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科普论文选题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际权威机构都一致认定目前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的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向联合国咨询，联合国在8月27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做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问答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当前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指责和担忧，其实是在某些极端组织的有意误导之下，由于普通公众对生物学知识的缺乏，而出现的社会恐慌。围绕它的争论，并无多少的科学含量，很难再称得上是一场科学争论。 事实上，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五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约有五百人死亡。

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我觉得有以下几点：一、药物对受体（或其他靶点）的选择性，这是最重要的，选择性的高度决定了药物副作用的大小（不是绝对的，总有例外），受体分为很多亚型，同一类受体不同亚型介导的药理作用可能有天壤之别，比如肾上腺素受体，α受体和β受体介导的药理效应完全不同。二、药物的立体构象，如果药物分子本身具有手性，那么左旋体和右旋体的药理效应也可能完全不同，通常来说左旋体更加有效，比如左氧氟沙星的功效就是消旋体的2倍，再比如奎尼丁和奎宁这对对映体，一个用来治疗心律失常一个治疗疟疾，是不是有天壤之别呢？三、药物对组织的亲和力，药物对组织的亲和力也决定了药物的选择性，因为不同的药物靶点（我这里不单指受体）的分布是有组织特异性的，有些药物对一些组织的亲和力就是高，这样就决定了药物作用的主要部位。比如碘，对甲状腺的亲和力就是很高，有些脂溶性药物，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发挥调节中枢的作用。当然这种特殊的亲和力也比较容易造成药物的蓄积，这是我们慢性给药后要注意的。四、种属差异，这一点在抗菌药物里体现的特别明显，人没有细胞壁，很多抗菌药物的靶点是细菌细胞壁的合成过程，因此从药理机制上讲它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反应，当然会有其他的不良反应。五、最后要说的是联合用药导致的药物相互作用，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比如两个药物竞争同一代谢酶、同一血浆蛋白、同一转运体、同一排泄部位等，都会可能影响到彼此的药效。以上就是我的解答，满意就请采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