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可以延伸到文化差异和传承来写。那个时候日本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朝廷制度、经济发展、茶文化……可是现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一个弹丸之国传承的比中国自己都要好些，应该值得国人反思！
诗歌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说他“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周德清《中原音韵》把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剧作见于著录的有十八种，今存八种： 《倩女离魂》、《王粲登楼》、《㑇梅香》、《周公摄政》、《三战吕布》、《智勇定齐》、《伊尹耕莘》、《老君堂》。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此剧据唐人陈玄佑传奇《离魂记》改编而成，写王文举与张倩女原系“指腹为婚”，但张母嫌文举功名未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被迫上京应试，倩女忧念成疾，灵魂离开躯体去追赶王文举，与之相伴多年。王文举中状元后，携倩女魂归至张家，离魂与病卧之身重合为一，遂欢宴成亲。 《离魂记》本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郑光祖巧妙地利用故事原有的情节，从两方面写出旧时代女子在礼教扼制下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倩女的离魂为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也为了防备对方登第后另娶高门，大胆私奔，追赶情人；在受到王文举所谓“有玷风化”的指责时，她以“我本真情”为对抗的理由，坚决不肯回家。离魂代表了妇女们内在的欲望和情感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倩女的身躯辗转病床，苦苦煎熬，寸步难行；当王文举寄信到张家，说要和妻子（即倩女魂）一同回来时，病中的倩女之身并不知内中真情，以为他另有婚娶，不由得悲恸欲绝，这一个倩女形象反映了妇女们在婚姻方面受抑制、受摧残而不能自主的可悲事实。所以，这一剧作不仅情节离奇，而且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了较为深刻的内涵。在根本上，它指出了人的天然情感的不可抑制，正如倩女所唱的“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伸张了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 在艺术描写方面，《倩女离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笔墨细腻但并不感纤巧，文词精美却不显雕琢。第二折写离魂月夜追赶王文举的情景，曲词和宾白水乳交融，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把倩女焦急盼望的心理，慌忙赶路的情形，以及江岸月夜的景色都描绘得十分细致逼真。尤其是写离魂追到江边的几支曲，充满了诗情画意。以其中的《小桃红》为例： 我蓦听得马嘶人语闹喧哗，掩映在垂杨下，唬的我心头丕丕那惊怕。原来是响当当鸣榔板捕鱼虾。我这里顺西风悄悄听沉罢，趁着这厌厌露华，对着这澄澄月下，惊的那呀呀呀寒雁起平沙。 把诗词的意境同剧中人物的心情结合起来，用了活脱语言写出，清丽而流动。第三折写倩女卧病相思，自怜自叹的曲子《普天乐》，柔情婉转，哀怨动人： 想鬼病最关心，似宿酒迷春睡。绕晴雪杨花陌上，趁东风燕子楼西。抛闪杀我年少人，辜负了这韶华日。早是离愁添萦系，更那堪景物狼藉。愁心惊一声鸟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飞。 《倩女离魂》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受到《西厢记》的启发，而又对《牡丹亭》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两大名剧之间，它似乎有一种过渡的作用。 郑光祖的《㑇梅香》是一部模仿《西厢记》的爱情剧，虚构裴度之女裴小蛮与白居易之弟白敏中的恋爱关系，也有个老夫人从中阻碍，又有个婢女樊素传书递简。在戏剧结构方面缺乏创意，人物形象也不够丰满，但有些细节写得颇为生动有趣，曲词也很为人称赏。《王粲登楼》根据王粲《登楼赋》而作，剧情结构不怎么高明，但写王粲登楼时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的曲辞，渗透了元代文人的内心感受，境界高远，情调激越，抒情色彩浓郁，显示了作者很高的文学才华，如其中的一支《普天乐》： 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 郑光祖杂剧在曲词方面显示了不凡的功力。后人论元曲，或因此将他置于关、白、马之上，这虽然不合理，但说明他在元曲中的地位确实是很重要的。 书房一窗阳光，煮了茶，随手抽出一本书，竟是鲁迅先生编辑之《唐宋传奇集》。惭愧，心下暗叫，不知在书架上藏了多久，沾染了一层薄尘。记得是多年前购得，如获珍宝般捧回，翻了几遍，怎地又冷落了它。不禁怀疑自己，莫非我亦是无情人，于书本也偏爱新颜色。 于是轻轻拭去薄尘，慢慢坐下，一页页细细读开—— 唐宋传奇者，笔记神怪、玄奇、侠义、风尘之事，是唐宋人谴笔墨之余兴而作，正合我闲散寻奇的心意。虽是市俗之文，却对后世小说与戏剧有着深远影响。如《西厢记》源自元稹《莺莺传》；《长生殿》源自陈鸿《长恨歌传》；《倩女离魂》源自《离魂记》；或是家喻户晓的“破镜重圆”，“黄粱美梦”，“南柯一梦”；或是那些熟悉的名字：李娃，红拂，霍小玉，飞烟，莺莺。个中悲欢离合令人莞然、恻然、凄然、冷然、决然……更有珠玉之诗词散落其中，讲叙人情世态，论述人生哲理，警世醒世，读来甚是畅快淋漓。我旋读旋记录，作一回精神的享受。 先说神怪故事，我觉最奇妙莫过《古镜记》《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古镜记》讲述一面神奇的宝镜，如何传入人间，随主人一一经历了十余事，或降伏妖精怪异，或治并病救人，或辟江引路，真是缭绕多姿，精彩入胜。“天下宝物，必不久居人间”，果数月后宝镜消失。读毕，不禁浮想翩翩，若我得宝镜，又不知将经历如何非凡神异。 而《南柯太守记》与《枕中记》虽文笔不同，而个中意义无大差别。《南柯太守记》中的淳于棼醉了酒，梦见槐安国国王邀请，一步步做了高官，当南柯郡城太守，娶公主，豪贵之极然后又逐渐衰败，梦回现实，醒来不过一刻光景而已。《枕中记》中的书生在旅店遇到一道人，书生谓“建树功勋，享有名望方是人生快事”，于是道人给他一枕睡下，梦中果然经历了荣华富贵，鼎盛名望。书生醒来，旅店里煮的黄粱米饭尚未熟。两则故事如同寓言，人生不过数载光阴，荣华富贵一如过眼烟云，诸事皆空，恍然如梦。 另有《画琵琶》，一个书生随手画一面琵琶，村民误以为是神灵，纷纷膜拜。书生觉得好笑，又将琵琶擦去，民众生活一切照常。 还有《京都儒生》，一书生为表现大胆，去传说中闹鬼的房子呆了一晚，黑暗中误将驴子、飞鸟当作鬼怪，举着剑乱砍一气。天亮众人来瞧，都哈哈大笑。这二则故事我也喜欢，皆是“本来无一物，偏作心中想”，许多心魔都是人的疑心所作，无由臆想。 最爱读便是风尘情义之事。其中既有薄幸，无情，痴心，仇怨，亦有慷慨，有情、重义，美满。 先说风尘女子的情痴。《霍小玉传》中幽艳绝伦的霍小玉，跟门第清高华贵的李益相好。叫我感动的是，小玉自知难与李益匹配，流泪道：“妾今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距你三十而娶还有八年。我愿一生欢爱，都尽享完，然后你去与名门望族结秦晋之好，我当抛弃人世，也算满足了。”难得一介娼女，如此情真意恳！ 然李益虽发誓厚待小玉，却最终负心忘义，叫她空等空欢喜一场。小玉含恨死后，化作厉鬼，扰乱李益生活。恻然一叹，史上男子如何薄幸无情，女子如何痴情命苦。 古事阅的多了，发现尤其书生最是薄幸不可担待。读元稹之《莺莺传》，由喜到悲，凄婉动人的描写了莺莺与张生相见、相悦、相欢，而以张生的“始乱终弃”作结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可怜莺莺，赠张生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大胆红娘牵线促成好事，张生最后却违背誓言，情意断绝。一年后，莺莺嫁与他人，张生亦娶妻。莺莺诗赠张生曰：“弃我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情，怜取眼前人”。字字恳切，莺莺何等幽婉深情，张生却对旁人道：当初是与她淫乱，不过我现在已改正了。 读至此不由一怒，薄幸人嘴脸，竟堂而皇之，将自己的始乱终弃美化成亡羊补牢，实在可恨可鄙！ 后王实甫作《西厢记》，结局是大欢喜，总算舒了口气，觉得张生顺眼了，又为机智的红娘拍手称赞。 更爱风尘间有重情识意的奇女子，慷慨勇义，操情高尚。如白行简作《李娃传》，写荥阳生赴京应试，与名妓李娃相恋，资财耗尽后，被鸨母设计逐出，流浪街头，后沦为乞丐，风雪之时为李娃所救，二人同居。在李娃的护理和勉励下，荥阳生身体恢复，发愤读书，终于登第为官，李娃道：“我愿回去侍奉姥姥，您也该门当户对，选择良缘，我从此离开你吧。”荥阳生与父感动不已，遂婚允李娃。此事传闻至皇帝，深感李娃品德，封为汧国夫人。 读完甚是畅快愉悦，李娃身贱心高，品行高洁，荥阳生也知恩感德，不离不弃，最终欢喜美满，名留书章。 最令人悲恻扼腕，击节长叹，只绝代佳人李师师了。读《李师师传》，她初见微服私访的宋徽宗时，只冰冷地不理，自顾取琴来，奏了一曲《平沙落雁》。谁想这位帝王是个文艺天才，精通音律，竟于琴声中听觉她卓而不群的情操。一帝一姬渐成知交，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徜徉在艺术的浪漫中。后金兵攻破汴梁，金将军素闻师师艳名，将她抓来。师师愤怒斥责：“我本娼女，受皇上恩爱，如今山河破毁，只求一死！” 便从头上拔下金簪刺进咽喉，没有刺死，又把金簪折断吞下去，才气绝而亡。囚在五国城里的徽宗听闻师师死难，老泪纵横。都说商女不知亡国恨，此话出自男子之口，不可一概而论。 试想，孱弱的宋朝，连皇帝太后都要向金人俯首，一介娼家弱女，却视死如归，宁死不失大节，怎能不叫后人赞赏称道，并作传奇纪念呢！ 先前读了太多伤痛之事，我倒是满心喜欢李朝威的《柳毅传》，写人神相恋故事而“风华悲壮”（汤显祖评语），别具特色。其中男主角柳毅的形象最为丰满，性格豪侠刚烈，当他于泾阳邂逅远嫁异地、被逼牧羊的洞庭龙女，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顿时“气血俱动”，毅然为之千里传书。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威令柳毅娶她时，柳毅昂然不屈，严辞拒绝。其自尊自重的凛然正气，赢得了龙王的敬佩，并在几经曲折后，最终与龙女成婚。这里的柳毅，勇敢，重义，自尊，正直，是最美好的男子形象；龙女，美丽，善良，诚实，守义，是最美好的女子形象。他们不怕苦难，意志坚定，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相比之下，莺莺、小玉显得过于懦弱无力，张生、李益更是自私无情。于是越发喜爱着柳毅和龙女，念念不忘。 《传奇》中还有报恩主人的奇女子红线，机智多谋，多次救主人于危难之际； 因爱生病，病中离魂，与爱人相好的倩娘，终以二人真挚之爱感动家长，成全了美满姻缘； 慧眼识英雄的红拂； 武夫之妾步飞烟，因与书生偷情被发觉，武夫怒极鞭笞，她只紧咬牙不说，保全书生的清誉，被活活打死； 无双与王仙客历尽磨难终成眷属； 谢小娥隐姓埋名为父兄报仇……一番番热闹场面中，窥见人生之悲欢离合，美满缺憾，爱恨情筹仇，生死交错。 读完一番《唐宋传奇集》，如突开了冷眼般地清醒宁静，浮生过往匆匆，无论或平淡无奇，或曲折跌荡，或如日中天，或偃旗息鼓，总应怀着一颗平常心，从容宽大地看待人事，于热闹中保持一份警醒，于清冷中存留一份热心。我想，这或许是前人智者致力于编辑诸多警世故事的用心吧。
太多了，网上搜吧。。。。。
刘邦是汉朝的
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可以延伸到文化差异和传承来写。那个时候日本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朝廷制度、经济发展、茶文化……可是现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一个弹丸之国传承的比中国自己都要好些，应该值得国人反思！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唐代文学可以说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从历史纵向来讲，诗歌、小说、词作或者在此时达到鼎盛，或者出现转折，或是出现萌芽；从横向来看，唐代文学之间的各种题材互相影响。文艺理论等方面也有较大发展，比如司空图的《诗品》，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白居易的新乐府，韩、柳的古文运动。个人觉得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会要求的过于严格，而且选题过大的话也掌握不住分寸。不如专选一个点来进行重点分析。最好不要写李白、杜甫是个风格之类的，这样的论文实在难以掌握，不如另辟蹊径，从一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着手。
可以写黄庭坚的宋诗啊，那也挺有意思，按照我们老师的说法大家写的多了是吧，那可以写他们的兄弟姐妹啊，写对他的影响啊继承啊或者比较之类的，实在不行还是找导师吧，刚写完课程论文的路过＝＝
建议可以写一下北宋的隐士林浦，不过网上关于他的资料还蛮少的啦。很喜欢他诗中的意境，“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不知道是否合你的意啦
唐代文学可以说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从历史纵向来讲，诗歌、小说、词作或者在此时达到鼎盛，或者出现转折，或是出现萌芽；从横向来看，唐代文学之间的各种题材互相影响。文艺理论等方面也有较大发展，比如司空图的《诗品》，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白居易的新乐府，韩、柳的古文运动。个人觉得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会要求的过于严格，而且选题过大的话也掌握不住分寸。不如专选一个点来进行重点分析。最好不要写李白、杜甫是个风格之类的，这样的论文实在难以掌握，不如另辟蹊径，从一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着手。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感想、根据现代社会比较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