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今可见者有《国朝典故》本、罗以智校传抄明抄本、罗振玉影印天一阁本。1938年冯承钧据罗以智本为底本，参校以一﹑三两本，成《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内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除上述原本之外，《星槎胜览》还有一种改订本。据前引冯氏《星槎胜览校注》“序”，改订本可考者共有八本，曰古今说海本，曰历代小史本，曰纪录汇编本，曰百名家书本，曰格致丛书本，曰学海类编本，曰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同），曰逊敏堂丛书本。另据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及《中国丛书综录》，可将该书版本分为如下两类：一类为二卷（或前后集）原本，有天一阁两卷本（即天一阁藏明钞本，《六经堪丛书初集》本或“东方学会排印本”或“东方学会复刻天一阁两卷本”或富晋书社民国据天一阁藏明钞本铅印一册本同）、国朝典故本（朱当■〈氵眄〉、邓士龙本相同）、罗以智校传抄明抄本、上虞罗振玉景印天一阁本（广州中山大学印本或“广州中山大学覆刻者”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文史研究所“史料丛刊”本同）、冯承钧校注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本（即冯承钧著《星槎胜览校注》，1938年初版，1939年再版，1954年12月中华书局用此商务印书馆原版重印）四种版本；另一类为四卷（或合为一卷）本，有古今说海本（清道光年间邵松年单刻本和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同）、历代小史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或“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同）、纪录汇编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纪录汇编”本或“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纪录汇编》本”同）、百名家书本、格致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同）、逊敏堂丛书本八种版本。因此，《星槎胜览》共有十二种版本。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王钟翰师从邓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此事传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辗转找到邓之诚，要他处理。邓听说后，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将王钟翰叫到家中，嘱他“再喝一杯”。又说，若想喝酒，以后尽可来喝个够。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之诚说：“好了，你回去吧。”邓之诚著史，然偏爱野史。他读书札记汇成《骨董琐记》 ，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前面方介绍了“邸报”，后面就记录起乾隆年间的米价，乃至“葫芦器”、“日本刀”，被人目为天下第一“闲书”。邓氏是杂而到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 《红楼》 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忆及，当他将书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把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学人张中行说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学运动方兴时，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目为典型的“老派”。据说他憎恶白话文，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而邓之文言，也实在地道，张中行评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文化史上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今的藏书家，很少有在学术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们不乏深厚的学养，可是他们的治学成绩，恰恰像唐代以后的抒情诗，在对某一种意境的描写上深入细致，或者对某种情感的把握上恰当得体，句法也比唐人工稳，但是往往有句无篇，整体气象不足。藏书家们也许在某一个学术细节上成绩可观，对前朝文献的考证，或是只言片语的训诂，断简残编的归属，往往颇具慧眼，一言定论，但是缺乏大体的构建。他们的学术，看起来像是铁路上的道班工人，沿着前人铺就的铁轨，一路修修补补，只有补苴之力，而无开创之功。藏书家们一般学术修养都极为深厚，满腹墨水，可是厚积而不发，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训，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闷死在他们的肚子里。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损失。所以，一旦见到了一个学术上也铺出了铁路建起了大厦的藏书家，就仿佛从唐太宗的陪葬中捡出了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 ，为中国文化挽回了损失，“其欣喜将何如”？邓之诚，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邓之诚原籍江苏江宁，但是生于四川成都，并在四川度过了他大半个少年时代，落地生根，怎么说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给他的满口的四川话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了。幼年的邓之诚就酷爱读书，再加上父亲也算博学之人，家学渊源。幼年入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六代文史，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六朝书史尤为嗜好；随即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研习西学，不久随父到云南，入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 早年的邓之诚先生投身报业，他以笔为工具，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许。武昌起义后，在报纸上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他不仅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还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峥嵘少年，书生意气，这段时期的邓之诚，即使不能视为革命家，也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无论如何，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峥嵘岁月的所见所闻，都被邓先生汇为一编，成《护国军纪实》一书，这本书材料真实可靠，实为不可多得的实录，极具史料价值。1917年，邓之诚先去了上海，同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北上，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兼任《新晨报》社总编辑一职。这样，邓之诚先生完成了从社会活动家和报人向学者的转变。 其实，从少年到中年，总会出现心境的转变，这大概是必须的人生经历，学者也不例外。邓之诚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自小颇具传统学术修养，盛年时期却或多或少反了传统，邓之诚欢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则提倡白话文学，但到中年之时，两人都回归学问，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向传统之学靠拢。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但邓之诚却对新文学向来缺乏好感，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新文学，赞美推举之词也不多见。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却是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占被封，燕京大学的师生遂落入敌手，邓之诚与张东荪、洪煨莲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关入北大红楼，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辅仁大学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这些被捕的教授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这样的囚徒生涯将近半载，1942年，邓之诚等人获释。出狱之后，生活已无着落。这就是他值得称颂的地方。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使邓之诚这个温和的学者屈服，反而催生了两部“狱中奇书”。在狱中，学者们在敌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诗写志，时有所咏，出狱之后，邓之诚把这些诞生于监狱的诗歌汇为一编，各体杂诗共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一共一万余字，公开刊布，公诸于世，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点也不含糊。 从后来邓先生的治学路径来看，显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对他影响较大。邓先生传世的著作多是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子，文风也温柔敦厚，颇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说是老老实实，比周作人更有过之。而且，即使后来他做到了《新晨报》的总编辑，对新文学也缺乏好感。邓之诚一生作为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邓之诚先生从事教育五十年，仅在燕京大学就执教二十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学者黄现璠、谭其骧、周一良、朱士嘉、劳干、王钟翰等。他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善于从前人别集、笔记中辑录整理历史资料，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明斋题识》、《东京梦华录注》等。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如果说《中华二千年史》体现了邓之诚作为历史学家的全局意识和史实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琐记》则显示了邓先生细微之处的考证水平。《骨董琐记》是邓先生博览群书的产物，先成正续编，后来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一书，全书共有“三记”十八卷。该书考释文物，钩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史工作者可以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作资料，以作线索。严格说来，此书并不算是史学著作，书中标题，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简直是搔人痒处，增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据说邓先生光是写初编就查阅辑录了不下两百余种书。 邓之诚性喜抄书，又喜藏书，其藏书室名曰“五石斋”。邓之诚师尊顾序林，于是早年注意收集顾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于藏书之道，渐有所得，后来遂起意收藏图书。邓之诚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时人的集部之书和清代禁书，也钟意于有关风俗、风土资料性质的书。抗日战争前邓之诚的五石斋已收藏了700余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书《青来阁初集》、《西斋集》、《松陵文献》、《士风录》、《蓄斋二集》等，均为稀见之书。邓之诚向来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书而自豪。据说他曾与著名藏书家伦明相比，他有而伦氏无者就有百十余部，可见“五石斋”所藏之富。藏书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邓先生也不例外。他曾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古籍善本，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傅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傅钞本一百零七卷等。藏书家一般爱书如命，拥书自重，珍本图书，一般束之高阁，密不示人。邓先生则没有这种毛病。他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广为散发，嘉惠士林。邓先生晚年撰写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录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600篇小传，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一代诗史，赖之传世。五石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当时的风俗照片。邓之诚收藏风俗民俗的照片的名声远播。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这张照片牵涉到1907年（光绪十三年）北京的一件买官名案，直隶道员段芝贵和庆亲王奕劻父子等达官显贵都是个中丑角。照片拍摄了清末13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十分珍贵。抗战胜利后，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邓之诚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1月6日邓之诚逝世。
《丛书集成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至1937年间陆续出版。该书吸收前两部丛书的特点，以“罕见”、“实用”为收书宗旨，以扩大覆盖面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途径，选定自南宋《儒学警悟》到清末为止的一百部重要丛书，集合刊印。所收汇编丛书有宋代二部，明代二十一部，清代五十七部；地方丛书有四部；专门性丛书有十二部。剔其重复，收典籍四千一百零七种。多数以铅字排印，加以断句，少数不宜排版的采用影印。后因抗战爆发的影响，实际出书为三千四百六十七种，这部大型丛书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采用近代图书分类。其收编的笔记、丛钞、杂说等典籍，可补以上两部丛书之不足，以满足学者们博览纵观的需要。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泰斗，留下了多部作品，以勉励后世之人努力学习。梁启超除了在有生之年留下诸多著作，还曾经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由于其号为饮冰子，因此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梁启超画像《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于《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此文主要歌颂了中国少年的朝气蓬勃，同时寄托了了自身热切希望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能够出现“少年中国”，肩负起建设中国的重任，激励振奋人民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改变国人当时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近代很系统的宣扬维新变法主张，在文中他论证了中国社会必须要改良变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当时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这一著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追捧，也大大增强了梁启超的名望。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是梁启超以及其著作对当代还是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的故居和饮冰书斋已经成为人们了解清末时期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代名流，梁启超的诸多建树、才能光彩纷呈，他无疑是中国近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宣传家。梁启超年谱讲了什么梁启超是我国晚清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仅是一名学者他还是我国最早的维新主义者，同时他还是我国光绪年间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史学家，所以梁启超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所以在我国文学界和历史界都有很多崇拜他敬仰梁启超的人。梁启超照片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这本书的作者是丁文江和赵奉田，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4月1日。《梁启超年谱长编》是近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巨作，在这部书中有很多的历史资料可以供现代学术思想研究者了解和参读，这本书中摘录了梁启超和他的师友往来的700多封书信，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年谱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不仅仅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有编者配上的说明性和评论性的文字，这本书主要记录了梁启超一生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详细时间和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活动。这本书一直从1873年梁启超1岁的时候写到了1911年梁启超39岁，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年谱书，同时它还是一部详细的人物传记。如果你很敬仰这位晚清时期的政治名人梁启超，同时也很感兴趣他的人生经历，你可以去阅读一下这部《梁启超年谱长编》，我相信这部书可以在你对梁启超的研究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梁启超的妻子是谁在我国晚清时期有一著名的学者，他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的人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他改变了我国的封建思想，他为我国的新文化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人们除了想要了解他本身，对他的家庭情况也是很感兴趣的，历史上记载梁启超曾有两任夫人，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这位王夫人为梁启超生下了六个孩子。梁启超的另一位夫人名叫李惠仙。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
谢家福，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
家福，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谢家福著作等身，除编撰有关“军国大事”的书集外，还印刻了《望炊楼丛书》、《磷血丛钞》，
童年、少年 1903年 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北乡憩桥镇。祖父是贫苦渔民，父亲是店员。1911年 春，进镇海县憩桥镇进修学堂。1913年 秋，进修学堂停办，进镇海县贵驷桥宝善学堂。1915年 秋，进湖北汉口德华学校。1917年 德华学校改为汉口第一中学。1918年 冬，汉口第一中学停办。1919年 春，进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德文科。秋，升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留学德国八年 1921年 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毕业后，赴德留学，进德国福莱堡大学。1922年 秋，转德国慕尼黑大学。1923年 秋，转德国土滨根大学，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好处。开始科研工作，研究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和再生。1925年 选定一种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Anguillula aceti）作为理想的实验材料。开始研究醋虫的生活周期和实验条件对生活周期各个阶段醋虫形态上的影响。重视实验方法与技术，学习吹玻璃的技术，吹制实验用微体操作玻璃器 - 微玻璃针、微玻璃管等。欣赏导师哈姆斯教授关于生物的多样性的观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从时间、空间等各种具体条件全面地看问题的思想。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以及此后的研究工作正是贯彻这种思想。1926年 在德国柏林参加显微操作训练班，学习最新的显微操作技术，回到土滨根大学在系里推广。1927年 发表论文《醋虫的生活周期》。1928年 3月，获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4月，任土滨根大学动物系助教。1929年 秋，回国。 在浙江大学工作二十年 1930年 8月，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创建生物学系并任系主任，提出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先后教授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招收研究生后，又教授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研究工作为轮虫（稳定动物）和水螅、环节动物（不稳定动物）的发育过程与再生。1931年 11月，与苏州振华女中教师程亦明女士结婚。1932年 春，发现丰年虫中间性个体，研究其中间性类型、性转变和生殖细胞的重建。1933年 发表论文《轮虫的再生实验》、《细胞常数与再生关系》。1934年 8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大会。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细胞重建的假说。1942年 发表论文《南京丰年虫的二倍体中间性》。研究一种线虫 Cosmocerca sp．的染色体和染色质，发表关于这种线虫未分化体细胞和种系细胞的染色体，染色体异固缩与染色质消减，异染色质与染色中心的形成，染色体极性的测定，异染色质的联结能力与联合染色体的形成等5篇研究论文。兼任浙江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主任。1943年 发表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和《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1944年 发表论文《 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的自然裂殖与再生》、《摇蚊的咽侧体和心侧体》。1945年 发表论文《摇蚊唾液腺染色体的结构》、《色素细胞活动与温度和眼柄提取物浓度的关系》。1946年 发表论文《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在不同温度下的裂殖和分解》。1947年 9月，代表中央研究院赴瑞典参加国际细胞学会会议，错过会议日期，转赴荷兰请会议秘书长详细介绍会议情况，并在荷兰、英国、法国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参观访问，其中包括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1948年2月回到上海。1948年3月，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1949年5月，任浙江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当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会会员。6月，在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任理组召集人之一。会议期间，参与建议成立科学院的活动。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前，一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最初半年里，多次往返于杭州、北京之间，参加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方面研究所的调整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0年 参与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的许多组织与管理工作。春，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研究轮虫的再生和虾的眼柄激素。1952年 在北京作访问前苏联的准备工作。1953年3月，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院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中苏科学合作交换意见。6月初，回到国内，在长春作总结、写报告。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成立，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8月，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组。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5月，被中国科学院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 参加制定国务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工作，并与周培源一起主持制定“重大理论问题”规划。10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7年 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生物学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9月，赴苏联参观访问放射生物学、医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研究机构。1958年8月，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并任系主任。任《中国科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9月，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此后，指导开展了放射生物学（包括放射性自然本底调查、生物对射线的反应、射线损伤的防护、射线引起的遗传效应等）、宇宙生物学（包括建立地面实验系统、生物遥测和生理指标测量仪器，开展全面的地面模拟实验并发射了生物探空火箭）、生物化学、理论生物学（包括生物控制论、信息论、量子生物学等）和生物物理工程技术的研究。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奖金评审委员会委员。1960年 2月，在“全国放射生物学工作会议”上，作有关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的报告。1961年 10月，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11月，访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 8月，在“全国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学术会议”上，作题为《中国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的现状和展望》的报告。10月，在“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作题为《从分子生物学看实验动物学的发展》的报告。1964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上，作题为《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12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 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法国。1970年 3月，陪同郭沫若院长赴尼泊尔参加王太子婚礼，顺访巴基斯坦。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越南。建立“细胞生物学研究组”，任组长，恢复细胞重建的研究，研究课题为《造血系统中或创伤愈合中各种非细胞形态转变为细胞的研究》。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参加《生物史》编写工作。1972年 10月，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1973年 1973年 细胞重建现象得到充分验证。1975年 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应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邀请，提出“关于科学技术基本建设的初步设想”。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奥地利、意大利。1976年 研究组改称“细胞重建研究组”，除丰年虫外还开展鸡胚早期发育中的体细胞重建的研究。不仅观察到鸡胚发育中普遍存在细胞重建现象，还发现卵黄颗粒内有DNA、组蛋白和染色质，卵黄颗粒染色质和细胞核的染色质有同样的结构和行为。1978年 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德国土滨根大学再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5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7月，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 4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研究工作又证实，在小鼠成体的骨髓造血系统中也存在着细胞重建现象。提出完整的细胞重建理论——细胞重建学说。1980年 5月，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对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的报告。1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的“细胞重建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现场示范、展示照片、放映显微缩时电影，将细胞重建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进行讨论。1982年 在《中国科学》上，陆续发表报道应用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观察等方法，研究丰年虫和鸡胚的细胞重建以及卵黄颗粒染色质和DNA的 5篇论文。1983年 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四届全国学术会议”上作《在生物物理学研究中要重视环境因素对生物的作用》的报告。12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科教片《细胞重建》担任科学顾问，协助摄制工作。1984年 科教片《细胞重建》摄制完成并上映。1985年 1月，任《生物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3月，电影《细胞重建》获第五届“金鸡奖”优秀科教片奖，并在第23届国际科技进步电影节上获奖。1988年 3月，德国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9月，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题词：“为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努力奋斗”。1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生物物理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24篇。1989年 11月，电影《细胞重建》获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金奖。1990年 3月，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十周年题词：“十年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对促进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国四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将以更高的要求开展学会活动，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很快成为国际先进的学术团体。”1991年 3月，兼任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教授。1992年 12月，《贝时璋文选》由浙江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48篇，报告、谈话和文章19篇。1993年 秋，开始与芝加哥大学的江昆生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戴华教授夫妇的合作，此后，每年一次在北京进行工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在进行实验工作的同时，开始整理小鼠骨髓、鸡胚、丰年虫、大豆根瘤菌、沙眼衣原体以及染色质和DNA等的实验照片，并起草论文的提纲，至1997年。8月，对生物物理研究所有关同志发表“关于空间生物学”的谈话，指出空间生物学大部分是生物物理学问题，详细介绍环境与生物的关系和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空间条件和地面模拟实验的重要性。希望生物物理研究所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在中国航天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1995年8月，夫人程亦明女士逝世，享年91岁。1998年 5月，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题词：“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实事求是，遵循真理，为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做出更大贡献。”9月，在“庆祝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 奋勇前进》的书面发言。10月，在“贝时璋先生建所思想研讨暨九十五寿辰庆祝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生命与非生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以及碳元素在理论和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性。1999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被收入大型文献丛书《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科技论文>；》卷。2000年 10月，在“庆祝贝时璋先生九十七寿辰纳米生物技术研讨会”上，作“关于纳米生物技术”的报告。11月，开始主编《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的工作，至2003年5月完稿。2002年4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生物卷》编辑委员会主任。2003年6月，开始细胞重建及与之相关的生命科学问题的理论总结，及总结科研工作的经验。8月，《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18篇。2008年3月，贝时璋院士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这位德高望重的国际知名学者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第5个博士学位，一时在国内外科学界传为佳话。2009年10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到家中看望贝时璋院士，并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生日的祝福。国务院办公厅、中科院等部门负责同志陪同看望。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北京去世，享年106岁。
张謇，算么？徐福 ，即徐市，字君房，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著名方士钟离昧 (?一前200年)，汉朐县伊芦乡(今灌云县伊芦乡)人糜竺 (？—223年)，字子仲，汉东海朐(今云台区关里村)人鲍照 (405—466年)，字明远，东晋义熙元年出生于北海郡(今连云港市云台区)石延年 (994一1041年)，字曼卿，其先祖父是幽州人(今北京一带)胡松年 (1086—1146年)，字茂老，海州怀仁(今赣榆县)人李汝珍 (约1763一约1830年)，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直隶大兴人朱自清 (1898—1948年)，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省海州。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谷牧 (1914年一 )，原名刘曼生
童年、少年 1903年 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北乡憩桥镇。祖父是贫苦渔民，父亲是店员。1911年 春，进镇海县憩桥镇进修学堂。1913年 秋，进修学堂停办，进镇海县贵驷桥宝善学堂。1915年 秋，进湖北汉口德华学校。1917年 德华学校改为汉口第一中学。1918年 冬，汉口第一中学停办。1919年 春，进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德文科。秋，升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留学德国八年 1921年 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毕业后，赴德留学，进德国福莱堡大学。1922年 秋，转德国慕尼黑大学。1923年 秋，转德国土滨根大学，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好处。开始科研工作，研究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和再生。1925年 选定一种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Anguillula aceti）作为理想的实验材料。开始研究醋虫的生活周期和实验条件对生活周期各个阶段醋虫形态上的影响。重视实验方法与技术，学习吹玻璃的技术，吹制实验用微体操作玻璃器 - 微玻璃针、微玻璃管等。欣赏导师哈姆斯教授关于生物的多样性的观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从时间、空间等各种具体条件全面地看问题的思想。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以及此后的研究工作正是贯彻这种思想。1926年 在德国柏林参加显微操作训练班，学习最新的显微操作技术，回到土滨根大学在系里推广。1927年 发表论文《醋虫的生活周期》。1928年 3月，获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4月，任土滨根大学动物系助教。1929年 秋，回国。 在浙江大学工作二十年 1930年 8月，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创建生物学系并任系主任，提出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先后教授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招收研究生后，又教授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研究工作为轮虫（稳定动物）和水螅、环节动物（不稳定动物）的发育过程与再生。1931年 11月，与苏州振华女中教师程亦明女士结婚。1932年 春，发现丰年虫中间性个体，研究其中间性类型、性转变和生殖细胞的重建。1933年 发表论文《轮虫的再生实验》、《细胞常数与再生关系》。1934年 8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大会。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细胞重建的假说。1942年 发表论文《南京丰年虫的二倍体中间性》。研究一种线虫 Cosmocerca sp．的染色体和染色质，发表关于这种线虫未分化体细胞和种系细胞的染色体，染色体异固缩与染色质消减，异染色质与染色中心的形成，染色体极性的测定，异染色质的联结能力与联合染色体的形成等5篇研究论文。兼任浙江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主任。1943年 发表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和《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1944年 发表论文《 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的自然裂殖与再生》、《摇蚊的咽侧体和心侧体》。1945年 发表论文《摇蚊唾液腺染色体的结构》、《色素细胞活动与温度和眼柄提取物浓度的关系》。1946年 发表论文《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在不同温度下的裂殖和分解》。1947年 9月，代表中央研究院赴瑞典参加国际细胞学会会议，错过会议日期，转赴荷兰请会议秘书长详细介绍会议情况，并在荷兰、英国、法国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参观访问，其中包括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1948年2月回到上海。1948年3月，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1949年5月，任浙江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当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会会员。6月，在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任理组召集人之一。会议期间，参与建议成立科学院的活动。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前，一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最初半年里，多次往返于杭州、北京之间，参加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方面研究所的调整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0年 参与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的许多组织与管理工作。春，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研究轮虫的再生和虾的眼柄激素。1952年 在北京作访问前苏联的准备工作。1953年3月，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院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中苏科学合作交换意见。6月初，回到国内，在长春作总结、写报告。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成立，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8月，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组。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5月，被中国科学院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 参加制定国务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工作，并与周培源一起主持制定“重大理论问题”规划。10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7年 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生物学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9月，赴苏联参观访问放射生物学、医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研究机构。1958年8月，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并任系主任。任《中国科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9月，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此后，指导开展了放射生物学（包括放射性自然本底调查、生物对射线的反应、射线损伤的防护、射线引起的遗传效应等）、宇宙生物学（包括建立地面实验系统、生物遥测和生理指标测量仪器，开展全面的地面模拟实验并发射了生物探空火箭）、生物化学、理论生物学（包括生物控制论、信息论、量子生物学等）和生物物理工程技术的研究。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奖金评审委员会委员。1960年 2月，在“全国放射生物学工作会议”上，作有关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的报告。1961年 10月，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11月，访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 8月，在“全国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学术会议”上，作题为《中国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的现状和展望》的报告。10月，在“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作题为《从分子生物学看实验动物学的发展》的报告。1964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上，作题为《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12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 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法国。1970年 3月，陪同郭沫若院长赴尼泊尔参加王太子婚礼，顺访巴基斯坦。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越南。建立“细胞生物学研究组”，任组长，恢复细胞重建的研究，研究课题为《造血系统中或创伤愈合中各种非细胞形态转变为细胞的研究》。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参加《生物史》编写工作。1972年 10月，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1973年 1973年 细胞重建现象得到充分验证。1975年 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应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邀请，提出“关于科学技术基本建设的初步设想”。11月，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奥地利、意大利。1976年 研究组改称“细胞重建研究组”，除丰年虫外还开展鸡胚早期发育中的体细胞重建的研究。不仅观察到鸡胚发育中普遍存在细胞重建现象，还发现卵黄颗粒内有DNA、组蛋白和染色质，卵黄颗粒染色质和细胞核的染色质有同样的结构和行为。1978年 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德国土滨根大学再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5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7月，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 4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研究工作又证实，在小鼠成体的骨髓造血系统中也存在着细胞重建现象。提出完整的细胞重建理论——细胞重建学说。1980年 5月，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对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的报告。1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的“细胞重建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现场示范、展示照片、放映显微缩时电影，将细胞重建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进行讨论。1982年 在《中国科学》上，陆续发表报道应用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观察等方法，研究丰年虫和鸡胚的细胞重建以及卵黄颗粒染色质和DNA的 5篇论文。1983年 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四届全国学术会议”上作《在生物物理学研究中要重视环境因素对生物的作用》的报告。12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科教片《细胞重建》担任科学顾问，协助摄制工作。1984年 科教片《细胞重建》摄制完成并上映。1985年 1月，任《生物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3月，电影《细胞重建》获第五届“金鸡奖”优秀科教片奖，并在第23届国际科技进步电影节上获奖。1988年 3月，德国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9月，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题词：“为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努力奋斗”。1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生物物理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24篇。1989年 11月，电影《细胞重建》获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金奖。1990年 3月，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十周年题词：“十年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对促进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国四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将以更高的要求开展学会活动，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很快成为国际先进的学术团体。”1991年 3月，兼任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教授。1992年 12月，《贝时璋文选》由浙江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48篇，报告、谈话和文章19篇。1993年 秋，开始与芝加哥大学的江昆生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戴华教授夫妇的合作，此后，每年一次在北京进行工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在进行实验工作的同时，开始整理小鼠骨髓、鸡胚、丰年虫、大豆根瘤菌、沙眼衣原体以及染色质和DNA等的实验照片，并起草论文的提纲，至1997年。8月，对生物物理研究所有关同志发表“关于空间生物学”的谈话，指出空间生物学大部分是生物物理学问题，详细介绍环境与生物的关系和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空间条件和地面模拟实验的重要性。希望生物物理研究所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在中国航天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1995年8月，夫人程亦明女士逝世，享年91岁。1998年 5月，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题词：“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实事求是，遵循真理，为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做出更大贡献。”9月，在“庆祝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 奋勇前进》的书面发言。10月，在“贝时璋先生建所思想研讨暨九十五寿辰庆祝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生命与非生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以及碳元素在理论和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性。1999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被收入大型文献丛书《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科技论文>；》卷。2000年 10月，在“庆祝贝时璋先生九十七寿辰纳米生物技术研讨会”上，作“关于纳米生物技术”的报告。11月，开始主编《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的工作，至2003年5月完稿。2002年4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生物卷》编辑委员会主任。2003年6月，开始细胞重建及与之相关的生命科学问题的理论总结，及总结科研工作的经验。8月，《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18篇。2008年3月，贝时璋院士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这位德高望重的国际知名学者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第5个博士学位，一时在国内外科学界传为佳话。2009年10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到家中看望贝时璋院士，并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生日的祝福。国务院办公厅、中科院等部门负责同志陪同看望。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北京去世，享年106岁。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繁竖本，可以参考
作者：顾铁卿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自号茶磨山人。生卒年不详、生平不详。所著《清嘉录》初刊于道光十年。日本人也出版其书，称顾禄为才子，(《吴中文献小丛书》) 顾氏能诗善画,曾以所作书画扇面赠日邦人士。《吴门风土记》，光绪十七年本
清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蜀府教授顾铁卿。
”。《四库全书》收入古书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这确是新世纪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鉴于已有文渊阁本出版，可能会有读者提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如何？我们现在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有何实际文化意义？ 按《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此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参见后所举数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 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藏于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文源阁本也即全部毁灭。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全部焚烧，杭州文澜阁本也烧、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有几次搬迁，唯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80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长时期未经移动。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好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二百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在举宋人例子以前，我想先举两个唐代的例子，从这两个例子，人们确可看出，文渊阁本的确有疏漏。如晚唐时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杜牧，其《樊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内府藏本”，文渊阁本的《樊川文集》提要，与《总目》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陈允吉点校本，其卷次也与《总目》同，所据为《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可见自宋流传以来各本均大致相同。但现在印出的文渊阁本，《樊川文集》却只有十七卷，外集、别集也没有，杜牧的诗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前面说过，《四库全书》在乾隆时曾复查过两次，而文渊阁本这两个明显的缺失却未经查出。又如，中晚唐诗人许浑，《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诗集《丁卯集》，为正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注谓“江苏巡抚采进本”。文津阁本所收与《总目》同（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附录一，热河总管世纲等所奏文津阁本书目）。但文渊阁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补遗一卷。与此类似的，《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诗文评类著录有唐司空图《诗品》一卷，但文渊阁本无此书。现经查核，文津阁本也无，这种编纂疏失也值得研究。 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文溯阁本当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后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