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年—1962年）郭沫若（1892年—1978年）范文澜（1893年—1969年），《中国通史简编》顾颉刚、钱穆《国史大纲》、徐养秋、傅斯年等。
左丘明，《春秋左氏传》的作者。这部编年史，在《春秋》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丰富和充实，使得这部书成为史料丰富、文字流畅生动的史学名著。司马迁 《史记》的作者。这部史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场景、事件无不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在取材上参考了很多来自皇家收藏的历史文献，以及他还采取了不少古代传说，使得这部著作别具一格。班固《汉书》的作者范晔《后汉书》的作者 这部断代史内容很丰富，取材于《东观汉记》这些比较原始且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传记后面还有非常出色的评论。范晔文学水平很高，能写出很优秀且富有深意的骈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作者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左丘明（约公元前502~约公元前422），《春秋左传》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班固（32年~92年），《汉书》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常璩（大约291年~361年），《华阳国志》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刘知几（661年~721年），《史通》杜佑（735年~812年），《通典》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郑樵（1104年~1162年），《通志》洪迈（1123年~1202年），《容斋随笔》周去非（1135年~1189年），《岭外代答》赵汝适(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诸蕃志》马端临（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汪大渊(1311年~ 1350年)，《岛夷志略》李贽(1527～1602)，《史纲评要》张燮（1574年~1640年），《东西洋考》顾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读通鉴论》王鸣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章学诚（1738年~1801年），《文史通义》
中国十大历史学家及理由 1、 左丘明 2、 司马迁 3、 班固 4、 陈寿 5、 范晔 6、 刘知几 7、 杜佑 8、 司马光 9、 章学诚 10、梁启超 1、理由一，左丘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奠基人、先秦史官文化时代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史学家、相传他所著《左传》与早前的《尚书》相比，应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堪称中国史学形成的标志；理由二，《左传》与五经中的《春秋》有明显的互文性联系，其记人叙事不但更清晰完整，而且史料更丰富，范围远超出一国一地，对社会重大发展变革更加敏锐，典籍专家孔颖达特别指出“传实经虚”以示区别；理由三，《左传》作为纪传史学的最早范本，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尤擅战争描写，许多场面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和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人物性格鲜明，夹叙夹议手法简洁，述评公允，对人事的预言精准。 2、理由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汉史传文学泰斗，他的史学地位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大师；理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对汉族与周边多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视同仁，首开记录社会经济的范例，不但有耿直犯颜的公义勇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而且，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的整体构思、对史实因果关系的精辟分析、层次分明而五种类型相融的体例编制所具的原创性，都堪称千古典范；理由三，《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表现出发愤著书的顽强毅力，其人物之鲜明丰满、叙事之简洁老练、语言之丰富多彩都代表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3、理由一，班固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中国断代史学第一人，传世名著《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经班氏家族门生四人之手历数十年呕心沥血而成；理由二，班固治史意在追述西汉帝业，“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体例仿效《史记》而有所增删，内容因事命篇，述及五朝70余年大事，开创了以群雄夺权为始，以篡权贼臣被诛告终的断代记述新格局；理由三，班固叙事规模宏大，内容广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外征战与国际关系、物质生产与文化交流，以五行灾变说来取代司马迁的兴衰规律论，观念有蜕化而体例有改进，对后世官方正统史学影响深远。 4、理由一，陈寿是西晋时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其史学名著《三国志》属首次撰述的当代史书；理由二，陈寿以天下大事分合有律的史学理念整体观照纷争战乱，魏、蜀、吴三书贯通编撰，既相对独立、各有君臣朝纲，又相互勾连、浑然一体，宏伟地展现了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全过程，开创了以帝王年号划分史界的先例；理由三，陈寿治史，首先确保史料的原真性，同时又带入忌讳与美饰笔法，详略主次褒贬取舍合度，力避“讳败夸胜”，编撰特点在于突出英雄的谋略作用，文臣优先于武将，其优美文笔和精彩纷呈的战争权谋描写，直接影响了经典小说《三国演义》。 5、理由一，范晔是南朝首屈一指的史学家、纪传史学的代表作家、种类繁多的东汉史之集大成者和佼佼者；理由二，他“详观古今著述”，自成一格，“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纪传体例虽非他独创，但因他而成熟完备，列传叙事，以类相从，所述广泛涉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许多民族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理由三，他的《后汉书》力图“正一代得失”，其主观史学特点鲜明，猛烈抨击外戚后妃干政、军阀权贵暴乱的现实，多有真知灼见，作者自称其文采杰思为“天下之奇作”，但叙事过于简略，引起许多史家为其作注，今本《后汉书》即加入了司马彪《续汉书》志30卷为补注。 6、理由一，刘知几是中国史学走向自觉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唐朝史学泰斗，他打破了学术界独尊皇家正史的局面，私撰《史通》代表了盛世史学的最高成就；理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巨著的《史通》，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千年史学的成果，突出了纪传体史学的正统主流地位，其学术范围“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指斥史界弊端，以为鉴戒，为史书规范化和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他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的对立统一，既注重史料考据核查，又强调公义之名、教理之善，并把义理置于真相之前，他对中国史学方法论和史官制度的成熟具有指导意义，并发展出史学评论分支学科。 7、理由一，杜佑是中晚唐时期最重要的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奠基人、社会风俗史的开创者，他的代表作《通典》建立了认识社会结构的新体系和历史编纂的新系列；理由二，他治史的超前性在于率先从政体入手“探讨礼法刑政”，从过去对个人作为的描述兴趣转移到追寻社会制度变革的因果关系，他著名的“理道”说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论发展为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政理”掌握，堪称史学创举；理由三，他以社会进化观反对是古非今论，力主“随时立制、既弊而变”，启发了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萌芽，他重视以家庭为细胞的经济基础与礼仪伦常关系的考察，开创了社会风俗史研究的新范畴，预示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8、理由一，司马光是西汉以后千年一现的史学大师、不但代表了宋朝史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把中国编年体通史发展到巅峰状态；理由二，他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多人协力的集体智慧，皇帝御赐书名并提供思想指导，其书规模宏伟、结构严整、秩序井然，纵览1362年史实，范围也超越了治乱兴衰，开创了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思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鉴学派；理由三，它首次将“国家兴衰” 与“生民休戚”并列的先进史学观意义重大，对历次农民起义给与了更多关注与反省，其感慨论评虽为权谋之术，体现了正统保守观念，以资当朝借鉴，但其民本之思、法制之识、和平之意、用贤之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朝政及史家。 9、理由一，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清王朝盛极而衰时代史学界的领头羊；理由二，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30年心血写成“性命之文”《文史通义》,以臻不朽，立意纠正“世俗风尚”之偏颇，校勘文史诸论之讹误，主张文与史互通互义，复兴先秦跨学科融汇的优良传统，并脚踏实地建立起庞大的学术体系；理由三，他以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念发展了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充分发挥史学叙事论理、经世致用的功能，认为六经诸子皆为史，可通用通变，他在修正整理旧史、考证史书体裁演变源流、提倡方志专修、强化学术基本功训练方面的贡献均直接影响到近代和现代史学。 10、理由一，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史学家、史学革命的发动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奠基人；理由二，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比较文化等学科多有建树，是引进宣传西方文化及史学并用以改造国学的旗手，新世纪之初接连发表重要史论《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终结了近代旧史学，拉开了现代新史学的序幕；理由三，他清算了两千年中国官方史学的弊端，批判“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倡导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人民史观，他把史学革命推广到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领域，其史学救国论震惊朝野，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平心而论，他对史学的破坏性贡献要大于建设性。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吕思勉（27—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3 “国宝”—— 陈垣陈垣（12-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1 百年博学人才—— 陈寅恪陈寅恪（3—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有：【梁启超】、【章炳麟】和【王国维】。
安作璋先生，汉族，中共党员，1927年生于山东省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和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在秦汉史、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领域均有独特贡献。1978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荣获首届山东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是5位获此殊荣的著名学者之一。安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主张治史贵在乎通，其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通史、地方史、文化史、文献学等领域，筚路蓝缕，建树破丰，终于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主要著作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史集》、《秦始皇帝大传》（合著）、《刘邦评传》(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武帝大传》（合著）、《汉光武帝大传》（合著）等，其中6部由中华书局出版。主编《中国史简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秦汉史》（合著）、《山东通史》（600多万字）、《齐鲁文化通史》（合编，350万字）、《中国运河文化史》（195万字）、《济南通史》（300多万字）、《经世大典》、《中国通史·秦汉卷》（合作）、《中国吏部研究》、《治国方略丛书》（5册）、《郑玄集》（上下册）、《郝懿行集》（7册）、《山左名贤遗书》（20种）等。此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奖代表作：《秦汉官制史稿》被学界评价为“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刘邦评传》被学界评价为“不仅是刘邦个人的传记，而且还是一部翔实的西汉开国史”，“其中不少人，可以说是在司马迁、班固为他们作传后第一次对他们作了科学的评述”，199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山东通史》被学界评价为“地方史研究中的开创之作，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突出成果”，199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安作璋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已被收入《中国名人大词典》、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大词典》等多种传记、词书中，深受国内外学人的尊敬，被誉为“秦汉史之大家”。1989年10月，他应日本关西大学和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老目前除了继续培养博士生以外，仍旧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此外，安老也喜欢书法，其书法典雅隽秀，带有书卷气，日本学者视若珍品，但他从不轻易示人，亦不轻易为人题签，认为自己的书法只是一种自我陶冶，不足为他人道也。虽然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他的足迹却留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他登过河南的嵩山、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以及山东的泰山、崂山。他也到过许多历史名城和古代遗址。这对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游山玩水，而主要是借此开拓胸怀，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史的格言，也是安老生活中的一种乐趣。2007年“安作璋教授从事历史研究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座谈会”召开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班固《汉书》，谈迁《国榷》
司马迁 史记班固 汉书范晔 后汉书房玄龄 晋书 沈约 宋书 魏徵 隋书 欧阳修 新五代史宋濂 元史 张廷玉 明史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幼年在乡读私塾，后到中学，1914年到日本留学，学习医学。此间改名为沫若，以取家乡两条大河——大渡河(古称沫水)、青衣江(古称若水)之名。五四运动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1919年到1920年，他创作了几十首充满革命激情的白话诗，1921年以《女神》为题，结集出版，这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1921年，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建了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但他认为“要使祖国早日觉醒”，“必须创立新文学”，乃弃医继续从文。这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并表示马克思、列宁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导师”。1924年，他回到国内，参加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反动面目。南昌起义后，他赶赴南昌，并在南下广昌的路上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此后，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悬赏缉捕，党组织安排他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克服经济上的拮据和资料的匮乏，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很多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国内。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业已开始，郭沫若在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厅长。1940年以后，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批历史剧，其政治性、艺术性都十分强烈，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稍后，他又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时期他又写了《奴隶制时代》等历史论著，主编了《中国史稿》，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本。教材中所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作于1930年。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当时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说明了古代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不容置疑地指出，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从而对否认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少年时受同乡章炳麟影响，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后到沈阳、河南任教，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教员，后升教授，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五卅运动爆发后，参加反帝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1927年后，在北京一些大学授课，写作了一些考据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河南任教的范文澜积极宣传抗日，因受校方干涉，愤然辞职，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再次入党。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和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受中共中央委托，编写中国通史。1941年和1942年，《中国通史简编》分册出版。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部著作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说明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界担任领导工作，1969年7月病逝。其所著论文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于1979年出版。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学电机工程，1926年大学毕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撰文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著名的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其著作多被当局列为禁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30年代的一些观点，如鸦片战争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殷周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等，至今仍有一定影响。40年代，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界、中央党校任职。著有《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等。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赴美留学，归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其间写了大量史学论文和《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任职，领衔编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含冤去世。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自幼受家庭影响，学习四书五经，1922年到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1930年回国，先在东北，后到北京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到重庆，边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边进行史学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教授历史，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胡绳，笔名薄韧，江苏省苏州人。中国当代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思想方法》、《怎样搞通思想方法》、《二千年间》等。 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1893年生。江苏苏州人。近代史学家。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亦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著有《古史辨》、《尚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著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海瑞罢官》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1969年10月10日含冤去世。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秦 淳于越汉 董仲舒 蔡邑唐 萧国丈后来还有个王国维
宋代语言文字之学对古代文献的影响，体现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欧阳修：北宋代古文献学重要学者，著有《易童子问》《诗本义》《集古录》等，参与编纂《崇文总目》，撰其类序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古文献学家，著有《三经新义》《字说》等，重义理，轻训诂，开宋学之先河。郑樵：南宋考据学家，著有《通志》,其古文献成果体现在《通志·二十略》,目录学方面继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把小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洪迈：南宋考据学家，著有《容斋随笔》，义理考据并重。朱熹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与不足：朱熹(南宋)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宋代古文献学集大成者，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及后人所编《文集》与《朱子语类》。其古文献学特点：主张分析义理与训诂考证相结合，即集理学之成，又畅考据之流；考辩群书，指伪摘谬，在辨伪原则方法上成就显著；重视校勘，得失相兼；力求说解文字简要明晰。王应麟：南宋古文献学方面考据见长，著有《困学纪闻》王若虚：金朝著名古文献学家，著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史记辨惑》，考辩以史实为中心
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郑樵《通志》200卷，为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史，其有关文献学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有：【梁启超】、【章炳麟】和【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