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疯子、小丑、圣人，这一顶顶“桂冠”都能在萨尔瓦多·达利身上找到答案。天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达利，1904年5月11日诞生于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省菲格拉斯。父亲是镇上颇为体面的公证人，开明而热爱艺术；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自幼受到双亲加倍的呵护。7岁时，父亲将他送到菲格拉斯国立学校读书，优裕的家境使他在清寒的同学中鹤立鸡群，这却使他养成了狂妄、傲物、爱出风头的个性。一年后，他又转入一所私立学校，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一起。可是除了表演天生的“表现癖”之外，达利仍然同从前一样，学业并无长进。但是，达利不到8岁就开始画画了。父亲的好友拉蒙·皮彻奥特是印象派画家，达利受到印象派的熏陶，12岁时进入纽勒兹的素描学校。1921年，达利进入马德里的圣·弗南多学院美术系学习，但他认为在学院是没有什么可学的。此时的达利早已接受并超越了当时教授们还认为很新奇的印象派，而且已经见识了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并投入了尝试。达利拜读过最前卫的见解，常常口出狂言，冒犯忌讳，潜在的个性彰显无遗；他因“不可驯服”而休学一年；又因他著名的期末考试作品《面包篮》，而被忍无可忍的教授们逐出学院，至此他彻底击破了父亲希望他获得学院文凭的幻想。1926年春天，达利第一次来到巴黎。他首先拜访了毕加索，22岁的达利不无恭维地说：“我在造访卢浮宫前先来拜访您。”毕加索并没有谦虚：“你做得对。”达利拿出特意带来的作品《站在窗前的少女》，请毕加索指教，然后毕加索请达利上楼欣赏他的画作，两人都默默不语地看着彼此的画。自此次拜访，达利告别了立体主义，他要另辟蹊径，使自己与毕加索齐名。1928年，达利第二次来到巴黎，进入欧洲先锋派的活动中心，接触了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一个公开的论坛，反对知识和政治的约束，这和达利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他经常参加超现实主义领袖布鲁东主持的会议，为其刊物摇旗呐喊。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自己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第一阶段的作品《早春的一天》、《大自慰者》等，使达利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中最具说服力的梦的诠释者，他的作品使人们读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1931年，达利的想像力已越出超现实主义的原始定义。他所追求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是“偏执狂的吹毛求疵”，它透理智与偏执的想像将复杂混乱的幻想系统化。在以后的两年里，达利获取了个人绘画生涯中空前的丰收，给超现实主义运动注入了一股振兴的活力，《无穷的迷》无疑是他进行偏执狂批判的最好的例子。在他的作品中，两个最持久不能摆脱的形象，就是流体的软表和法国农民画家米勒的《晚钟》。达利迅速崛起于欧洲画坛，仅1934年就举办了六次个人画展。1934年，达利在毕加索的资助下，前往纽约举办展览，获得巨大成功，这标志着达利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并使达利明白，他的名声和未来关键就在美国，他必须定居在那里。达利当然没有忘记用他夸张的言行来自我标榜，他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我是超现实主义唯一的真正代表”。这使达利得到的是与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决裂。达利决意要以超现实主义的声威，去实现他重振西方古典传统的梦想。1939年2月，达利为纽约第五大道一家豪华百货公司设计了两个橱窗——“昼”与“夜”，在他设计完工后，旋即又打碎，并坐以待捕。这次橱窗风波被新闻界渲染得沸沸扬扬，正好为达利3月中的盛大展览起了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结果展览大获全胜，共售出作品21件。达利的商品意识是天才的，具有与生俱来的创造灵感。他设计珠宝饰物，制作香水广告，还为一些住宅设计壁画，为芭蕾舞绘制布景，设计服装，这被信守“高雅艺术”的同行画家们咒骂为“达利靠设计领带来卖淫”。与此同时，达利还画了许多肖像画，又居然腾出一只手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隐藏的面孔》，出版《萨尔瓦多·达利的私密生活》。达利成为广受注目的金字招牌，他夸张的尊容不时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他已不能容忍有人认不出他来。达利在美国滞留8年，一面拼命作画，一面极尽宣传之能事，这被他自己喻为“天才与宣传”。在八面风光的知名度下，达利的财源滚滚而来。1941年，纽约现代美术馆隆重举行了达利绘画回顾展，并在美国重要城市巡回展出，使得达利的艺术声威远播。同时，达利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电影、雕塑和他的常常令人哄笑的行为艺术之中。在整个60年代，达利又进入绘画的巅峰期，他生命中的代表作在这段时期完成。《得士安之战》、《佩皮南车站》、《捕杀金枪鱼》等鸿篇巨制，综合了达利观念与技法的精华，是他一生奋斗的结晶。1964年，西班牙政府特意把伊莎贝大十字勋章授予年届60的达利；同一年，他的著作《一个天才的日记》出版；达利戏剧美术馆这座十年后被达利喻为“世界艺术的朝圣地”也在家乡菲格拉斯落成。1978年，达利被选为法国艺术学校外籍院士，隔年达利正式加入法国艺术学院。巴黎蓬毕度中心不惜耗费巨资为达利举办隆重的回顾展。1989年1月23日，在瓦格纳的音乐声中，达利安祥地在他的出生地菲格拉斯逝世。他身后留下了种类与数量异常可观的作品，也留下了许多争论不休的话题。笑他是小丑的有之，骂他是疯子的有之，然而他自封的“圣人”、“天才”不得不使世人承认。他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舞台上扮演着尖刻的挑衅者的角色，这正是他异于平庸艺术家的大师风范。
聂鲁达在当代中国 滕威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美诗人，当属何塞·马蒂（Jose Martí）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聂鲁达因为是当代诗人，又是智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两次应邀访华，所以在50年代，他不仅是作为诗人，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为中国人所知晓。 1948年的《世界知识》第15期上，曾经刊登柏园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公开信》，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聂鲁达文章的中译。公开信可能是聂鲁达于1947年在委内瑞拉的《国民报》上发表的《致千千万万人的谈心信》。1946年3月，聂鲁达出任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的智利总统竞选全国宣传负责人。因为魏地拉许诺，他一旦当选，就宣布智共为合法政党。在智共和聂鲁达富于成效的宣传下，人民以压倒多数选举魏地拉为总统。但是，魏地拉刚刚坐稳权力的宝座，就公然与右派合谋，背叛革命，宣布智共为非法，在全国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实行严酷的新闻检查。聂鲁达当时是议员，他利用这一受宪法保护的身份和国际声望，在委内瑞拉发表了这封著名的公开信，向世界揭露魏地拉政府的罪行。智共将该信印刷了30万份，在智利的城市、乡村散发。犀利尖锐的公开信激怒了魏地拉，向智利最高法院控告聂鲁达。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会发表最后一次讲演《我控诉》，之后被剥夺共和国议员身份，2月5日遭全国通缉。从此聂鲁达开始逃亡生涯，四处藏匿，直到1949年才翻越安第斯山逃出智利。1949年4月反法西斯的文化界、知识界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聂鲁达突然奇迹般出现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一直为聂鲁达生死未卜而难过的代表争先恐后拥抱他。这粉碎了魏地拉政府散播的关于聂鲁达仍在智利警察包围中的谣言。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在巴黎会见里尼鲁达》，1949年中国的《世界知识》杂志第21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的译文。 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聂鲁达就是与左翼、进步、战斗、反法西斯等一系列政治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解的传统，直接影响到整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他的译介和接受。
这些“高薪急聘打字员”的小广告，人人都想去做。就是这样，很多人就掉进了他们设下的陷阱。把眼睛擦亮了，要是有这么好赚钱又轻松的工作，那些毕业生怎么怎么还在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奔波，怎么还在为了千把两千块钱的工资而劳累。他们就是抓住了一部分人的心理，花点小钱买通这些无良网站，做出即轻松又高薪的工作广告，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掉进陷阱。当他们还在奸笑着数着得来不费工夫的花花钞票的时候，你可能还在做着发财的美梦，把自己的血汗钱一次次打到他们手里。
《世界知识》杂志发刊后，除介绍重要国际知识外，着重分析了严重的国内国际局势，揭露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图谋，介绍世界的光明面，即各国人民力量的觉醒和聚集，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运动和我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世界知识出版社由《世界知识》杂志发展而来，《世界知识》杂志创刊后的次年即以世界知识社名义出书。世界知识社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前身。从创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世界知识》杂志是党对群众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时期，除按期出版杂志外，还通过生活书店出版了一些丛书、年鉴和地图。邹韬奋在《世界知识》杂志上连载的《萍踪忆语》出版了单行本。还有张明养的《世界知识读本》、金仲华的《国际新闻读法》、平心的《国际问题研究法》、钱亦石的《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等书，都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基础读物，很受读者欢迎。1936年首次编辑出版了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概况的《世界知识年鉴》。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路易?斐雪的《动荡中的欧洲》、路威的《战争与间谍》、赛尔特斯《战争、军火与利润》等国外读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世界知识》杂志无法继续出版，于1937年底随生活书店迁往汉口， 1938年元旦起在汉口出版了12期。不久，武汉告急，《世界知识》杂志于1938年7月转移到广州出版。1938年10月又迁至香港出刊。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香港沦陷。迁至香港的《世界知识》杂志所有资料、图版全部损失，不得不终止出版。当时曾酝酿将《世界知识》杂志迁往桂林等内地出版，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未能实现，以致《世界知识》杂志停刊四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复刊。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杂志的重点是分析抗战局势，揭露日寇的残暴，指出国内国际形势对我有利，驳斥投降主义的谬论，阐明抗战必胜，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这个时期，《世界知识》杂志还编辑出版了各种图书，如《战争途中的日本》、《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军部财阀统治下的日本》、《日本经济能否持久作战》、《战时日本全貌》、《苏联红军是怎样成长的》等。抗战期间，《世界知识》杂志的主编先是金仲华，后来有刘思慕、乔冠华、郑森禹、张铁生等。1940年，在廖承志和潘汉年同志支持下，胡愈之以《世界知识》为中心，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会，以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发展统一战线。研究会主要成员有胡愈之、陈翰笙、金仲华、邵宗汉、冯裕芳、乔冠华、郑森禹等人。“八·一三”日本武装侵略上海后，许多报刊相继停刊，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几种刊物也无法继续出版。在此情况下，《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妇女生活》、《中华公论》等几本杂志曾经合在一起，出版战时联合旬刊，但只出版了四期。后经胡愈之设计，于1937年12月起，出版了名为《集纳》的周刊，选择刊登国际时事文章，代替《世界知识》杂志，向读者介绍国际形势，《集纳》的主编胡仲持和译者大多是尚未离开上海的《世界知识》杂志的作者。但这本刊物只出了九期就被租界当局查禁。
不是。C刊一般指的是cssci核心期刊的简称，即南大核心期刊。而世界知识是属于北大核心期刊，没有入选南大核心期刊，所以不算是C刊。南大核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定的，两年一评。南大核心来源期刊,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入选难度高于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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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介绍中国对外方针政策、普及国际知识图书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前身为1934年创刊于上海由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创始人为胡愈之和金仲华、张明养、冯宾符等，至今已有50余年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杂志社址先后迁至武汉、广州、香港等地。1935年起编辑出版少量书籍，抗战时期《世界知识》时一度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停刊多年的《世界知识》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于1945年12月1日与广大读者见面，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45年10月重新成立，正式以世界知识社的名义出版图书。核心人物是：金仲华，任社长，负责为《世界知识》提供最新稿件；冯宾符任主编，负责日常编辑工作；王德鹏任经理，负责资金来源。1997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 架起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她出版的《世界知识》、《世界知识画报》、《世界博览》、《英语沙龙》四种杂志和众多图书为帮助读者认识世界、促进中国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1950年迁北京，后并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分出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主要编辑出版国际问题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的专门著作，有关世界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以及其他反映国际斗争背景的历史、政治、社会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等类图书。80年代初期，出版社建立了世界知识印刷厂。世界知识出版社现有职工200余人，其中编辑出版人员占80%，具有高级专业职称40多人。编辑人员一般都掌握外语，能翻译和加工英、法、俄、日、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外文稿件。
《世界知识》杂志发刊后，除介绍重要国际知识外，着重分析了严重的国内国际局势，揭露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图谋，介绍世界的光明面，即各国人民力量的觉醒和聚集，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运动和我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世界知识出版社由《世界知识》杂志发展而来，《世界知识》杂志创刊后的次年即以世界知识社名义出书。世界知识社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前身。从创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世界知识》杂志是党对群众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时期，除按期出版杂志外，还通过生活书店出版了一些丛书、年鉴和地图。邹韬奋在《世界知识》杂志上连载的《萍踪忆语》出版了单行本。还有张明养的《世界知识读本》、金仲华的《国际新闻读法》、平心的《国际问题研究法》、钱亦石的《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等书，都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基础读物，很受读者欢迎。1936年首次编辑出版了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概况的《世界知识年鉴》。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路易?斐雪的《动荡中的欧洲》、路威的《战争与间谍》、赛尔特斯《战争、军火与利润》等国外读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世界知识》杂志无法继续出版，于1937年底随生活书店迁往汉口， 1938年元旦起在汉口出版了12期。不久，武汉告急，《世界知识》杂志于1938年7月转移到广州出版。1938年10月又迁至香港出刊。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香港沦陷。迁至香港的《世界知识》杂志所有资料、图版全部损失，不得不终止出版。当时曾酝酿将《世界知识》杂志迁往桂林等内地出版，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未能实现，以致《世界知识》杂志停刊四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复刊。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杂志的重点是分析抗战局势，揭露日寇的残暴，指出国内国际形势对我有利，驳斥投降主义的谬论，阐明抗战必胜，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这个时期，《世界知识》杂志还编辑出版了各种图书，如《战争途中的日本》、《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军部财阀统治下的日本》、《日本经济能否持久作战》、《战时日本全貌》、《苏联红军是怎样成长的》等。抗战期间，《世界知识》杂志的主编先是金仲华，后来有刘思慕、乔冠华、郑森禹、张铁生等。1940年，在廖承志和潘汉年同志支持下，胡愈之以《世界知识》为中心，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会，以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发展统一战线。研究会主要成员有胡愈之、陈翰笙、金仲华、邵宗汉、冯裕芳、乔冠华、郑森禹等人。“八·一三”日本武装侵略上海后，许多报刊相继停刊，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几种刊物也无法继续出版。在此情况下，《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妇女生活》、《中华公论》等几本杂志曾经合在一起，出版战时联合旬刊，但只出版了四期。后经胡愈之设计，于1937年12月起，出版了名为《集纳》的周刊，选择刊登国际时事文章，代替《世界知识》杂志，向读者介绍国际形势，《集纳》的主编胡仲持和译者大多是尚未离开上海的《世界知识》杂志的作者。但这本刊物只出了九期就被租界当局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