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论文的区别与联系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但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来丰富、补充和发展了儒学道德伦理思想。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忠于事实，从而使人的道德价值同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为道德价值观提供了坚实基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怎样“究天人之际”的呢?他在《自序》中说要“正《易传》”，而这正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易传》以变化为天人宇宙的永恒法则，“生生为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息矣，”(《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此，司马迁也认为“《易》著阴阳五行，故长于变”(《太史公自序》)。《易》自东汉郑玄始，将《易》归之为三，“易简，变易不易”，而司马迁在此特别强调“变易”，可谓正切中要害，并为其治《史记》的哲学依据。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基于自然与人事之间有统一关系的认识论基础,而且根本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子的人文思想文化的积极影响。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史观不同,司马迁肯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对历史上出现的革命和政治改革,总是采取赞美的态度。他对法家如吴起、商鞅、秦始皇等,尽管从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但对其变法取得的成功,则加以肯定。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盛衰不是偶然的,史家则应“原始察终,见始观衰”。而历史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向来的历史以政治为中心,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司马迁却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自觉地有意识地总结、研究经济问题。在记录整个人类的活动中,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和下层社会的力量,在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如在世家中加入了陈涉,列传中的游侠、刺客、滑稽等大都是平民。他还重视维护华夏的统一,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反对掠夺侵暴。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在这方面,司马迁以孔子作《春秋》深自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使对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而《封禅书》则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动;《酷史列传》中则如实写汉代残酷的吏治;《平准书》里则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则揭露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纵无耻。司马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把他的歌颂更多地给了具有优良品德和反抗精神的下层人民和许多不为当时官方舆论所容的人物,以及遭受迫害打击的忠臣良将;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敍述来体现的。

（2018·孝感）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东汉史学家班固评价这部著作：“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部著作是：《史记》。（2018·随州）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司马迁秉笔直书，其作品《史记》成为史书的典范。（2010·恩施）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是《史记》。（2014·襄阳）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是《史记》 。

李陵事件后，司马迁为其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将要被杀。死刑可以用两种方式代替，一是花钱买命，二是接受腐刑，就是把男人阉割。司马迁刚刚给《史记》写了个开头，他希望继续写下去，因此不能死，他又没钱，只能选择腐刑。被阉割是男人的奇耻大辱，因此他用一些古人奋发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在书写的过程中，可能就带有他一定的个人情感。比如写项羽，感觉就像在写小说，就是突出项羽的英雄主义色彩。又如写汉武帝，写了很多汉武帝的毛病，对汉武帝一顿很批，可能他觉得自己没什么错就被处以宫刑，在他自己的文章里报复了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