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和流行的，它指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这种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作品。目前在民间文学界和广大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的刑物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书刊。 民间文学的特征 1、口头性 由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专业艺人或半专业艺人，被排斥在文字使用之外，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一般只能用口头语言，甚至还用地方土语方言去构思、表现(包括演出)和传播。现在新社会的人民，虽然大多数已经认识文字，并且有的还能使用它，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而且，它要取得民间文学(新民间文学)的资格，必须基本上采用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并且能够在群众口头上流传。因此，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2、集体性 专业作家的书面创作，大都是个人的产物，民间文学作品，大 相关书籍 体上可说是群众集体的创作。所谓集体的创作，在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在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方面，比起专业作家的作品来，都存在著特有的集体性问题。但这种集体性的重要表现，更在于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是集体参与的，但是更多的、也更经常的，却是在它已经成为“初坯”之后，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意见和情趣在内。这一点，与那种主要属于个人的一般专业作家的作品，是很不同的。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是无法署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一部分(可能还是相当优秀的部分)是群众中具有特殊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者的创作和加工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个性。但是，由于生活经历和文艺教养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关系，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又一特征。 3、变异性 民间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主题等在长期口头流传中，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是，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作品在流传过程和具体的讲唱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在语言方面是经常的、大量的(尤其是散文作品)，其他诸如作品的情节、结构、人物甚至主题都会发生变异。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大变动时，群众往往将传统作品加以变化来表现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也是某些新作品产生的一种原因。这种相当广泛存在的现象，在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中是很少见到的。作家作品中，虽也有前后版本文字不完全相同的情形，特别是古典作家的作品，往往有文字出入的现象(所以须有校勘)。但是，这毕竟是比较个别的情形，它除了由于本人的修订或别人的篡改外，大都是由于抄写、刻印、排字等技术失误所招致。它不象民间文学的变异现象那样经常和大量。民间文学的变异性蕴涵著所经过的历史、社会和传述者等的思想、才艺的因素，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这种特征与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密切相联，或者说，是它们所产生的自然的果实。这是民间文学的又一个特征。 4、传承性 人民在过去，由于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使用文字等工具去记录、保存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风俗习惯如此，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种群众集体所传承的文化，也许没有文献或古物那样能够经久保存，但是，它的生命力也不可低估。我们现在有些故事或谚语。已经在两千年前就被文人记录下来了，但是，直到今天，它还能够以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形式活在人民口头上。至于产生已有千年左右的这类作品现在还流传在人民中间的，就更不用说了。自然，这种靠口头世代传承下来的故事或歌谣，在形态上或内容上多少不免会有些变化。但总算是在生存著，成为我们现代活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广大劳动人民唯一的文学形式的口头传承文学，它的某些体裁可能会逐渐消失，某些体裁的内容和形式不能不起一定的变化，也还会有我们所不熟悉的新的体裁出现。这些都是可能的，乃至于必然的。但是，整个民间文学决不会消失。因为它的表现媒介是应用最普通和最生动并富于活力的口头语言。只要语言存在，用它作媒介去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口头文学，人们所熟悉的、方便的表达形式，就要继续产生、存在和传承下去。在中、苏等国的广大民众中间，除了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外，还不断有新的民间文学，即革命传说、新笑话、新民歌及新谚语等的产生和流传。再从历史的往事看，过去那些能使用文字的上层社会的文人学者，在他们的书面著述 世说新语 之外，也仍然在口头上产生和传播著那些轶事、笑话和品评人物的韵语，如《世说新语》里的某些故事和唐人笔记里关于某些名人的笑谈，都是这种例子。 以上四种特征，不是各自孤立的，正相反，是彼此互相关联的(前面已经提到一些)。这些特征，主要是从民间文学与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分歧的地方提出的。它们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认识这种文学的特征，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
1。鲜明的地域性娱乐性反映真实的爱情或者生活节奏不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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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检索与整理 研读《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本文将我国古代民间流传的叙述当桑叶价格高腾时，投机取巧的人灭蚕售桑以射其利反遭报应的传说，定名为“弃蚕鬻桑型传说”。根据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可知，这类传说唐代流传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宋代流传于巴蜀地区，南宋开始在江西地区广泛流传，明清时代则多见于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弃蚕鬻桑型传说的传承地的变化，恰好反映了我国古代蚕业中心由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农家的蚕桑经营所必须具备的桑地、劳力、房屋、资金这四个条件中，桑叶的调剂、流通最为活跃。民间的桑叶买卖习俗构成了此类传说的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解放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又促使弃蚕鬻桑型故事完成了由传说向民间故事的蜕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蚕农可以自由处理自己承包的桑地所产的桑叶。但是，由于桑叶的买卖只是在蚕农和蚕农之间进行，不形成由牙侩操纵的桑叶交易市场及由此而产生的叶价高腾的现象，因此不可能孕育出新的弃蚕鬻桑型传说。 弃蚕鬻桑型传说的形成和流传，还有一定的民俗心理为基础。古人不仅把“衣被天下”的吐丝虫看作能给人带来物质、经济利益的有益昆虫，还把它看作是有灵性的神虫。蚕一生过程中由卵而虫、由虫而蛹、由蛹而蛾的生物变态，使古人觉得不可思议，奉若神灵；尤其是蚕儿“三眠三起”的生活习性，更使古人以为它有起死回生的神力。因此，汉魏以前的古墓中常有金蚕（青铜蚕儿）、玉蚕、陶蚕之类的蚕的模制品作陪葬的现象。这种蚕虫神圣观成为弃蚕鬻桑型传说的形成和流传的民俗心理基础。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桑馒头”条中的“夫蚕者，灵虫，衣被天下。愚氓坑蚕获利，有此征报尔”一句，明确揭示了弃蚕鬻桑型传说宣扬蚕虫神圣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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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1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假期最长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以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 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族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新正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粿过门前。”这叫“讨�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领导在节前或节日期间，持礼物到军烈属、离退休干部及老劳模等府第拜年。各有关部门组织春节游园、各界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那些有迷信色彩的旧俗逐渐消失。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居家都安装电话，一般亲戚好友用电话互拜新年，减少节日交通拥挤。 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各行各业开假，放鞭炮，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机关开始上班。九十年代后，作习时间进行调整，现在是初八上班。一些服务行业，则春节仍在营业。 2 种花，是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围成一朵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情。不一样的风俗造就了不一样的节日风俗而提到节日风俗，我首先会想到逛庙会，逛庙会这北京风俗相信大家已经久仰大名了，但真正见识过的估计也不多，那就让我带领大家去观赏这一有趣的民俗。 大年初一，北京城内城外寺院都举办庙会，庙会是大型的集市。大清早，庙门外小摊便吆喝起来，一条街被挤得水泄不通，满怀的好心情，漫步走进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此年的生肖物，绒毛的、瓷的、玉的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玲珑剔透的玩意儿排放在货柜上，整齐有序，很是吸人眼球。 参观完精致的工艺品，便来到食品一条街准备饱餐一顿，这里四处飘香，十里之外也能闻着香味赶来。食品街的都是小吃，聚集了八方美味，光是看看，都已经口水三尺玩累了，就到这里来，品味各色佳肴，定是舒服！听闻北京集市的阿里巴巴羊肉串味美、肉肥，我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找了几家老手，一连要了十几串，坐在小椅上边吃边看看繁市，好不快活，羊肉串真好吃，一连的羊肉串下肚，都还不过瘾，谁叫北京的小吃色香味全呢？ 吃饱喝足，随我往前继续观赏，一路小跑，便来到儿童天地，这里有小孩玩耍的各种有奖游戏，也有新年才推出的稀有玩具，“气枪打靶”、“绵羊拉车”、“力劈华山”，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庙会游戏有的刺激，有的有趣，无不让人张大嘴巴睁大眼睛，大饱眼福， 其乐无穷，我 虽然没玩（感觉忒幼稚！）但这些活动却让无数的小孩子欢天喜地。 玩够了，告别游乐场，随我一同去听“国粹”，用心去感受文化的真谛 。不早早赶到演出戏场，那还真是难以看到台上演员的表演，剧场是十里八层被文艺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这儿的节目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有京剧、评剧、相声、小品、哑剧等，一个连一个，让台下的观众过足了瘾，熟悉的哼上两曲，不懂的，也用手在空中上下比划，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享受京剧的音韵，小品的欢快。演完一出，拍手声响遍了整个场地，久久回荡在庙会的上空。 我东蹦西跳，早已汗如雨下，却也乐在其中，虽然没有鞭炮的喜庆，但也不失节日的气氛，反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老庙会，新庙会，东西南北大聚会，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老北京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3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叫“春节”。 中国人过春节有很多传统习俗。从腊月二十三起，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家家户户要大扫除，买年货，贴窗花，挂年画，写春联，蒸年糕，做好各种食品，准备辞旧迎新。 春节的前夜叫“除夕”。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说说笑笑，直到天亮，这叫守岁。除夕零点的钟声一响，人们还要吃饺子。古时候叫零点为“子时”，除夕的子时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人们在这时吃饺子，是取“更岁交子”的意思。这也是“饺子”名称的由来。 过了除夕就是大年初一。从初一开始，人们要走亲戚、看朋友，互相拜年。拜年，是春节的重要习俗。拜年时，大家都要说一些祝愿幸福、健康的吉祥话。 春节习俗——放爆竹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高兴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旧时，从春节子夜开财门起，就有送财神的，手拿着一张纸印的财神在门外嚷着：“送财神爷的来啦！”这时屋里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财神，便拿赏钱给来人，送财神的口中，当然总免不了要说些吉利话。例如：“金银财宝滚进来”啦！“左边有对金狮子，右边有对金凤凰”啦！等等之类的口彩。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嘴上挂着假胡子，身上背着一个收钱的黄布袋，后面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地去散发财神爷像，以便讨赏钱。每到人家门口，就唱起：“左厢堆满金银库，右边财宝满屋堆。”一大堆讨吉利的话，不绝于口，直到主人欢喜地接过那张红纸财神爷像，给他们些钱，扮财神的这些人，连声道谢之后，就起劲地敲打一阵，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转到别家去了。 大家放完爆竹回到屋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天地、迎神、祭祀祖先。古时，这种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南方人还在祭祖之后，查看历书上所载今年的吉利方向，燃灯笼火把，提壶挈酒，奉香鸣爆竹，开门出行，迎接喜神，称“出天方”或“出行”，浙江叫“出寻”，上海叫“兜喜神方”。此俗为趋吉、祈求神灵保佑一年百事顺遂。除夕守岁是整夜不睡、通宵达旦的。是夜，主妇们忙着挂灯结彩，张贴春联，剪窗花，贴年画，红红绿绿把房子装饰得花团锦簇，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气氛。孩子们最盼望的事也许就是压岁钱了。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甚而追讨到爷爷妈妈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 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喜欢在过年时，多讨些好彩头，希望一切顺利，这其中有许多旧习俗。如各地都有禁止使用扫帚之俗，以为新年使用扫帚将会把运气扫走，扫去财运，新的一年会难交好运。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为使此俗流行，还定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新年也不可骂孩子，说话必须特别留意。如果小孩子粗心大意砸碎了饭碗，大家也绝不骂他，反而说他“岁岁平安”，因“碎”“岁”谐音冲一冲不祥的气氛。新年里，大人最怕小孩子说溜了嘴，开年讲些不太吉利的话，除了横关照竖关照，有的地方还用块红布或草纸向孩子们口上揩抹，其意思是把嘴当作屁股，即使说出不吉利的话来，也等于放屁。还有的人把橘子、荔枝置于枕边，叫做“压岁果子”。橘子、荔枝谐音“吉利”，以求来年大吉大利。有的地区还有一种习俗，就是偷财神爷像，而且偷到后要把它藏在裤裆里，以取“财神入库（裤）”这句成语的意思。在这些异想天开的趣俗之中，埋藏着历代多少劳苦百姓献媚命运之神的良苦用心。 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 春节习俗——贴窗花 新春佳节时，许多地区的人们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一一一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 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 春节习俗——贴福字 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据《梦梁录》记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的“贴春牌”即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 “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福"字倒贴在民间还有一则传说。明太祖朱璋当年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字。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漳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商店中均中出售。 春节习俗——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童稚，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古人把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也即是"爆竹"的由来。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星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待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 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大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也有的俗户人家推牌九，掷骰子，赌梭哈，打麻将，喧哗笑闹之声汇成了除夕欢乐的高潮。 春节习俗——拜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盛放飞帖之用。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因为正月又叫元月，正月十五的晚上是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宵”是“夜晚”的意思，所以，正月十五晚上的这个节日就叫元宵节。 元宵节，中国人有赏灯和吃元宵的习俗。俗话说“正月十五闹花灯”，因此，元宵节也叫灯节。 元宵节赏灯的习俗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元宵节这天，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常。夜晚一到，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去观赏花灯。五光十色的宫灯、壁灯、人物灯、花卉灯、走马灯、动物灯、玩具灯……汇成一片灯海。有的花灯上还写有谜语，引得观灯人争先恐后地去猜。 元宵节吃元宵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有这种食品了。元宵是一种用糯米粉做成的小圆球，里面包着用糖和各种果仁做成的馅，煮熟后，吃起来香甜可口。因为这种食品是在元宵节这天吃，后来人们就把它叫做元宵了。中国人希望诸事圆满，在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就是希
1、使人们理性地认识过去和现代文学艺术广大物质财富生产者所创造的语言艺术的种种方面。2、与时代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互相呼应和配合，起着帮助改革社会和推进生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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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称过年为“库史”。“库”是年或岁之意。“史”即是“新”。“库史”就是过新年。每当深山初雪，秋山红叶，太阳回归时，谷黄米熟，庄稼收进粮仓，便到了彝族过年的时候。彝族一年一度的年节是在农历十月底，有的地方是把过年日固定在农历十月三十日为除夕之日，冬月初一为新一年的开始。在凉山大部分地区是按区域选择吉日过年，但都在农历十月之内。 “库史”是彝族民间传统节日中最受重视的一个节日。过新年的前一个月，就在做准备工作了。过年歌里唱道：“计算着月份养猪怕猪长不肥，掺合精饲料来催，肥猪肥得站不起来；计算着天数酿酒，怕酒酿不好，盖上蓑衣压上石板发酵，酒味浓郁芳香；砍柴堆成垛，过年柴垛堆成岩。” 过年的日子临近了，孩子们搬着指头数天日，盼望新年早日到来，过年弯弯猪脚是属于孩子的，孩子们还要各自带肉集体去野餐。过年是一年的终点，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是新旧年间的界限。除旧迎新，庆祝一年的丰收、康乐，并憧憬未来，预祝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清净平安。祝愿一年更比一年幸福康乐。 旧年若遇有不幸灾祸，疾病临身的，通过过年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依托和安慰。在新旧时日交替的时节，时运转换，祝贺新禧临门。以过年时间为界定，一切从新开始，只要开好了头，时运昌达。以过年时间为准，隔绝不幸命运于逝去之年。 若过了年，年成不好，多灾多难，瘟疫疾病漫延，中途人们要重新过年。让孩子们手持棍棒为武器，向一座搭建在村口的象征性的魔宫进攻，似为同邪魔进行撕战，最后孩子们要捣毁魔宫。通过这一举动，让人们精神上获得新的寄托。 过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在日常生活中，吃饱穿暖就有了如过年时的幸福感。“过年三天尽情地吃，没有吃错的道理。”过年是恭贺新禧、全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丰衣足食、生活甜蜜美满的时刻，过年活动内容容喜庆吉祥、祈求福禄、驱邪避魔、拜祭祖宗等含意。 彝族“库史”源远流长，据彝族民间文学里记载：“彝族过年是一个名叫俄布科萨的人开的头。”由于历史冗长形成了一整套风俗习惯，如祭祖、堆柴垛、守岁、掸尘、串酒乐、拜年等许多丰富的内容。 彝族过年地板上要铺一层草。选割岩子上的草，那里的草是纯洁的草、干净的草，羊嘴没有沾过的草；是兽蹄没有踏过的草；是丰美的草、茂盛的草。芳草欣荣，铺青叠翠，绿草茸茸如绿毡铺地，象征子孙的荣华富贵。 彝族过年，祖灵下面铺松针。松树青幽幽，象征永远常青。寒冬腊月里大雪压青松，青松照样青；青松坚忍不拔，象征子孙个个勇敢坚强。青松表粗皮厚，树心里有芳香的松脂，象征着人要象青松样要有善良心。彝族对松树评价特高。
论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和首要特征 论维吾尔民间文学及其基本特征 略谈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评论 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 毛泽东与民间文学 贾芝与民间文学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都是文学，就看它有什么和对谁有什么价值．干吗非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