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江苏人，1927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建设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代表作品： 《金色的鱼钩》，《老山界》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同年秋调团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他写的文章《金色的鱼钩》被选进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六单元“英雄”第二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编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3课。《老山界》编入上海版七年级上册第十九课。 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 陆定一地进行斗争。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1928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 文革:批斗陆定一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28岁，在北师大版3年级下册数学书有介绍。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2年4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 陆定一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 陆定一故居候补委员。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8年倡导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老前辈，是我们河南信阳息县小茴店人
李而亮，男，1955年9月出生，籍贯广西。1983年7月至1988年2月，人民日报社群工部编辑。1988年2月至1995年5月，人民日报河南记者站记者、副站长。1995年6月至1998年5月，西藏日报副总编辑。1998年5月至2001年8月，西藏日报总编辑、党委副书记。2001年8月至今，人民日报社市场报总编辑、党总支书记。2004年12月接替李学谦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电话就难搞了
社长是行政总管，官最大，掌管财务、人事，具有全面最大权限。总编是业务长官，对具体编辑事项具有全权支配，在被社长下课前。
1923年10月20日，几个年轻人聚集在上海南市一条小里弄的一幢老房子里，一本薄薄的小杂志在他们手里散发出油墨的清香。在这几个激动的年轻人中，就有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恽代英，那一年他28岁，已是老资格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主编，恽代英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刚刚创刊的《中国青年》。这是直至今天已出版了一千多期的《中国青年》的源头。 《中国青年》一开始就有它的红色背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的战斗色彩几乎是一种天然。它最强烈的鼓动是对祖国的拯救，因此它对自己使命的阐述格外明确而主动：“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对另一位传奇英雄萧楚女的怀念中找到佐证。萧楚女与他的朋友恽代英曾一同在《中国青年》最初的日子里共同战斗，成为辉映在《中国青年》上的灿烂双星。他文如刀剑，为《中国青年》这本杂志留下了鲜明的印痕。“不要装聋，不要躲闪。”“硬刀硬枪，摆事实，讲道理，才是角色。”“进攻，进攻，不断进攻！”萧楚女的激烈壮怀，可以说正是《中国青年》的真实色彩。 《中国青年》创刊时期对革命的号召源自这些革命者的本能，《中国青年》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职业编辑，他们的身份其实都是职业的革命家，而且异常年轻。在《中国青年》早期的创办者中，林育南、邓中夏、李求实及张太雷，也都早已是“身经百战”的青年英杰，他们在进入《中国青年》之后，他们同样注定一般走上了一条牺牲之路。萧楚女在病中被敌人拖赴刑场时才34岁，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个青年一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集体屠杀。鲁迅在龙华惨案发生后，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看一看这些抛头洒血的青年志士，发刊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是何等风骨，根本不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说明。 《中国青年》发起于革命初期，随着革命浪潮的起伏时而公开发行，时而秘密传递。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它以惊世骇俗好战斗的激情度过了四年的创业历程，真可谓极一时之盛。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青年》终于沉寂。它起于黑暗，沉静于黑暗，但它在黑暗中留下了一道电光，这便是一颗终要燃烧起来的种子。
叶至善叶至善(1918年2月24日-2006年3月4日)，享年88岁，江苏苏州人。曾任开明书店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中学生》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副主席，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二届副理事长，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副主席。 搜狗百科生于：1918年2月24日逝世于：2006年3月4日星座：双鱼座父亲：叶圣陶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已有近60年的辉煌历程，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开创者之一。该社至今已出版了10000多种图书和杂志，累计发行量达数亿册，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中青社曾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评为“良好出版社”，2006年又被评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八大出版社”之一总社现有6家图书分社、10家杂志社、5家传媒公司，著名的《中国青年》杂志和每月发行量达300万册的《青年文摘》杂志也是其重要的出版品牌2007年中青总社又在英国伦敦注册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伦敦分社/CYPIPRESS），正式进入国际出版传媒市场。中青雄狮数码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为了适应中国出版传媒业的改革，更好地参与国内外出版传媒业的竞争而创办的新型传媒公司，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张景岩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中青雄狮整合了中国青年电子出版社和中青新世纪图书中心的团队资源、出版资源和渠道资源，主要承担中国青年出版总社艺术出版、IT出版、幼教出版、电子出版和国际出版的策划、编辑及市场营销业务目前设有艺术图书编辑部、IT图书编辑部、摄影图书编辑部、《数码设计》杂志社、中青伦敦分社北京编辑制作中心及市场营销部等6个业务部门，正在筹建摄影杂志社、影视制作部和网络出版部，共有编辑、制作和市场营销人员100余人，50%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或高级职称2007年与日本学习研究社签署协议，正式成立中青学研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日本学习研究社在摄影出版与幼儿教育出版领域展开合作，2008年将引进包括日本发行量第一位的CAPA摄影杂志在内的多本杂志和数十种图书2007年出版书刊300余种，出版码洋超过亿元，其作者团队、营销网络遍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青艺术设计图书”、“中青IT图书”的市场份额目前已分别位居中国第一名和第五名，有近百个版权销往海外，已成为著名的专业出版品牌。中青雄狮力争抓住中国出版传媒业改革开放的宝贵机遇，逐步整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相关资源，加快向综合性出版传媒公司发展的步伐，将在5年内成长为一个以图书、期刊、网络出版为主，兼顾影视策划制作的著名出版传媒公司。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任社长杨述，总编辑李庚，历届其他社领导有刘导生、朱语今、边春光、王炽昌、蔡云、阙道隆、顾均正、张宇、刘文致、贾祖璋、王文琪、邓从理、方铁、王幼于、王伯祥、丁立准、王业康、林君雄、王维玲、黄伯诚、张景岩、陈浩增、程绍沛、郑一奇等。现任社长续文利，总编辑胡守文。现任其他社领导有：王文起（已退）、王修文（已退）、高江波（已退）、韩亚君、王跃春、成晓明、王林、袁晓华、李师东、王瑞、潘平（已调离）。中国青年出版社现有职工173人（不含离、退休人员），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13人，具有副高职称的40人。有社科、文教、文学、科普、音像电子5个编辑出版中心以及文化艺术开发部、实业开发部、综合期刊社等，还有出版、发行以及4个业务或行政管理部门。
贾祖璋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福建省科协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 贾祖璋先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早在30年代，他就已是我国科学小品的开拓者之一，60多年笔耕不止。他的作品以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生动活泼地传播以生物学为主的科学知识，实现科学与文学的联姻。他的科普作品对普及科学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以绚丽多彩的自然界为描述对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融为一体。用生动的独具风格的科学小品体裁，向读者描绘了奇妙的生物世界中的种种珍闻趣事。 贾祖璋在清王朝度过了少年时代，目睹并体验了老百姓的种种苦难，深感民智未开、国家落后，皆因政治腐败、科学不昌明所致。因此，自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22岁起开始科普创作，28岁出版第一本科普读物。从1931年《鸟与文学》问世到临终前出版的《花与文学》为止，贾祖璋先生60年间一共创作、翻译近300万字作品。他的作品总是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许多篇章成为范文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没研读过贾祖璋的作品的。他的《劳动创造了人》是建国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读书籍之一。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均被选入高中和初中课本。 1934年《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贾祖璋与周建人、顾正均等人，就为这个栏目撰稿。同时，为开明书店编写了多种动植物学课本，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也就是从此他走上了从事科普创作、编辑、翻译的艰辛道路。 他平生的著作出版了《鸟类研究》、《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生命的韧性》、《生物学碎锦》、《花与文学》、《贾祖璋科普创作选集》、《贾祖璋科普文选》等等科学小品集和科普读物26种,还编著过《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等中小学教材,其中他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被选入六年级课本。他奋斗一生，向人民奉献了大量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科普作品。同时，贾祖璋又是著名的出版家，曾编了10种自然、动物、植物、生物、博物方面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几代学子从中受到启蒙教育。他从1936年开始期刊编辑工作，其中著名的期刊有《中学生》、《进步青年》、《旅行家》、《农村青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学科学》等，这也是他献身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实践是贾祖璋写作的基础和源泉。贾祖璋写的科学小品，以花鸟鱼虫为描述对象，以他独到、深入的观察，细腻、精确的笔触，朴实、简练的语言，勾勒出瑰丽多彩、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贾祖璋毕生还酷爱书籍，他读书、编书、著书，终身与书为伍。他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余暇，就孜孜不倦，手不释卷地阅读有关生物、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中汲取营养，积累知识，拓展思路，发掘和充实写作的素材。 他的许多作品，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倡导科学、破除伪科学和迷信邪说等诸多方面。在《金鱼》、《萤火虫》中批判“蚕子变金鱼”、“腐草化萤”;在《鸟类面面观》里，从分析麻雀的杂食习性与农作物的关系，判别它对人类的利害关系，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求实精神，对于今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等，仍有现实意义和有益的启示。 1931年，贾祖璋先生的《鸟与文学》,它是把鸟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形态、习性、种类等）同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历来的诗词、神话，民间传说等）结合起来，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想用较有趣味的文字来写科学书”的一种“尝试”。当时发表这些文章的《自然界》杂志，辟出一个栏目叫“趣味科学”。并第一次揭出了“科学小品”这一新文体的名称。因此，无论是《鸟与文学》,还是《生物素描》,都是我国“科学小品"这一体裁的早期创作成果。现在看来，贾祖璋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在我国科普创作的历史上的确具有奠基性和首创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千千万万的中学生还可以从课本上读到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这样精美的名篇。他写的《鸟与文学》和《花与文学》，这两本书应该成为我国科学小品创作的双壁。它不但反映了贾老毕生的创作历程，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创作的发展轨迹。 贾祖璋的科普创作写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20年代到40年代，他以旺盛的精力，写下了大量作品。《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写过一些短文。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白丝翎羽丹砂顶》、《一种似蟹非蟹的动物》等;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祖璋虽已耄耋之年；沐浴科学春天的阳光雨露，再度焕发创作青春，写下许多作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得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连同《南州六月荔枝丹》、《蝉》、《兰和兰花》作为范文被选入高初中和中专课本。 十年动乱期间,身处逆境的贾祖璋，此时的心情虽说无奈，但他又不愿意虚度年华、浪费时光。他只身到野外的稻田、菜园、果园，观察植物生长、昆虫活动和鸟类繁衍的动态。同时，还大量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科学和农技书籍，从1970年到1976年的6年间，共写了50本读书笔记。这段时间的实践和阅读，为科学春天到来后的科普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才有了荣获“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文《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等名篇的问世。 当《福建卫生报》刚刚复刊，是一张4开4版的小报。身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的贾老十分关心这张报纸的成长，不仅经常阅读本报，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亲自撰写科普文章。先后在本报科普版发表了“怎样种树”、“从恐龙时代繁衍到现在的蟑螂”、“青年人的生理变化”、“重视心理卫生”、“从感冒说到肺结核”、“病从口入”等十余篇文章，使本报增色不少，编辑人员留下了严谨求实、勤奋耕耘的深刻印象。
李庚（1916-1997）简历 祖籍福建省福州，农历丙辰年（1916）十一月四日出生于北京。原名李赓。笔名：孟凡、梁明、严浩、黄文等。 祖父叔芸，曾被清廷送去法国学海军，归国后未入水师，而在北京及地方作官。曾任云南蒙自的道台，四川的盐务官。父倬，1907年至1911年以官费留学日本习警察专业，在此期间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参与福建光复起义，一度负责福建省警察厅，随后移居北京。 1921年随父返回鼓励，在家塾读书，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书刊，接受进步思想。 1931年到南京，考入南京中学，受进步教师影响，更大量地阅读新书刊，并参与抗议日本占领我东北的爱国学生运动。193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秋，考入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在校组织鲁迅研究会、中日问题研究会等社团，创办《生活文学》杂志。 1935年参与组织领导南京的9学生运动，事后被中央大学勒令转学到金陵大学。继续在南京从事学生运动，并当选南京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工作，在南京、武汉、重庆、桂林等地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被选为救国会全国领导机构的五个常委之一。1941年在桂林创办《青年生活》杂志。 1942年“皖南事变”后被派赴新四军，在苏北开辟敌后根据地。1944年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波及，被诬为“特嫌”，幸入狱半年后得释放，转任教于解放区的多所中学、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1947年随军北撤，至大连任光华书店编辑部主任，创办《学习生活》杂志。 1949年调任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兼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国际联络部副部长。1950年至1957年负责筹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77年在胡耀邦同志过问下摘去右派帽子，1979年得到改正；继续从事出版工作。1983年创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任总编辑。倡议并组织编撰《中国新文艺大系》任副总编篡。1986年中风偏瘫，离任修养，1988年离休，1997年病逝于北京。 1952年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时宜结婚，有女二人，李青、李蓝。 （病死的）
1、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没有政治纲领性文件，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呈现出资本主义倾向。2、《国民公报》 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日出对开2张。名誉社长孙伯兰，社长文实权，编辑徐佛苏、黄与之等。2008/8/18资料补充：1、与林白水交往；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创办了《中国白话报》，1905年3月25日被迫停刊。2、关于林白水的取名缘由，徐佛苏在其《哀诔》是这样写的：“袁项城慕其才，擢授参政，旋又民选为国会议员。先后抒中外政学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储为国华。及国会中折，议友盲驰，少泉羞与为伍，割席扬镳，遂专力于报纸。别号曰白水，窃绎其语义，盖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为二字，借示以身殉报之意也。得毋此号即近来被难之谶兆乎？！办报约及十年，文言毋虑百万。谠言刺语，传诵一时。”3、徐佛苏参与并策划近代史上第一次广州抵制日货运动：时间1908年春，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场外交纠纷。粤商自治会“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为舆论导向，随即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2008年10月21日“蓝衣少年”（FREEPLAMAN）补充资料：添加：徐佛苏生卒年月（1879年－1916年）1、《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杨曰：“吾亦云然。”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2、“严复与徐佛苏书”信函中的注释：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2008年11月19日蓝衣少年补充资料：1、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三十四岁 二月，梁启超迎其父亲莲涧先生至日本。??四月初五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战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双方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立宪与共和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是月，梁启超致函徐佛苏，除重申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同意徐倡议《民报》与《新民丛报》停止争论。??五月，《新民丛报》刊登徐佛苏《劝告停止论意见书》。??七月初九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于次年元月 （1907年2月13日） 起改名“国民宪政会”。梁氏知后，主张用“帝国宪政会”名。2、回忆梁启超为晚清大臣代笔：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陶菊隐的说法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中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中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梁启超年谱的记载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一九〇六年八月（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可知戴鸿慈与梁启超的联系亦相当密切。戴之所以“道谢感德”，必是梁先已帮过大忙。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代拟奏折一事，那确实该算是“大德”。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证明，这两篇奏折的捉刀人正是梁启超。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此稿无题签及目录，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编目时根据内文所用稿纸，拟名为《新民丛报底稿》。全册收文6篇，题目及字数如下（全部整理稿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约六千字）⒉无题目（约两千五百字）⒊《请设财政调查局折》（约两千五百字）⒋《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约一千三百字）⒌《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约五千二百字）⒍《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约三千字）从稿纸情况看，共分四种：第一篇黑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第二至四篇黑格，无口题；第五篇红格，加口题“东亚编译局”；第六篇红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再从各篇的内文情况看，第一篇似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计，单是其中删节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页多。其余各文则无此现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启超具名的信札，这也是图书编目时判定作者为“梁启超[等]”的依据。最后一文原未单独标目，且未完稿。由于二、三、四篇稿纸相同，应为同时之作，且与其他三文合订一册，笔迹亦相近，故可断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那时他正主编《新民丛报》,使用杂志社稿纸也顺理成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篇文稿的撰写时间如何确定，哪些文稿与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奏折有关。固然，就题目而言，第一、三、四篇分别题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均为奏折形式，理应最切题。但其是否即为戴鸿慈与端方在上海急切等候者，仅从稿本内部，尚很难找到确切答案。熊希龄的单独行动陶菊隐提到，熊希龄是到日本找人代拟奏稿的关键人物。熊希龄本为戴鸿慈与端方出访各国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周秋光著《熊希龄传》钩稽了熊希龄随使出洋期间的行踪：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从意大利海岸登舟启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闰四月初五日（5月27日）发电给在俄国考察的戴、端后，随即东渡日本。熊希龄赴日时间大抵在同月十一日（6月2日）之后不久。六月初一（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先行抵沪，而直到六月初五（7月25日），《出使九国日记》中才出现“熊希龄自奉天来”的记述。熊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为奉天计也”，也有“使节谆嘱，未便明言”的隐情（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上瞿协揆书》）。自赴日到回沪，中间约50天，熊希龄正好可以安排在日与梁启超晤面、请其写稿二十余日，并“绕道至辽”、见盛京将军赵尔巽面陈受其委派调查日本开垦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义上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北海道调查垦务，回来后即被赵委任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ì，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杨度与奏稿无涉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2008年11月20日，蓝衣少年辑录补充：〔1〕《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3〕《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4〕《国民公报》 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在学院滇潮文学社担任副社长期间,负责编辑出版<滇潮半月刊>1-9期,2005年10月,被聘为<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特邀编辑,并组织了云南赛区的工作,目前已经取得良好成绩,有近50人获奖,其中有二等奖,三等奖数名2006年5月份,组织了由武汉大学<写作>杂志社和中国写作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写作杯>全国青少年文学艺术作品大赛在院担任书法协会会长,连续组织举办了<动漫书画展>两届并策划出版内部动漫书画册受到了学院领导的好评
今年52岁，是学哲学和艺术史，搞编辑工作已经有二十余年时间，另外有七年新闻记者的经历，二十年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渡过。除了担任出版社社长以外，还有社 会职业，在中国出版界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主席、还有在两个学院做兼职教授，也是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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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省级、国家级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