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古歌整理与研究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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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古歌就是布依族民间产生的一种韵文体古史歌或史诗。布依族古歌语言生动朴实,想象力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在布依族人民中广为传唱。民国时期布依族古歌始受到关注,并有意着手搜集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布依族古歌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成果丰富。文章对布依族古歌近百年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成果做综合论述,意在理清思路,展望未来。
一个自然问答系统需要接受用户使用自然语言输入的问题,通过与外部知识库进行交互,生成另个自然语言形式的答案。它是一个典型的序列转化任务,可以使用序列到序列学习(简称为“序列学习”)框架建模[10]。例如,如图1所示,对于问题“诗人泰戈尔有什么成就?”,为了生成正确、一致、流利的自然答案,系统需要首先识别问题中的主要主题实体“泰戈尔”,进而从外部知识库中检索出能够回答该问题的事实(泰戈尔,主要成就,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基于匹配的事实和输入问题自动生成答案正确、内容丰满、形式自然的答案“印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布依族古歌的搜集与抢救
贵州省民族众多,民族民间文艺蕴藏丰富。由于诸多原因,直至清末贵州民族民间文艺的发掘才始有人关注。清末布依族学者莫友芝、郑珍等在修撰贵州地方志时开始零星记载布依族古歌。民国时期,贵州省各地方志始开辟专目介绍布依族古歌。抗战时期,出现了《贵州苗夷歌谣》 《定番县歌谣丛录》等一批少数民族歌谣搜集整理作品。布依族古歌首先被从生长的土壤中标本式地抽取出来。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大夏大学于1938年设立社会调查部,由社会学家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工作。社会研究部尤其关注当时占贵州人口比率高达40%的苗、仲(壮族支系)、夷(布依族)、水、僮(即壮族)、侗等“苗夷”族群的调查与研究。社会调查部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 《威宁大花苗语字汇》 《贵州苗夷歌谣》 《定番县歌谣丛录》 《西南采风录》 《贵州苗夷影荟》等民族社会调查成果。陈国钧每次到基层做民族调查时,附带搜集了布依族、苗族等民族千余首歌谣,最后编成《贵州苗夷歌谣》(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和《定番县歌谣丛录》 (《新大厦》 第1卷第3期)。
布依族古歌的大规模发掘整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下半年,贵州省组织了由田兵、刚仁领导,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和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有关人士参与组成的民间文学工作组,开展了长时间的民间文学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1959年,为抢救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贵州省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民间文学工作组,该工作组做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抢救、搜集工作,整理和编印了一批贵州布依族古歌资料。这批布依族古歌资料集中收录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民间文学资料》的布依族古歌主要有:《布依族苦歌酒歌》(《民间文学资料》第20集,1959年)、《布依族情歌新民歌》(《民间文学资料》第28集,1960年)、《布依族古歌叙事歌》(《民间文学资料》第41集,1963年)、《布依族情歌》(《民间文学资料》第42集,1963年)、《布依族古歌叙事诗情歌》(《民间文学资料》第45集,1980年)、《布依族对歌》(《民间文学资料》第47集,1982年)、《布依族酒歌叙事歌》 (《民间文学资料》第63集,1984年)、《布依族古歌丧葬歌》(《民间文学资料》第65集,1984年)等。这套《民间文学资料》“不仅在贵州文化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此阶段布依族古歌的搜集与抢救为后来布依族古歌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符号学诗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前人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如今已经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分析方式进入了大学教学当中,在法国和中国的许多高校中都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是我们仍应看到,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评论仍存在一些局限:纯粹形式主义的批评,不去解释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也不剖析作者创作的意图,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而不能取代全面的诗歌评论;而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于诗歌的解读多数是一种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感性认识,因此对形式主义的批评接受、理解程度仍不够;再者,形式主义的批评同样也无法指导诗歌的创作,这是其另一局限性。
■布依族古歌的整理与出版
本土化妆品品牌应将性格差异与心理分析应用于化妆品营销4P策略的制定中。深入了解消费者对于化妆品心理诉求,有助于商家提供符合消费诉求的产品与服务。企业可以参考消费者性格差异,进行市场细分,为不同类型消费者提供差异化服务。在价格方面,营销人员可以依据不同消费者的价格感知差异开展不同的定价策略。同时,在渠道选择方面,企业可以依据性格因素,提供差异化购买途径。并且,针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者,营销人员应设计不同的促销策略。
进入21世纪,布依族古歌的研究逐渐向多学科、多视角深入。其中主要涉及布依族古歌的宗教哲学研究、生命美学研究、审美文化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宗教哲学方面,《论布依古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从天地起源、人类起源和万物起源3个方面论述了布依古歌中包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布依族古歌的宗教性及其社会价值》主要以文化生态视野论证布依族古歌的生存价值。《布依族祭祀仪式与古歌展演》认为布依族古歌仪式承载着布依族的民族精神情感与信仰。生命美学方面,《论布依族古歌的生命意识》认为布依族古歌充溢着布依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试论布依族古歌的生存价值及传承意义》强调重视布依族古歌所蕴含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布依族古歌中的精神文化研究》主要分析布依族古歌中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审美文化学方面,《布依族聚居区古歌审美文化研究》探索布依族古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文化意蕴。《文化生态视野下布依族古歌的传承》探寻古歌传承路径。《自然、社会与文化因素剖析:布依族古歌的产生》认为布依族古歌的产生与布依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实践活动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语言学方面,《试论布依族民歌的语言特色》认为布依族民凝练简洁,富有音乐性。《布依族情歌语言的审美特征与布依族人的审美意识》发掘了布依族古歌的语言审美特征。《布依族古歌有声语档建设初探》尝试用数字化手段来抢录处于濒危状态的布依族古歌。
■布依族古歌研究的新进展
1986年,贵州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理论研究。”至1993年,贵州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民间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表了大量的布依族古歌研究文章。1986~1993年贵州省及各地州编辑出版了布依族古歌研究文集3种。1994年,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抓文化立体考察、抓专著、抓民间文学精品。”此后11卷本《贵州民间文化从书》和10卷本《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出版,《文艺报》 《中国文化报》 《贵州日报》曾发表专文评介这两套丛书。这期间,随着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工作的深人开展,贵州省文联各文艺家协会、贵州省文化厅加入了各民间文艺领域的发掘整理工作,推出不少成果,把贵州布依族古歌的研究工作推向新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后,布依族古歌的整理工作开展顺利,出版了大量布依族古歌整理成果。198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 (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成立,同时,提出了“抢救、发掘、整理”的口号,并动员了200多位会员投入到民间文艺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中。1980~198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翻印了1950年搜集的43集民间文学资料,新印《贵州民间文学资料》29集。各地州也参与编印了民间文学资料达百余集。许多民间民族文化工作者也积极参与到布依族古歌的搜集、翻译、整理工作中。班元信搜集整理有《布依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讯河搜集整理有《浪哨歌·布依族情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黄世贤、毛鹰搜集整理有《浪哨歌——黔西南民歌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亮明等搜集整理有《布依族酒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杨有义搜集整理有《布依族酒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黎汝标,黄义仁等搜集整理有《布依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黄荣昌搜集整理有《布依族礼俗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郭正雄收集整理有《黔中布依族歌谣选》(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郭堂亮收集整理有《布依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这些布依族古歌均采用布依文记录,汉文意译,为布依族古歌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布依族古歌的普及选本也多有出版, 如《布依族民歌选》(朱吉成编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82年)、《布依族古歌叙事歌选》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编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82年)、《布依族古歌选》(兴义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1981年)等。贵州这一阶段的民间文艺工作,以资料编印的数量最多、最系统,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和赞誉。
随着布依族古歌整理成果的丰富,布依族古歌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布依族古歌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布依族文学史》 《布依族文学史》 《布依族文学史》陆续出版。由于布依族古歌是布依族文学发展史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布依族文学史均将布依族古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阐述,为后来的布依族古歌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了伍文义、刘之侠、康家伟、杨明等一批涉足布依族古歌理论的研究者,发表了一定数量富有创见的论文。
布依族古歌的整理与出版最突出的成就是歌谣集成和系列丛书的整理与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贵州省开展文艺集成志书的调研与普查工作,2003年初完成《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贵州卷》各分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调查和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歌谣集成·贵州卷》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卷》 《中国歌谣集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卷》 《中国歌谣集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卷》 《中国歌谣集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卷》等集成。其中《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卷》用布依文记录,汉文意译,其内容广泛,基本囊括了布依族各种形式的古歌作品,其内容分类编排大致分为:创世歌、历史传说、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等,以歌词为主,凡能唱或配乐的古歌都要表明曲调名称,书末附有代表性的曲谱。2013年,由国家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的《布依族口传歌谣系列丛书》(含《布依族传统礼俗歌选》 《布依族传统恋情歌选》 《布依族传统叙事歌选》)在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主编郭堂亮先生表示,《布依族口传歌谣系列丛书》“采用新创布依文和汉语对照的形式,展示了布依族传统经典歌谣的无穷魅力以及布依族新文字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重大作用”。
3)结构思考力是期刊高级管理人员的必备技能。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学者罗伯特·卡茨曾指出,高效的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技术性技能、人际性技能和概念性技能等3种技能。结构思考力是概念性技能中最重要的技能,有助于高级管理人员对遇到的难题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分析判断并制订对策方案,从而推动工作的高效开展。
2014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黄德林研究员所著的《文化生态视野下布依族古歌生存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可谓布依族古歌研究的总结性成果。黄德林研究员长期深入布依族地区收集了丰富的古歌文献和田野资料,为该著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化生态视野下布依族古歌生存价值研究》从宗教、历史、民俗、社会、文学艺术、学术等6个方面对布依族古歌产生的社会和生态根源、布依族古歌的流布与区域传承、布依族古歌分类和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体例完整、脉络清晰、论述严密,多有创新和突破。比如阐释布依族古歌的流布与区域传承时,黄德林研究员认为古歌分布与布依族不同土语区和布依族语言的使用密不可分;在阐释布依族古歌和民间音乐的关系时,提出了同源关系和变异关系的理论。这些探索都是发人所未发的新观点。
■存在问题与思考
布依族古歌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社会科学价值以及自然科学价值极其丰富,是传承和弘扬布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布依族古歌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笔者以为布依族古歌的研究当务之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
一是布依族古歌的文献整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依族古歌流失严重,因此加紧搜集、整理、翻译布依族古歌,并将布依族古歌音影和文本进行汇编整理,最终汇集出版《布依族古歌音影有声集成》 《布依族古歌文献大系》或《布依族古歌文献集成》。布依族古歌文献汇编可以达到永久保存布依族古歌的目的,同时也为布依族古歌研究提供更为集中的文献引证材料。条件成熟,可以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建置《布依族古歌文献数据库》,让布依族古歌研究插上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翅膀,其传播范围会更广。
二是布依族古歌的保护与传承。布依族古歌保护与传承涉及布依族古歌曲谱传承、传承人保护、传承基地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库建设等内容。近年来,布依族地区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在布依族古歌保护与传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2008年布依族民歌(含古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遗”名录。2009年望谟布依族十二部古歌被列入贵州省第三批非遗名录。2011年望谟县被授予“中国布依族古歌之都”。2015年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花山布依古歌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遗名录。不过,当前布依族古歌的保护与传承依然严峻,必须采取政府主导、民间自觉、学校教育等方式来保护、传承布依族古歌。
三是布依族古歌的理论研究拓展。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纵深化的特点,让民族民间文学理论显现出繁荣景象。布依族古歌研究应吸收民族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向多元化、纵深化方向发展。布依族古歌理论研究目前主要从宗教学、美学、审美文化学和语言学等角度进行关照,事实上,布依族古歌理论研究可以尝试着从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布依族古歌目前还缺少全面总结性的《布依族古歌发展史》 《布依族古歌概论》等概论性质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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