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19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6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11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12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15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16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16 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23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17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18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1657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17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18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21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22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H·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23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11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11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24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25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6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7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29“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30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31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32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33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34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35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39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11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17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18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
据学术堂了解,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科学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当今社会农业也是必须发展的产业,农业如果一旦停滞必定会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了研究农业与经济的关系下面来看看农业经济学论文题目 1、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建设用地布局优化方法研究 2、甘肃省耕地资源保护问题研究 3、面源污染防治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方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4、农村小型水利基础设施自主管理问题分析 5、凌源市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系研究 6、云南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政策实施情况及成效 7、农村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经济的关系 8、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河南省方城县农户的调查 9、城镇化率与农机化程度的关系研究 10、贵州山区公路沿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11、我国环境污染源中废气的监测方法分析 12、中小农业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13、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 14、大数据环境下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研究 15、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16、大力提升粮食产业经营水平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17、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林业专业合作社制度创新 18、对我国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的评述与建议 19、我国肉鸡养殖户建立免疫档案行为及影响因素 20、中国东西部地区蔬菜流通效率差异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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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新经济学论文题目： 社会经济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山西省老年妇女社会经济现状的分析与研究--基于山西省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关怀经济学:另一种可能性 市场经济下我国统计组织体系改革 论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经济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存在问题的思考 做好基层统计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基础教学改革探讨 经济收入 精神文化与公众的快乐生活--基于“现阶段我国公众精神生活水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女性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南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活动视角的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模型 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的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 统计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本回答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我说你这位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劳苦民众的论文你就想花200点搞来？你太没诚意了，太敷衍我们农民兄弟了吧，你这样的就该下回乡，刨回地，运回粮，卖回菜。
2税收的分配职能税收的分配职能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在借助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过程中，需要将一部分社会产品或者国民收入转化为国家所有。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税收在执行分配职能的过程中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转变为一个新的具有经济单位与个人收入的格局。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税收执行分配智能的过程就是国家进行财政收入的过程。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一般的分配相比，这种分配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税收分配与财产权利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主要以国家的政治权利作为主要的分配依据。而且这种分配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没有太大的限制，包含的范围比较广。(2)形成之后的税收收入基本上都归国家的支配和占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3)税收分配是一种强制性的分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税收所执行分配的职能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调节国家、经济单位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平衡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想确保二者之间关系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一定要保证整体利益不受危害。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整理利益维护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解决局部之间的利益。不仅如此，也要注重维持局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奠定坚实的基础。3税收的调节职能现实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的，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其也在不断的完善和调节。调节的本质就是使事物能够符合客观客观规律的要求。比如说，吃药解热属于自觉调节的过程，人体出汗散热则属于自发调节的过程，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有其该有的规律，税收调节也是这样。税收调节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来对税收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将按照不同分类方式对其进行划分。其中，根据其目的可划分为鼓励性调节和约束性调节。按其范围可将其划分为普通性调节和特殊性调节两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税收执行调节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调节主体的集中性。税收调节主要是由国家来操控的，与某个经济单位或者是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税收调节主要由国家负责；二是调节过程中的各种活动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意志来确定的；三是调节的相关政策也是由国家来制定的，与其他团体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2)调节范围的广泛性。税收调节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都各个过程中都有其参与。(3)税收的调节方式比较灵活。国家在进行税收调节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相关的经济情况和政策进行调节。虽然说税收调节的职能是客观的，但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进行税收调节又有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差距，还与不同地区之间统治阶级的意识有着较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因为其政治文化的区别而导致国家税收调节方向的不同，当然其税收调节的制度和目的也会因其产生较大的差距。2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国家各种税收法令以及征收办法的总称就是税收制度，其中，法律、法规、税收管理以及各种税收管理办法等都属于税收制度的包含范围之内。不仅如此，税收制度也是国家法律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对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关的作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也与其国内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一定的不同，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都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导致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税收制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说，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其也会随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据调查，这些因素主要是由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两方面所组成的。1纳税人什么征税、征多少以及由谁缴纳是每一种税收都会存在的三个问题，从法律上讲，纳税人其实就是课税主体。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谓的自然人就是指国家的公民或居民。而法人则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不仅如此，这部分法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法定纳税人负有直接缴纳税款的义务。通常情况下，负税人就是所纳税款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人和负税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进行税负转嫁，这时候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差距了。“扣缴义务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和负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税收征纳的关系所改变的，而税收转嫁所引起的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分离则是影响了其分配关系。通常所说的税负转嫁就是指纳税人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方式，将相关的税收负担通过一些方式转嫁给别人负担的过程。税负转嫁主要是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市场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税收不仅是分配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在现在社会上很多经济活动都伴随着税收，这必然会造成税收负担的产生，但是税收却不一定会产生税负转嫁，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会造成税负转嫁现象的产生。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大多数的生活会直接从生产领域将物品转换到消费领域，其并不进行市场交换，国家一般不会对商品或商品流转征收课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税负转嫁出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商品交换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商品之间都有可能进行商品交换，该过程主要是将商品通过货币进行不同的转化，而且对商品流转额的征税也会随之扩大，在这种条件下，税负转嫁就具备了足够的条件。所以说，能否完成税负转嫁与商品货币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当商品经济活动有规律的发展时，税负转嫁的发生率就会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会对税负转嫁的产生形式和范围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今市场经济影响广泛，纳税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以便获得最大的利润。大体有五种基本形式的税负转嫁：首先，是为了实现对税负的转嫁，在销售商品时将其价格进行提高，这种行为被称作前转，又被称作顺转：影响的具体过程是：把交纳的税额放到单位产品的实际生产费用里，这一行为使得税收成为组成生产成本的一个部分，在这一情况下，厂家为了不降低利润，比照税额将价格抬升成为了必然行为。但在价格无法提高的时候，生产费用又不得不提高，逼的一部分厂家不得不退出该领域的生产过程，将资本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领域，而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产品的生产量直接减少，价格进一步升高。同时，消费者就将直接承受价格升高中的部分税款。再次是为了达到转嫁税负的目的，在收购原材料或企业的劳动力时将价格压低，或者双管齐下，两者方法都采用：这种行为的好处就是即使在产品出厂价格无法改变或者不得不降低的情况下，纳税人也能达到不负担或者减少负担税款的最初目的。再者是即将前转与后转结合起来进行的，其被称作混合转。如果实际的经济情况不允许纳税人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转嫁全部的负担税额，这种情况下，纳税人通常会采取混合嫁接的方式。通过这种转嫁方式，当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的总额超过其直接纳税额度时，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因为这种方式比其他方式隐蔽性更好，所以在实际作用时往往被更多纳税人采纳。然后是消转，即对已缴纳的税额，纳税人直接选择自己“消化”，即纳税人不选择提高销售价格也不选择压低生产成本。当然，这种方式需要拥有一定的条件，如降低生产成本、产品销量还有扩大的空间等，纳税人可以通过加强经荷管理，深挖内部潜力。由课税商品在生产销售流通过程中获得的额外利润来消除税负。再然后就到了税收资本化：“资本还原”是它的别称，即购买生产要素的人将未来购买的生产要素需要缴纳的税款通过从购人的价格提前扣除（即压低生产要素的购买价格）的方法，向后转嫁给生产要素的销售者这种方式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可以增值的产品，比如土地、房屋、股票等，税收资本化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是把经济交易每次所得税款，随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税款转嫁，而税收资本化则是一次性地将累计应缴纳的税款进行转移，因此它客观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税负后转形式。通过纳税人转嫁税负的基本方法可以得知：税负转嫁必然附带着价格背离价值的运动。不论纳税人是提升价格还是压低价格，或者两者兼之的方式以此达到税负转嫁的目的，其相同之处都是通过价格背离价值部分取得的差额来补偿其应纳税额的同时，税负转嫁不仅需要自由定价的基本条件之外，而且还需要根据经济的景气情况、商品供求关系以及商品自身的特性（比如此商品是否是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是否有代用品和L代用品之间的比价情况）等非主观因素而定，而不能随心所欲。2征税对象课税的目标被叫做征税对象，而国家根据政治、经济的相关需求和征收某种特定税的目的，会明确对哪些产品征税，也同时也会确定征收范围。不同的税种由不同的课税对象和征收范围构成，税率等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课税对象数量的的变动将直接被征税数额的数量大小决定，这也是它在税收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确定课税对象，首要选定税源。税源是在分配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形成的各类收入。它一般表现形式是利润、利息、股息、工资等。税源既可以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也可以不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举例来说，纳税人的利润所得都是征收所得税，税源和课税对象。针对财产的征税，财产的数量和价值是课税对象，财产所带来的收益和财产所有人的收入是税源。由此不难看出课税对象和税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在设计税制时，必须依据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注意不断变化的税源，针对课税对象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且对税种恰当的选择。课税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选择课税对象时不恰当，纳税的作用不仅发挥不了，严重更可能会造成税源萎缩，税收枯竭。之所以课税对象成为了税制中的基本要素，是因为它不但决定了本税种的性质和作用，甚至本税种的名称也由它确定。因为现如今各国的社会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在经济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彼此也有差异，上层建筑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当然，税制结构也是存在差异，对于税种的设置多少，名称设定都大不相同。所以对这些不同的税制和各种各样的税种的研究由此而生，为了研究税收的发展演变过程、税收的负担状况、税收来源的分布等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深究，这是为了税收法规的合理性提供相应的依据。因为各人的分析角度不同，所以也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有以下几种（1）按课税对象的性质分类什么是对流转额课税呢？它是一种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作为课税对象，在流转环节进行征收的税。在我国，目前所征收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全都属于对流转额课税，其具有与商品经济密切联系、以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前提的特点。而结合这些特点，就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对流转额课税的税制在制订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客观商品经济的情况，从决定要征税的商品类别、商品流通环节、征税时的税率等等，其收到商品经济的很大影响。然后，流转额在对流转额课税的税额大小起到决定作用，二者是正相关的关系，且对流转额课税这一税负在自由运行的市场经济现状下能够轻易的实现转嫁。对流转额课税有这很多好处，它对国家进行资金的积累有着很大的帮助，其计税时将流转额当做基础，就算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税额也能保持稳定，从而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具有稳定性，所以说其具有稳定财政的作用。什么是对收益额征税呢？它是一种将纳税人的净收入作为征税对象，即对其收益额开征的一种税。收益额体现在不同主体上，其名称也各不相同，其中，应缴纳税款的各种收入是个人的收益额，利润所得额是企业的收益额，而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等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对收益课税。而对收益课税与对流转额课税有着很多的不同点，这也是它所具有的特点，第一，对收益额课税时，由于国家在制订税率时，参考了纳税人所具有的负担能力和国家财政的需要，在对待不同企业时，按照“多得多征，少得少征，不得不征”的远的来进行收益额征税，因此有没有收益和收益多不多就对税收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制约，导致了该税收不具备较强稳定性，不如流转税类可靠。第二，收益时间对于税收收入有着很大的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结算期对于所得税有着很大的影响，收益季节对农业税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受到以上影响，就限制了其征税周期，迫使其减小征收次数，而通常用分期预缴与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来进行征收。第三，该税的课税对象是纯收益，因此便于合理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第四，收益税相比对流转额征税更难转嫁，这是因为很难企业在现实生活中对工人的工资很难进行下调，也很难持续让工人加班。什么是对财产的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房产税与土地使用税等都属于对财产的增税，以后可能出现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包括在其中，其开征是将财产的数量或价值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财产的征税有着许许多多的特点，第一，其面向范围广，覆盖广大老百姓，因此其具有较小、较分散的税源。第二，财政在财产税类的收入具有稳定性，这是与流转税额和收益额相比，财产额的变动数量很小的缘故。第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管辖权的放开，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实现征收管理的灵活化，让征税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什么是对行为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契税与城建税等都属于对行为征税，其开征是将那些特定行为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行为征税有着税收选择上的灵活性这一特点，而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此一来，它能够让国家更好的实现对某一行为或者某些方面进行的税收调节，让税收调节与国家的政策需求和现实要求相结合，便于国家开展调控。（2）按税收收入形态分类实物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不是货币，而是以那些类似粮食、棉花、牲口等实物来收缴的。在我国实行的实物税，主要是在1985年之前的农业税的收缴，而在这之后，就开始逐渐用货币税来代替实物税，最终于2006年取消了实物税。货币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就是货币，而纳税人在缴纳货币税时，可以通过许多形式来实现，如通过现金缴纳，通过支票缴纳等，货币税的形式相比之前的实物税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意味着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使得国家财政的管理与使用更加便利。（3）按税收的课征方法分类定率税，顾名思义，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税率来进行税款的收缴，它有着许多有点，如它有着更加简便的征收过程，是更加稳定的税收来源，可以起到稳定国家财政的作用，同时能够帮助经济更好发展，所以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推行。对于摊派税来说，其又被叫做配赋税，它是将国家提前规定好的应该征收的税的总额来照规定好的份额来分摊下去，来分别确定全部的纳税人和课税的目标应该缴纳的额度，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得到过施行，有一定的经验可供参考。（4）按税收的计征依据分类用应税产品的价格来对税款进行计算，这是从价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价税包括多种多样的流转税，其有着税额发生增减是伴随着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的特征。用应税产品的重量、件数、容积、面积等数量来对税额进行计算，这是从量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量税包括资源税，其有着不随价格上升或下降而发生变化，而只是关联着课税对象的目标变化的特点。（5）按税收和价格的关系分类价内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包括了税金的，就被称作，这是其判断依据与定义，而价内税包含着相当多数的对流转额课税。价外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不包括税金的，它要在价格之外进行税金的附加，这种情况在我国比较少见，只占了税种中的一小部分。（6）按税负是否容易转嫁分类纳税人无法通过一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而负税人一定是纳税人本身，这就是直接税，直接税包括了很多种，其中有财产税、遗产税与所得税等。如果纳税人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如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这里的负税人就可能不是纳税人，这就是间接税。不容易转嫁的是直接税，而与之相反的间接税就属于容易转嫁的一类，而这也是在对比中得出的，具体需要依照价格运动的基本原理来决定是都进行税负的转嫁。那些只是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作为标准，来对某些税进行绝对化的判断，就脱离了现实情境。（7）按税收收入归属分类中央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铁道部、银行总行、保险的营业税，以及海关关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这些税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中央财政所有，因此就都属于国家税，也被称为中央税。地方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农牧业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地方财政所有，它们于是就被称为地方税。按照上面的分类方法，地方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地方的税种，中央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中央的税种，那么对于像增值税这样，地方与中央都能够分到一定份额的税种，我们在对它们分类时，就把它们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将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法进行总结，它们都是按照特定的要求来进行分类的，在这里面，按照课税对象的性质来进行分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由于课税对象才是税法最最核心的要素，因此对经济的调节效果与作用就会随着课税的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此一来，就需要根据课税对象的不同来分别进行税收制度的制定，在征管方法上，也需要适应不同的课税对象来制定，结合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情况。
建国六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阶段。本文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经验与不足，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未来取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新中国六十年；区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取得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一)区域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8年)。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生产关系决定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在资源配置上与资本主义有质的区别。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区域经济不能实现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则不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要追求平衡，而且可以实现均衡发展。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地与沿海在经济上差距巨大，作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工业在我国分布极不平衡，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工业的70％，除武汉、重庆等少数城市外，内地的工业极为薄弱，内陆边疆地区更是接近空白状态。如，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占全国面积45％的西北及内蒙古地区，其工业产值只有全国的3％。为扭转这种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我国实施了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区域经济开始走上了均衡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三大特点。(1)指导思想上，要求每个区域都有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垂直的行政关系高度强化，地区间横向联系十分微弱，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少，每个区内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如，国家“一五”计划要求，利用和改建老工业基地，新建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基地；“二五”时期，要求7个协作工业区分别建立大型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以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三五”时期，中央提出在内地建立体系完善、技术先进的后方战略基地，一、二线各省区要分别建立小型的国防工业基地。(2)产业结构方面，以工业为主，农业和商业处于次要地位。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时期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基本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五”时期，建立了若干具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三线建设”时期，以工业为主体，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三线地区基本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促进我国工业布局的整体均衡打下基础。(3)增长方式上粗放。当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高投入，在内地建立一批技术较为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并一定程度的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内地的开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地理区划大致可分为沿海、内陆及三线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为注重均衡发展和国防安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注重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大跃进时期的平衡发展，三线建设的大规模西推。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历史上形成的工业倚重于沿海的不合理格局，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了广大内地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其后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在客观上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但由于注重政治、国防意义，极少考虑经济效益和企业未来发展的问题，致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建立在宏观布局、微观选址和综合配置能力等方面均出现了严重失误，国家向内地的大量投资没有取得应有的效益和相应的回报，经济运行效益低，且呈恶化的趋势。1953～1980年，我国国营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20倍，流动资金增长了18倍，但总产值仅增长2倍。每百元资金在工业方面实现的利润，1966年为5元，1976年只有3元。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仅为16元。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五”时期为7％，“四五”时期仅为4％。全民所有制工业的资金利税率，由“一五”时期的4％下降到“四五”时期的7％。同时，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凸显，原本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变慢。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200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开始作相应调整。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 建国六十年土地改革的演变历程 发布时间：2009-6-5 13:15:00 来源：网易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七亿多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建国六十年来，土地经营权经历了分、合、分、合的“两分两合”的演变，见证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的全过程。 一、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长年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却面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占全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在新解放区开始分批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通过土地改革．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使他们成为其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次土改在发展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和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新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二、五十年代末的第一次“合”，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基本建设条件。 为了解决个体农业分散经营，资金缺乏，不能兴办较大规模的农用水利建设，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现状，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土地集体经营的的探索，将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人民公社，随后党中央领导农民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以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目标的群众战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时间，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支农工业、电业、农业科学技术，使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历史的改变，这为改革开放后农业和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造进程过急过猛，强调集中生产，忽视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和家庭经营的重要作用，又不允许农民经商，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文革后，使得潜在于中国农村的各种改革端倪“暗流涌动”，改变当时那种低效窝工的集体经济模式已迫在眉睫。 三、1978年的第二次“分”，农民长期拥有了土地经营权，为农民架起了由“脱贫”到“致富”的桥梁。 30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的“生死契约”掀起了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家庭承包制的“集体统一所有、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是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短期的重大作用已经被事实证明。粮食生产连续增长，1982-1984年，连跨7000亿斤、8000亿斤两个台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离土不离乡的亿万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主力军，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大部分地区解决了吃不饱和脱贫的问题，同时还蕴育了无数的万元户和农民企业家，农民在第一次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但自1985年之后，由于各项改革难以深入推进，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7年之久，粮食变成了农民“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农村的土地成了农民致富的负担。 四、2008年的第二次“合”，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以流转的形式交由合作社，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系统回顾总结了我国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决定》对群众首创精神给予肯定。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民实现了既省心又增收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升级，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这种经营权的适度的“合”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是新形势下催生的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合作社，收益权归个人的新农村土地经营的“三权分离”模式。这一次“合”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具体体现，实现了土地经营由个体经营向规模经营、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当然这轮土地改革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法律需要我们去规范，维护农民的利益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土地改革任重道远。
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杜青林：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非常高兴参加世界经济宣言组委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并与大家一起解读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这里我就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向大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介绍三个问题，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三农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到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解决了全球近21％人口吃穿的问题，不仅为中国改革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把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粮食水平有所恢复，去年早稻、夏粮增长，主产区、非主产区大多增产，粮食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同步增加。粮食总产的增量和单产平均的水平创历史最高水平。当前秋冬种粮食面积，特别是小麦的种植面积又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二是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去年是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重量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同时也是近五年来农村贫困人口数下降最多的一年。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新的进展，四大粮食作物优势产业带已初步形成，三大优质棉区，使棉面积和总产占全国的99％左右。两大优势苹果产区的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东北地区牛肉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西北等四个肉羊产区占全国总产量的81％，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产品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98％，农产品的品种和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优质农产品快速发展。畜牧业产值首次突破了万亿元的大关。防禽流感取得了重大胜利，订单农业持续发展，初步形成多层次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农产品进出口和农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的良好势头。四是农业科技进步明显加快，超级稻研究取得了新成果，产品优、抗病强的新品种。去年在科技提升行动示范区，水稻平均亩产提高了10％。冬小麦亩产提高了15％，农业作业水平明显提高。五是农村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农村的税费改革进入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和配套改革的新阶段。农业税收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专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市场化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对农业配置机制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六是农村社会作业取得重要进展，各项投入开支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加快。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形势为稳定国民经济全局作出了好的贡献，成为这次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这些新成就的取得最关键、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农业措施的巨大效应。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根本性，务实管用成效显著。特别是各地农业部门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措施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深刻启示。主要表现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在工作的全过程。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落实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为发展动力，通过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坚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围绕这两大目标来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坚持创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思路和机制。适应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更新观念、转变思路、改进方法、方式，切实增强各项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时效性。增强解决农村工作新矛盾、新问题的能力，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强化法制手段，推动上下连动，全力解决好工作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包括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二，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对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粮食生产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十分匮乏，耕地面积扩大的潜力有限，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潜力有限，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粮食科技短期内难有突破性、重大成果。单产提高的潜力有限，粮食产量波动较大。去年粮食总产与1998年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短期内难以根本奏效。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的难度很大。二是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尚未建立。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有限，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各种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限，农民就业渠道难以拓宽。总体上来看，资源增收持续增长的障碍还没有消除，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很大。三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某些方面还不适应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消费快速变化提出的更高要求。农业投资投入不足，农村资金短缺，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农业推广体系和动物防疫体系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都不完善，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市场资源约束机制加剧，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进一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难度很大。解决好上述这些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三个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也处在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指出纵观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带有普遍的趋向，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深刻贯彻胡锦涛主席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方略，大力加强农业综合能力生产建设，深入推荐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继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本目标是粮食产量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体有以下几项工作，一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大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用地养地，构建耕地质量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国家优质粮食产业的建设。重点抓好主产区的生产，稳定加大粮食面积，努力提高粮食单产，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增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深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秀产品结构，重点发展生态、高效、安全的农产品。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推进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进一步改善农民外出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多渠道转移就业。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大力增强农业科技的市场作用，加大技术研究，重点搞好超级稻的攻关，推出一批有主导技术。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的工程，组织重大科技推广的行动。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主导品种及配套技术的示范区，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机械化等推广，围绕主要品种、主要技术采用多渠道的培训。四，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继续发展订单农业，健全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利益连接机制，按照民办民营民收益的原则，积极推进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加强农产品的营销，建设绿色通道，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综合示范区、出口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全面开展质量监管。突出抓好种子市场、农药饲料市场的监管。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动植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农业社会化服务于管理等农业七大体系，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新兴农业保障体系，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七，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确保农业税的减免落实到户，推动粮食生产体制的各项改革，发展农村新兴医疗，在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推动农村先进文化发展、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坚信经过中国政府和亿万农民的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将稳步提高，中国农村社会将更加繁荣，中国农民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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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论文题目多参考下别人发表的过的文章，多看看资料吧（世界经济探索）还行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