是井干式“木楞房”，用圆木纵横相架，层面高至七八尺，即加缘行，覆之以板，石压其上。在木楞房的正房（祖房）中，有一个高出地面的灶台称为“格古鲁”，中间为火唐塘，安上大型铁制三角架，用来烧水，烤火和安锅做饭，会客、用餐和老人就寝均在这个灶台上。火塘两边铺木板，右是主位，左是客位，不能相混。 丽江坝区，尤其是大研古城内，纳西民居则普遍是土木结构的瓦屋楼房。建筑平面结构大多是“三房一照壁”，富裕人家也有“四合五天井”的布局。纳西族的“三房一照壁”正房较高，主要供老人居住，两侧厢房略低，由下辈居住，再加上正房对面一堵照壁，看上去主次分明，布局协调。天井供生活之用，多用砖石铺成，常以花草美化。如有临街的房屋，多被辟为铺面，主人自己经营，或转租他人经营。屋基采用石头砌成，墙用土坯砌起，有的四角用砖修饰，上段则用木板围封，屋架强化穿斗功能，增强了搞震能力，使房房具有“墙倒屋不塌”的特点。屋面都用筒板瓦覆盖，前后出檐，人字面坡交接处装饰“垂鱼”。 二、服饰 纳西族男子的服饰大体与汉族相同，各地妇女服饰则有差异。中甸县白地一带妇女，身穿对襟长衫，再系百褶长裙，腰束毛织彩带，脚穿云头黑靴，背披白毛山养皮，编发盘辫，保有古风，宁蒗县永宁一带摩梭妇女，头戴布料大包头，身穿大襟小褂，系长可及地百褶裙，腰系彩带，美观大方。丽江县大研一带纳西族妇女，从清初改土归流以膈衣着便有很大改变，上空大襟宽袖布袍，袖口捋至肘部，外加紫色或藏青色截肩；下着长裤，腰系用黑、白、蓝色棉布缝制的围裙，上打百褶，下镶天兰色宽边；背披“七星羊皮”，羊皮上端缝有两根白色长带，披时从肩搭过，在胸前交错又系在腰后，既可保暖，又可垫背负重。近年，一种既保持纳西古装特色，又有现代服饰特点的新型青年妇女服饰问世，其产要特点是改大襟的坎肩为对开或半边开收腰坎肩，改围腰为长裙，在礼仪活动中颇受欢迎。 羊皮披肩是丽江纳西妇女服饰的重要樗。它一般是整块纯黑色羊皮制成，剪裁为上方下圆，上部疑着6厘米宽的黑边，下面再钉上一字横排的七个彩绣的圆形布盘，圆心各垂两根白色的羊皮飘带，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以示勤劳之意。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上方下圆的羊皮是摹仿青蛙的形状剪裁，而缀在背面的圆盘纳西人称为“巴妙”，意为“青蛙的眼晴”，这是崇拜蛙的丽江土著农耕居民与崇拜羊的南迁古羌人相融合形成纳西族后的产物。 三、饮食 纳西族习惯一日三餐，主食以小麦、玉米和大米为主，加工制作成窝头、馒头、粑粑、米饭等花样，山区杂以洋芋、荞和青稞，喜喝酥油茶，常吃杂锅菜、火锅和大块肉。城镇、坝区的烹调技术较高，待客时，饭前多设海棠、瓜果、蜜饯等自制茶点，而“八大碗”、“六碗六盘”等花色品种很有特色。宴请贵客多用“三叠水”，一般用三种大小不同的碗具盛菜，形成高矮三个层次，菜谱除了通常使用的蔬菜外，特意加上一些山珍海味。 四、禁忌 除夕晚忌不洗脚，而吃团年饭的碗筷忌洗刷。正月初一晨忌陌生人进家门。 除夕晚忌留出嫁女在娘家。正月初一晨忌妇女早起床。 忌跨竖在门口的陆色白石，忌跨火塘的座锅石，忌水泼火塘中的火。 客人进屋忌讳主人吐唾沫。忌客人座火塘左边的座位。 忌戴头笠进屋，忌扛着锄头进厨房。 晚上点火回家，忌火把点进屋内。晚上回家先入火塘屋， 忌先入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