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史论文摘要

《资本主义起源新论》，三联书店，2014年版 《中古政治制度》，《世界历史》（多卷本）第10册，侯建新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修订组第一召集人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与徐浩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001、2002、2009年多次在北京和台湾再版。教育部研究生推荐使用教材 《社会转型时期西欧与中国》（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教育部研究生推荐使用教材。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年） 《英国庄园生活》（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负责全书审校，并撰写中文版序言，《中华读书报》评该书为2005年最受欢迎的100本图书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获天津市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 《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社会转型时期西欧与中国》（第一版），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欧洲中世纪城市乡村与文化》，主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获天津市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获全国高校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1995年） 《经济-社会史评论》期刊主编 主编《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 “关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欧洲文明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认知欧洲 定位中国”，《光明日报》2014年09月17日第16版 关于“中世纪”这个概念，《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 期 “中世纪英格兰农民土地产权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欧洲文明形成中的宗教因素”，《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4期 “民国年间冀中村民的消费：究竟吃什么”，《光明日报》2013-8-8 “新视角：资本主义起源再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抵抗权：欧洲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9期摘引 “议会在英国最高权力的确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与陆连超合作） “英国工业化以前农民的‘饮食革命’”，《光明日报》2012-7-5，《新华文摘》（2012年第17期）全文转载 “近二十年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向”，《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与龙秀清合作），《新华文摘》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 “英格兰工业革命前的人均产值与消费”，《经济-社会史评论》（第六辑），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 “深入研究中西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侯建新、邹兆辰），《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 “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1年第11期转载，《历史教学》（中学版）2012年第6期摘编 “中国国民需要世界史知识”，《历史教学》2011年第7期 “抓住机遇，面向实际，大力推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 “经济-社会史：欧洲社会转型研究的重要平台”，《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前近代中英两国农业雇佣劳动比较”，载钱乘旦等主编《英国史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gricultural Wage Labour in Pre-Modern China and England，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Chinese history conference, Edited by Qian Chengdan & Miles Taylor, University of La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11 “家庭教育：英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催生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6期（与张晓晗合作） “加强文明多样性和生动性研究”，《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六十年”，《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世界历史研究三十年”，《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跳出旧巢穴，走出新天地—中国世界历史研究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12-2 “从经济史到经济-社会史”，《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纪念改革开放30年创刊30年） “西欧崛起：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及相关学科”，《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 “高效农业是英国城乡一体化基础”，载《新京报》，2008年10月19日B3版 “史学失去真实也就失去生命”，《天津日报·学术版》，2007-6-25第10版 “让历史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从经济史到经济-社会史”，《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转载 A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Feudal”，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2,N1,January 2007, 1-24 “史学的时代性与永远的历史性”，《史学理论研》2006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 “‘封建主义’——概念错位的原委及应对”，《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7年第1期转载 “‘主体权利’文本解读及其对西欧史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研究》 2006年第1期 “原始积累的秘密：英国佃农何以抵抗过度侵夺？”《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版 “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5期转载 “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市场分析：来自清苑县的报告”， 载冯崇义等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学科创新与交融的平台——《经济-社会史评论》创立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中华读书报》2005-2-2 “《经济-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41、“‘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1期转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2期摘刊，获天津市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与赵文君合作），《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光明日报》2005-4-6学术动态介绍该文；人民网论点摘编 “新世纪世界史学术前沿问题研讨会撷萃——西欧‘封建主义’概念问题”， 《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 “增强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吸纳、参与和升华”，《人民日报》2005-4-1，15版 “‘封建主义’概念在中国之由来”，《天津日报》（文史版）2005-12-12 “原始个体权利：解读中西传统社会异同”，载《历史比较的新视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主体权利与西欧中古社会演进”，《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 “个体权利与中西社会转型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读后”（与孙立田合作），《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光明日报》2004-11-25第3版转载 “廿载不变的追求”，《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 “从非经济因素看西欧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兼议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引进”，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经济社会史”， 载中国史学会：《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2年第3期 “原始个人权利与西欧封建政治制度”，《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2年第8期转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中人口流动与雇工”，《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5期转载 “近代冀中土地经营及地权转移趋势—兼与前工业英国地权转移趋势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2年第2期转载 《西方经济-社会史研究》，载《天津日报》（学术版）2002-1-21 “民国年间冀中农业成本、农民负担与剩余——来自11村的一项计量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1年第6期转载 “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初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市场评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业生产条件考察”，《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民国年间冀中农户劳动生产率研究”，《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试析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若干误区”， 《天津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1年第6期转载 “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自然经济解体”，《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世界历史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史学月刊》 2000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0年第12期转载 “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民国年间冀中农民生活及消费水平研究”，《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级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兴起——兼与明清绅衿阶层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0年第8期转载 “民国年间冀中人口与教育研究”，《历史教学》 2000年第2期 “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评述”，《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1999年第4期转载 “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获天津市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12月被美国柯尔比科学文化信息中心（CICSC）评为优秀学术论文，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9年第6期转载 “中西封建晚期农村雇工比较研究”（与赵文君合作），《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英国‘边疆运动’及其对旧庄园制度的冲击”， 《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8年第10期转载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史学理论研究》 1998年第3期 “中世纪晚期中西农业劳动力迁徙比较”，《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封建农民及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载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明清农业雇佣经济为何难以发展：兼与英国封建晚期农业雇佣劳动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8年第期转载，获天津市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与现代化启动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历史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谈陈翰笙三十年代农村调查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载《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英格兰种族、语言和传统探源”，《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10期 “中英劳动生产率及其在近代化中的核心含义”，《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4年第6期转载 “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5年第2期转载 “西方两性关系史述评”，《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3-12转载 “中西文化比较要有历史层次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项计量研究”，载罗荣渠：《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西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历史比较研究概述”，载《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公社若干问题——评《中世纪法国公社》”，《城市史研究》第四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兰克学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 “西方社会史定义与发展趋势”，《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5期 “强化农业基础的历史思考与现实抉择”，《生产力研究》1990年第3期 “英国的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历史教学》1988年第3期 “浅议当代西方家庭史学”，《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个人的发展与英国农村阶级结构变迁”，《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 “从英国历史看传统农业的变革目标——兼论家庭农场主成为中国农民企业家主体”，《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4期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作），《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0期 “鸦片战争前农民个人力量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中世纪法国公社的定义”，《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7年第4期 “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1年第4期转载，获天津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教学成果“地方高校世界史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天津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3年） 指导博士论文《中西中古税制比较》获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09年），并获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2008年） 天津市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年） 全国高等学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 天津市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 天津市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 天津市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 天津市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 天津市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1） 天津市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征文一等奖（1988） 全国先进工作者（2010）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2009） 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2009） 天津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2009） 天津市授衔专家（2005) 全国优秀教师（2004） 天津市劳动模范（2004） 曾宪梓教育基金奖（2000） 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998） 国家人事部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96） 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 天津市立功奖章（1993，1995，1999，2004）

建国六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阶段。本文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经验与不足，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未来取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新中国六十年；区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取得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一)区域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8年)。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生产关系决定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在资源配置上与资本主义有质的区别。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区域经济不能实现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则不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要追求平衡，而且可以实现均衡发展。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地与沿海在经济上差距巨大，作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工业在我国分布极不平衡，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工业的70％，除武汉、重庆等少数城市外，内地的工业极为薄弱，内陆边疆地区更是接近空白状态。如，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占全国面积45％的西北及内蒙古地区，其工业产值只有全国的3％。为扭转这种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我国实施了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区域经济开始走上了均衡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三大特点。(1)指导思想上，要求每个区域都有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垂直的行政关系高度强化，地区间横向联系十分微弱，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少，每个区内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如，国家“一五”计划要求，利用和改建老工业基地，新建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基地；“二五”时期，要求7个协作工业区分别建立大型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以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三五”时期，中央提出在内地建立体系完善、技术先进的后方战略基地，一、二线各省区要分别建立小型的国防工业基地。(2)产业结构方面，以工业为主，农业和商业处于次要地位。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时期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基本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五”时期，建立了若干具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三线建设”时期，以工业为主体，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三线地区基本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促进我国工业布局的整体均衡打下基础。(3)增长方式上粗放。当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高投入，在内地建立一批技术较为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并一定程度的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内地的开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地理区划大致可分为沿海、内陆及三线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为注重均衡发展和国防安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注重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大跃进时期的平衡发展，三线建设的大规模西推。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历史上形成的工业倚重于沿海的不合理格局，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了广大内地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其后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在客观上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但由于注重政治、国防意义，极少考虑经济效益和企业未来发展的问题，致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建立在宏观布局、微观选址和综合配置能力等方面均出现了严重失误，国家向内地的大量投资没有取得应有的效益和相应的回报，经济运行效益低，且呈恶化的趋势。1953～1980年，我国国营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20倍，流动资金增长了18倍，但总产值仅增长2倍。每百元资金在工业方面实现的利润，1966年为5元，1976年只有3元。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仅为16元。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五”时期为7％，“四五”时期仅为4％。全民所有制工业的资金利税率，由“一五”时期的4％下降到“四五”时期的7％。同时，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凸显，原本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变慢。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200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开始作相应调整。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　　　　建国六十年土地改革的演变历程　　发布时间：2009-6-5 13:15:00 来源：网易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七亿多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建国六十年来，土地经营权经历了分、合、分、合的“两分两合”的演变，见证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的全过程。　　一、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长年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却面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占全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在新解放区开始分批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通过土地改革．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使他们成为其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次土改在发展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和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新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二、五十年代末的第一次“合”，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基本建设条件。　　为了解决个体农业分散经营，资金缺乏，不能兴办较大规模的农用水利建设，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现状，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土地集体经营的的探索，将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人民公社，随后党中央领导农民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以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目标的群众战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时间，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支农工业、电业、农业科学技术，使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历史的改变，这为改革开放后农业和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造进程过急过猛，强调集中生产，忽视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和家庭经营的重要作用，又不允许农民经商，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文革后，使得潜在于中国农村的各种改革端倪“暗流涌动”，改变当时那种低效窝工的集体经济模式已迫在眉睫。　　三、1978年的第二次“分”，农民长期拥有了土地经营权，为农民架起了由“脱贫”到“致富”的桥梁。　　30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的“生死契约”掀起了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家庭承包制的“集体统一所有、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是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短期的重大作用已经被事实证明。粮食生产连续增长，1982-1984年，连跨7000亿斤、8000亿斤两个台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离土不离乡的亿万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主力军，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大部分地区解决了吃不饱和脱贫的问题，同时还蕴育了无数的万元户和农民企业家，农民在第一次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但自1985年之后，由于各项改革难以深入推进，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7年之久，粮食变成了农民“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农村的土地成了农民致富的负担。　　四、2008年的第二次“合”，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以流转的形式交由合作社，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系统回顾总结了我国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决定》对群众首创精神给予肯定。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民实现了既省心又增收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升级，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这种经营权的适度的“合”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是新形势下催生的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合作社，收益权归个人的新农村土地经营的“三权分离”模式。这一次“合”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具体体现，实现了土地经营由个体经营向规模经营、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当然这轮土地改革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法律需要我们去规范，维护农民的利益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土地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