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努尔哈赤回忆录 地图 2007/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 神鹰下凡 也需马市磨炼——努尔哈赤的童年 今日辽宁 2007/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 论太祖努尔哈赤“恩威并行”的方针和“举贤贬奸”的用人之道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7/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 努尔哈赤的兴兵与复仇 今日辽宁 2007/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 民间永久的帝王——与努尔哈赤有关的地名传说 中国地名 2007/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 义犬智救努尔哈赤 初中生辅导 2006/07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7 努尔哈赤翼龙传奇 小哥白尼(趣味科学画报) 2006/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8 努尔哈赤没有推翻明王朝 咬文嚼字 2006/1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9 戎马倥偬——努尔哈赤的一生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6/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0 努尔哈赤是大炮所伤还是疽发而死 出版参考 2005/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1 到赫图阿拉,寻访努尔哈赤 旅游 2005/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2 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 史学集刊 2005/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3 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5/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4 努尔哈赤与满族风俗传说 兰台世界 2005/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5 努尔哈赤崛起与上夹河 满族研究 2004/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6 论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策略 求是学刊 2004/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7 满文本清太祖努尔哈赤《圣训》的考证及历史价值初探 满语研究 2004/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8 《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有关努尔哈赤时期对蒙古政策史料整理研究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4/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9 清朝兴起VS努尔哈赤 中国图书商报 2007/02/06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20 努尔哈赤姓氏问题——清、明、朝鲜史料分析 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 1999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21 滔滔沈水是良师——努尔哈赤迁都随想 侨园 2004/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2 努尔哈赤确立八王共治制度心理问题研究 北方文物 2003/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3 努尔哈赤时期萨满堂子文化研究 满族研究 2002/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4 论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族弟阿敦 满族研究 2002/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5 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 民族研究 2001/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6 简论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军事力量的形成及发展壮大 满族研究 2001/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7 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兵之地北砬背山城研究 满族研究 2001/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8 兴替由来岂瞬间——评台湾女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 满族研究 2001/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9 林佩芬:历史小说的另一种个性书写——感知《努尔哈赤》 小说评论 2001/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0 清“八旗劲旅”缔造者努尔哈赤 环球军事 2001/1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努尔哈赤政治思想及时代特征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0/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2 兴替由来岂瞬间——评台湾女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 民族文学研究 2000/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3 努尔哈赤与东哥格格——兼述建州女真统一海西女真的历程 满族研究 2000/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4 满族画家张希华及其油画《努尔哈赤与大妃》 满族研究 2000/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5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新探 满族研究 2000/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6 努尔哈赤宁远战败的原因 阴山学刊 2000/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7 努尔哈赤辽东民族政策述评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9/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8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文化与教育探略 满族研究 1999/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9 努尔哈赤御用宝剑入选沈阳故宫“镇馆之宝” 经济参考报 2006/10/18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40 “努尔哈赤实录”考源 满学研究（第一辑） 1992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41 努尔哈赤崇天信天及其影响 清史研究 1999/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2 清太祖努尔哈赤族属考——兼论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 清史研究 1999/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3 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及其实践 社会科学辑刊 1999/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4 努尔哈赤为何从宁远撤兵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99/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5 努尔哈赤陵 旅游 1999/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6 努尔哈赤故乡的新面貌 中国地名 1999/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7 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8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武德 军事历史研究 1998/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9 努尔哈赤的子孙 中华儿女(海外版) 1998/1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0 1616年上尊号后努尔哈赤政权名称考辨 满族研究 1997/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1 从努尔哈赤在老城的穿戴谈起 满族研究 1997/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2 略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伦理思想 史学集刊 1997/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3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 社会科学战线 1997/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4 努尔哈赤与将军石——从历史档案考证将军石名称由来 城建档案 1997/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5 努尔哈赤祖居地考——兼与陈捷先先生商榷 满族研究 1996/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6 略论努尔哈赤时代的习惯法 满族研究 1996/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7 论努尔哈赤的法律观 社会科学辑刊 1996/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8 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 西北史地 1996/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9 努尔哈赤究竟姓什么 北京科技报 2005/03/16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60 努尔哈赤早期汉人顾问龚正陆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5/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序号 文献标题 文献来源 年期 来源数据库 61 试论努尔哈赤的法制思想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5/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2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的意义 历史教学 1995/07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3 努尔哈赤家族姓氏演变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1995/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4 关于努尔哈赤起兵时之牛录——与陈佳华、傅克东先生商榷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5 努尔哈赤时代女真族的婚姻与家庭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1995/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6 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 满族研究 1994/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7 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 满族研究 1994/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8 努尔哈赤迁都探赜 满族研究 1994/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9 努尔哈赤的用间策略 满族研究 1994/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70 努尔哈赤时代的阿哈 满族研究 1994/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 还有很多，不一一粘贴了，一共150篇，在CNKI上
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 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 八旗制度对满族的文化整合 清代前期的八旗制度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 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 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 八旗制度与满语言文字的湮没 八旗制度在清朝历史中作用研究综述 满清八旗制度与八旗色彩琐谈 清代旗人刑事司法特权研究 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计" 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 八旗制度与满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 八旗制度在清朝历史中作用研究综述 (本回答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满族：1、是一个悠久的渔猎民族，满族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和茶啊冲文化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 满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2、旧称满洲族，族人旧称旗人。1635年，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纳入八旗之下，满族雏形自此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洲族改称满族。3、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当是肃慎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4、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在清代隶属于满洲八旗的一些锡伯、索伦等在当代则成为了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不属于满族的独立民族。1980年代，成立了新宾、岫岩、凤城、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北镇、围场、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5、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满语为gusa（汉音固山）。满洲人运用八旗子弟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 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36年建立清朝6、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吉林东辽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7、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满族补绣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8、满族人能歌善舞。其先世靺鞨人的舞蹈具有战斗风格。女真人的习俗，“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大金国志》卷39）明代女真人乘兴起舞，并有琵琶伴奏，大家拍手而歌，特别是在节庆宴会上，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节奏和谐，一人领唱，众人皆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后，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久居关东的满族人，经常举行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曾盛于北京，流传到关东的“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为满族人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晚清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满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驰名艺坛的有赵星垣、双厚坪、金万昌、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程树棠、荣剑尘、常宝馥、连阔如、侯宝林、关学增等。这些曲艺表演家，其表演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9、民国以后，满族的好多民间艺术已经失传了，快救救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吧。
满族是一个不同于原始民族的复杂民族，其文化模式是与原始民族文化模式不同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观念体系，从中我们能体会和发现满族的思维方式、行为心理、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满族文化模式》（manju uksura i ?u wen i muru）共分八章，其中包含的主要观点如下：1）满族家庭的住宅结构、房间配置和环境的特点，对满族人的行为方式、心理意识、价值观念有很大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满族形成了重视群体的意识、内外有别意识、卫生意识、社会开放心理、公共监督意识、包容与吸纳心理。满族家庭属于父系制家庭，在对家庭成员的资格认同上，主要强调血缘的共同性，但也不排除共同生活的“场”，在父母在世时，嫁出去的女儿的家庭成员身份没有完全丧失。在满族家庭中，妻子常常居于主导地位，父母重长更重少，重男不轻女，儿子或儿媳也会成为父子联合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满族尊敬老人，注重孝道，但父母之爱并非对子女全程服务，子女孝行与父母之爱相挂钩。清代满族人将忠孝结合，忠高于孝，守法爱民即为孝，愚孝不为孝。儿子成家即分出单过，谁养老谁继承遗产。满族人通过婚嫁的方式解决青春期问题，满族的政府积极帮助国人成家立业，宣布婚姻自由原则。满族注重保护孕妇和婴儿，对幼儿养育有强制束缚的一面。他们认为儿童不同于成人，有待于成熟，到了该管教的年龄才可管教。满族教养儿童注重德育；强调亲属集团的重要性，但也鼓励孩子静处和自我控制；依据儿童的不同性格来教管儿童；采取“习得式”和“参与式”来实现儿童的社会化。满族创世神话对人类起源的看法，不回避性，但采取了隐喻的形式表达生育，对性的表达比较含蓄。满族妇女有严重的性嫉妒心理。满族把性限制在婚姻和夜晚之内，性行为不应影响工作，夫妻行为不能妨碍别人的行动和观瞻。 （2）满族的家族制度以宗亲为中心，注重姻亲，具有一定的双系制亲属制度的特点，并对东北社会民间“亲族”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满族的父系家族亲属称谓有八个亲等（jalan），对母系亲属的称谓有五个亲等，直系与旁系亲属称谓有明显的区别，无错位现象，没有抢婚和赘婿婚俗的痕迹，但姑舅亲、两姨亲称谓区分不严。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中记录的许多满族亲属称谓是间接称谓，不是直接称谓。满族的宗族成员的身份是明确的，但又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非漫无边际。满族同宗个体家庭之间是平等的，宗族组织不发达，功能不全，人们主要祭拜近祖，因此宗族的凝聚性和团结心不强，关注组织生活超过缔结宗族集团，易于入乡随俗，牺牲本族文化。 （3）女真-满族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非亲属组织，是金代的猛安谋克、清代的八旗牛录组织，对女真-满族人的行为和心理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满族缔结社会团体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女真-满族人缔结“猛安谋克”及“八旗牛录”遵循“亲属-邻里-契约-命令”原则，这种非亲属组织能融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于一体。在发展社会经济过程中，满族人应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文化资源。 （4）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体现为对满族的历史、传说、神话、民族始祖、民族习俗、八旗历史、民族象征、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同上。这种认同意识是有层次性的，有人认同满洲，有人认同旗人，有人认同女真。在乾隆皇帝整顿旗务以后，将旗人等同于满洲人的新的满洲观开始形成。讲北京话、东北话成为满族新的民族特征。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注重功绩的意识，重名声和面子，有尚武精神，喜好引进外族文化，长于民族联合和统一战线。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大国意识和大中国观。 （5）女真人的生计方式从渔猎转向农耕以后，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增加了，但食物中脂肪、动物性蛋白质减少了。女真-满族人的食物观和政府的政策影响了女真-满族人摄入的动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数量。通过引进和学习，他们发展了农业和生产技术，完善了纺织业和铁业；他们有官营企业和商业的传统，清末恢复了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工作和劳动观上，女真-满族人重视农业生产，但仍喜欢渔猎活动。明代女真人重视贸易，积极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发展直接和间接的国际贸易。满族社会中以行商为主，以自由贸易为主要交易原则。清政府限制和取消满族行商和禁止满族经商，是造成八旗生计困难的重要原因。拥有多种生计方式和包容十几个族群的八旗共同体，是女真-满族人能够理解和团结处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下的各个民族、建立持续近300年的多民族的大中国的重要经济和文化根源。 （6）满族关于教育目的、课程、教学、教育管理的思想比较丰富，认为“对教育的需要性”是人性之一，并据此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制定国家教育政策，以推动满族社会成员和大清国民的发展。他们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工具、生活工具、社会化教育工具、塑造国家主人的工具。满族教育的目的是促使成员成熟、帮助人们形成政治认同和群体认同意识、为了强国智民、为了训练生活技能。满族人通过翻译汉书和西书学习中西方科技和思想，通过去西方留学学习西学。在教师管理上，推行教师承包制和导师制，引进外族外国人任学校教师，传授外语和外国科技文化知识。 （7）满族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是以“经济人”和“社会人”为其人性假设的，管理者的角色是导师、法官、父母官、朋友、榜样，运用集思广益法、谈判中的集体磋商法、教育交流法、边际分析法、渐进式决策方式进行各种决策，八旗、国家组织管理的层次分为三到四个，是一种扁平结构。他们实行时间较长的政体有酋长制、酋邦制、君主专制制，贵族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君主制实行的时间较短，民主共和制仅是清末满族革命派倡导的一种理想形式。他们设计的组织类型以直线职能型组织、矩阵组织、事业部制组织居多。在人事管理上，提出和实行了不求完备、量才使用、德才兼备、用本族人管理本族人、民族平衡的原则。在领导方式上，主要有民主型领导和专权型领导，后者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 （8）从神与人、圣与俗、各氏族萨满的关系、萨满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满族人宗教信仰的多元性等方面来看，满族人的宗教信仰不是为了寻求超越现实的极乐世界，而是解决人与超自然的神明的冲突问题，是为了今生今世的人。他们认为神职人员也是常人，他们的信仰呈多元趋向，并有实用主义倾向，注重引进有益于人类的善良神灵。在治国安邦上，推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宗教信仰的多元性，既造成了满族文化要素的流失，也形成了满族善于引进外来文化的品格。女真族的萨满教、满族的祭祖文化注重口头合同、诚信原则，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
用菜风俗满族烹调以烧、烤见长，擅用生酱（大酱）。蔬菜随季节不同而变化，杂以野菜（蕃蒿、蕨菜等）及菌类。满族先人好渔猎，祭祀时除用家禽、家畜肉外，还有鹿、麂、獐、狍、雁、鱼等。尤喜食猪肉。猪肉多用白水煮，谓“白煮肉”。设大宴时多用烤全羊。满族春节节前，人们积极地置办年货，清扫庭院，张贴对联、挂笺（亦称挂旗）、窗花和福字，蒸年糕、烙粘水勺。初一凌晨子时，家家户户鸣放鞭炮，辞旧迎新。同时，在自家西墙祖宗板下摆设供品、点燃鞑子香，叩拜祖宗，祈求神灵保佑全家大小在新的一年中平安无事，万事如意。新年伊始，全家团聚吃团圆饺子，俗称”揣元宝”。煮饺子时，家主要吆喝：”小日子起来了吗？”其他人同时回答：”起来了！”他们把饺子从锅底浮起来比作日子起来了。然后让小孩爬上柜子上蹦三下，以示新日子”蹦个高”。这天晚辈要身长辈叩头拜年（旧时女性行跪拜抚鬓礼）家长要给小孩守岁钱。宗族近亲也要互相拜年，亲朋好友则筵宴相邀，一起叙旧话新。男孩子成群结队鸣放烟花、鞭炮，玩耍木爬犁，或兴高采烈地溜冰；姑娘和少妇们则身着盛装，玩耍嘎拉哈（用猪或牛膝关节骨制成的玩具）。祭祀习俗满族的祭祀活动，神秘庄重，从程序到内容都十分讲究。整个祭祀过程分为：祭祖、祭神、祭神杆、祭星4个部分。在祭祀的前3天，全族人就要着手准备了：要在院子的大门当中悬上一把谷草，这就是表示从挂草把的日子起，一直到祭祀完毕，不许头戴狗皮帽子和身穿孝服以及身体不洁的女人入门，而且此时也不许周济乞丐。此外还要准备一些祭祀的食品，这里最主要的有：黄米饭和几头猪。祭祀的日子一到，主祭人将暂存于外边的祖宗匣子请到家中，放在西炕南头的桌子上，然后再将屋里常设的祖宗匣子取下来放在下边。礼仪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抚胸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抚胸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
[服饰特色] 花帽，是维吾尔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美的标志之一。早在唐代，西域男性多戴卷檐尖顶毡帽，款似当今的“四片瓦”。到了明代，因受阿拉伯和中亚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男子削发戴小罩刺绣花帽。清代初期，维吾尔族花帽在用料和款式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冬用皮，夏用绫，前插禽羽。女帽皆用金银线绣花点缀与装饰，喀什干的四楞花帽脱颖而出几乎成了维吾尔族花帽的主流而延续至今。经过各地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断创新，花帽做工愈益精细，品种更为繁多。但主要有“奇依曼”和“巴旦姆”两种，统称“尕巴”（四楞小花帽）。
满族的习俗： 礼节 满族重视礼节。过去少辈对老辈是三天一小礼，五天一大礼。少辈每隔三天要给长辈打千请安，隔五天见长辈得叩头，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别，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似抬物状，女人双手扶膝下蹲。路上遇见不相识的长者，要鞠躬垂手问“赛音”（满语，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旁让路，等长辈过去，再上马赶路。远方亲友相见，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面大礼。“ 传统节日 满族许多节日均与汉族相同。主要有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 颁金节：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各地满族同胞在农历十月十三日满族命名日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以示纪念满族的诞生。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俗称“元宵节”。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有元宵挂彩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走百病：满族妇女的节日。一般在正月二十日。当晚，妇女们三五成群，结伴远洲，或走沙滚冰，或嬉戏欢闹，叫做“走百病”。 添仓节：每年正月二十五，满族农村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个节至今在东北农村保留着。 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虫王节：六月六，易闹虫灾。居住在辽宁省岫岩、凤城一带的满族过去在六月初六这天，一户出一人到虫王庙朝拜，杀猪祭祀，求虫王爷免灾，保证地里的收成好。如今不搞虫王节祭祀扫活动，但家家要在这一天晾晒衣物，以防虫蛀。 中元节：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视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院内西侧向东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八仙桌，桌上供一大月饼。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开山节：满族人民在每年秋季中秋以后，或农历9月中旬（具体时间不定）为采集草药获得丰收而进行的祝福活动。在过去东北满族村落中每年开山节都要面对长白山，进行祝福祷告，感谢山神给予采药人的丰富恩赐，再这一时期采到的人参则要供奉在自家的神龛中。 腊八节：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腊八醋”和煮“腊八肉”。除全家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小年：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相同。腊月二十三日为“小年”。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俗称“送灶王爷”。 婚俗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结婚对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长指婚的情况。清代宫廷的“选秀”，是为皇帝及亲王选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内部遴选。八旗内男女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男子订婚与结婚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俗话“成不成，三瓶酒”。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猪、酒、柜、衣服、首饰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作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较为繁多，有议婚、小定、大定、过礼、送日子、开锁、送嫁妆、迎娶、坐帐、合卺、分大小、回门和住对月一整套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户上撒，热闹一两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娘家。 丧葬 满族的丧葬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先民的丧葬仪式比较简约、粗疏，曾经有天葬、土葬、兽葬、树葬、水葬、火葬等形式。入关前，满族以火葬为主，自顺治帝后期起，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形成了满族的特色葬俗。乾隆以前，各地驻防旗人由于要将死者及其遗属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将骨灰装殓回京。乾嘉以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也改为土葬。早期满族贵族有人殉之俗，后改为剪发代殉和焚烧纸扎的奴仆。在农村地区，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后，只能从窗户抬出。人死后，在院子西边立一杆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长九尺，用红布和黑布做成。幡的头和尾是黑布，中间四条是红布。出殡时，亲友要抢幡上的布，给自己孩子做衣服，认为可避邪，不做噩梦等。今天广州满族保持完整的满族坟场，仍能看到满族葬俗的一些特点。
满族：1、是一个悠久的渔猎民族，满族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和茶啊冲文化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 满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2、旧称满洲族，族人旧称旗人。1635年，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纳入八旗之下，满族雏形自此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洲族改称满族。3、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当是肃慎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4、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在清代隶属于满洲八旗的一些锡伯、索伦等在当代则成为了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不属于满族的独立民族。1980年代，成立了新宾、岫岩、凤城、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北镇、围场、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5、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满语为gusa（汉音固山）。满洲人运用八旗子弟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 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36年建立清朝6、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吉林东辽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7、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满族补绣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8、满族人能歌善舞。其先世靺鞨人的舞蹈具有战斗风格。女真人的习俗，“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大金国志》卷39）明代女真人乘兴起舞，并有琵琶伴奏，大家拍手而歌，特别是在节庆宴会上，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节奏和谐，一人领唱，众人皆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后，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久居关东的满族人，经常举行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曾盛于北京，流传到关东的“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为满族人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晚清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满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驰名艺坛的有赵星垣、双厚坪、金万昌、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程树棠、荣剑尘、常宝馥、连阔如、侯宝林、关学增等。这些曲艺表演家，其表演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9、民国以后，满族的好多民间艺术已经失传了，快救救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吧。
在汉姓后加一“佳”字，即从汉民变为满民。如：原名王进，改为满族后为“王佳·进”。
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部分，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也无法抹去这一页历史。即使在将来满族文化也会继续存在并且发扬光大。而那些清宫剧不属于满族文化，而是某些挣钱不要命的文人在借用历史消遣大众。
必要性嘛，因为文化要多元啊，你看看美国就知道了，他们甚至能让敌人的文化在国内大肆传播，更何况现在的满族又不是敌人，而且再不搞只怕快没了，你看看还有人会说满语吗？好多少数民族都快被完全汉化了，这可不是好事，文化是越多元越好的，越单一越差，也算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吧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满族文化太落后了，还是不要写了，还是多鼓励现在满族接受汉文明的教育不要在固执了，任何国家没有受过汉文明的教育就是野蛮人。
满族：1、是一个悠久的渔猎民族，满族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和茶啊冲文化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 满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2、旧称满洲族，族人旧称旗人。1635年，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纳入八旗之下，满族雏形自此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洲族改称满族。3、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当是肃慎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4、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在清代隶属于满洲八旗的一些锡伯、索伦等在当代则成为了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不属于满族的独立民族。1980年代，成立了新宾、岫岩、凤城、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北镇、围场、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5、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满语为gusa（汉音固山）。满洲人运用八旗子弟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 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36年建立清朝6、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吉林东辽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7、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满族补绣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8、满族人能歌善舞。其先世靺鞨人的舞蹈具有战斗风格。女真人的习俗，“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大金国志》卷39）明代女真人乘兴起舞，并有琵琶伴奏，大家拍手而歌，特别是在节庆宴会上，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节奏和谐，一人领唱，众人皆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后，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久居关东的满族人，经常举行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曾盛于北京，流传到关东的“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为满族人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晚清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满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驰名艺坛的有赵星垣、双厚坪、金万昌、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程树棠、荣剑尘、常宝馥、连阔如、侯宝林、关学增等。这些曲艺表演家，其表演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9、民国以后，满族的好多民间艺术已经失传了，快救救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吧。
这不像是一篇论文。
除夕，好热闹啊！人们忙得不亦乐乎，贴了对联又挂年画；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就像在锅里炒芝麻似的接连不断；啪啪啪的焰火声就像北京天安门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似的，穿过了大街小巷，穿过了高楼大厦，把漆黑的夜晚照着得如同白昼。家乡的除夕之夜到处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夜幕降临了！等候多时的我和姐姐高兴地拿出了“万花筒”。我兴冲冲地拿了焰火和打火机，准备实施我除夕之夜的第一个计划——放焰火。我们放的第一炮是“一啸冲天”，随着一声巨响，天空顿时如同白昼，好壮观哦！紧接着是“天女散花”，所谓天女散花，顾名思义，那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场面。你看，果真不出所料，仙女们在天空中把一篮子花毫不怜惜地撒向人间。那些花在空中飘飘悠悠，美丽极了！刹时，空中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和姐姐高兴得手舞足蹈。随后，我们又放了 “降落伞”、“七仙女”、“百花奔放”…… 我除夕之夜的第二个计划，毫无疑问，当然是看春节联欢晚会了。我们一家子环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等候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到来。高兴之余，突然爸爸的脸阴沉下来。我想：爸爸这是怎么啦？容不得我多想，爸爸此时拉开了话匣：“现在的日子真是天堂的日子啊！”爸爸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急忙追问“爸爸，什么天堂的日子啊？”爸爸此时旋小了电视机的音量，对我们说：“孩子，你们是不了解的呀！过去我们这些老百姓可苦啦！” “你们看到今天年夜饭桌子上的菜了嘛，多么丰盛。这要是在过去，想都不敢去想啊！”爸爸点着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我常听你爷爷说，他那个年代，过年能有肉吃，就满足了，就有许多人羡慕。我记得你爷爷的这么一件事：那年春节前，你爷爷挑了一担旧书到后周去卖。他用卖书的钱买了一刀肉，回来总舍不得吃。想吃肉了，就朝挂着的猪肉看看。几个月过去了，那挂肉仍好好地话着。一天，你爷爷用木梯爬上去一看，只剩下一张皮了——肉全被老鼠吃了！就这样，人舍不得吃，却成了老鼠的美餐，多么的可惜啊！”说着，爸爸站了起来，用手比划着，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小孩现在简直是掉进了蜜罐里，什么没有得吃呀，过年出去拜年，餐桌上是‘三层楼’啊！特别是近几年，改革开放，农民走上了致富路，生活水平提高了，餐桌上的变化更大。连天鹅肉都能吃到。你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是啊，现在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提高了不少。这一切，全靠党的富民政策好，全靠党的领导好啊！ 今年的除夕之夜，我们贴对联、挂年画、放焰火、看电视，尽管是忙了一点，但称得上是丰富多彩，使我在忙碌之中学会了许多。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听回忆”，爸爸的一席话使我对过去了解了许多…
作文要自己写，不能投机取巧
满族：1、是一个悠久的渔猎民族，满族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和茶啊冲文化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 满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2、旧称满洲族，族人旧称旗人。1635年，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纳入八旗之下，满族雏形自此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洲族改称满族。3、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当是肃慎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4、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在清代隶属于满洲八旗的一些锡伯、索伦等在当代则成为了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不属于满族的独立民族。1980年代，成立了新宾、岫岩、凤城、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北镇、围场、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5、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满语为gusa（汉音固山）。满洲人运用八旗子弟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 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36年建立清朝6、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吉林东辽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7、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满族补绣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8、满族人能歌善舞。其先世靺鞨人的舞蹈具有战斗风格。女真人的习俗，“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大金国志》卷39）明代女真人乘兴起舞，并有琵琶伴奏，大家拍手而歌，特别是在节庆宴会上，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节奏和谐，一人领唱，众人皆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后，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久居关东的满族人，经常举行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曾盛于北京，流传到关东的“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为满族人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晚清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满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驰名艺坛的有赵星垣、双厚坪、金万昌、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程树棠、荣剑尘、常宝馥、连阔如、侯宝林、关学增等。这些曲艺表演家，其表演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9、民国以后，满族的好多民间艺术已经失传了，快救救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